南海Ⅰ號模擬複員圖。南都林軍明繪。
這是一隻典型的“福船”：它高大如城，底尖如刃，船身寬扁。晴空麗日，海風鹹澀，它滿載一船華美的貨物，從中國的南方港口泉州港出發，駛往東南亞或西亞沿海諸國進行遠洋商貿。船員們歡欣鼓舞，憧憬著具有異域風情的海灣和市鎮，隨船的商賈則盤算著滿船佳器能帶來幾多豐厚的利好。
這條船沒有按照南宋海關的規定直接駛往外海，而是繞道走了近海的航線。出發不久，因為觸礁、因為海上變幻莫測的氣象、或者因為某種今天不可知的原因，船身傾覆。這條船在黢黑幽靜的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它所攜帶的外銷貨品、生活用具、各色儲備乃至雞羊禽畜，所有一切皆成為時間膠囊中封存的寶藏。
直到1987年8月，它被中國交通部廣州救撈局與英國海洋探測打撈公司在廣東陽江市以南20海裡左右的南海川山群島附近意外發現。經歷幾個世紀的滄桑，它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南海Ⅰ號”。
如今，對“南海Ⅰ號”的打撈和考古發掘工作已持續逾30年。從2001年對古沉船進行首次水下調查，2003年規劃、立項“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建設項目，2007年將“南海Ⅰ號”整體打撈並移入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的水晶宮，再到2014年迄今對沉船進行的考古發掘保護，籠罩在“南海Ⅰ號”身上的歷史迷霧正逐步散去。
8月6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新進展工作會。會上，南都記者獲知，2014至2019年，“南海Ⅰ號”船貨清理取得階段性成果。沉船中共出土18萬餘件文物精品，展現了我國宋代繁盛的海外貿易體系，對研究我國乃至整個東亞、東南亞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運史、貿易史等有著重要意義。
爭論：水下發掘還是空氣中發掘？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技術總監、“南海Ⅰ號”考古隊領隊孫鍵。
孫鍵是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技術總監、“南海Ⅰ號”考古隊領隊。在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新進展工作會的第二天，他又風馳電掣趕回了廣東。“我的部門在北京，家在北京，但我一年有八個月在‘南海Ⅰ號’的考古發掘現場。”孫鍵告訴南都記者。
因為廣東氣象燠熱，發掘工作隻宜在每年的2月至5月、10月至次年2月之間進行。一方面必須嚴謹細致，另一方面又因氣候的原因必須爭分奪秒。
為了保證沉船及船上的有機物和其他生物不受到環境劇烈變化帶來的影響，“南海Ⅰ號”實施考古發掘的第一步，是向水晶宮整體注水。
注水之後，面臨著如何發掘的問題。據孫鍵介紹，關於“南海Ⅰ號”的考古發掘有過兩次大的爭論。一次是剛發現古沉船時，業界對“南海Ⅰ號”實施水下發掘還是整體打撈展開過激烈討論。經打撈專家、工程專家、交通部的專家以及海洋施工人員反覆論證，整體打撈方案勝出，“南海Ⅰ號”沉船的完整信息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
南海Ⅰ號由沉箱整體打撈。
第二次爭論則是“南海Ⅰ號”隨著整個沉箱移入水晶宮之後。當初建設水晶宮的初衷，是為了將“南海Ⅰ號”的考古發掘工作全程向公眾開放，讓公眾目睹考古人員在水下作業。孫鍵指出，水晶宮的想法雖然很妙，但有失誤的地方。“因為靜水環境裡，一旦泥沙攪起來，不僅觀眾看不到水下田野工作，就連潛水的工作人員也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這一次，在水下發掘和空氣中發掘的爭論中，考古隊最終確定了空氣中發掘的方案。具體方式是逐步降低水位，工作人員得以在空氣中田野作業。“但水晶宮始終是注水的，只是發掘面比水面略高一些。”如此，既能實現精細化發掘，又能通過環境控制，利用水位減少沉箱內溫度的變化。
提到此次考古發掘的難點，孫鍵告訴南都記者，由於“南海Ⅰ號”在海洋中沉沒了幾百年，此後又經歷調查、搬運等諸多環境改變，在發掘中的土方包含有大量遺留物與歷史信息。五年的工作當中，考古隊處理了幾千噸土方，所有掘出的土方都需經過篩選處理，再運送到填埋區掩埋。
此外，由於船體空間狹小，所載文物極端密集，也給考古發掘工作增添了難度。“人都沒有站的地方，全是文物。”孫鍵苦笑道。
“船上的貨物是一層層摞起來的，最高的有十幾層。一開始用踏板吊下去，但這種方法效率太低，實際上不可行。最後用海綿墊進去，一點一點來。”
與“盜寶”不同，考古發掘不僅要將文物從原始環境中取出，還需要對其做測量和定位，記錄文物在遺址的空間位置、三維坐標。“原來是拿皮尺測量、手寫記錄。現在我們可以用三維雷射攝影、精準測量、同時進行數據管理。沉船打撈上來以後，我們希望不僅把東西拿出來，另外一個要做的工作是現場的及時保護。客觀上我們要做到可回溯性。”
在船艙裡碼放貨物有先後順序，通過精確定位，每個瓶瓶罐罐“怎麽包裝、怎麽運載、怎麽放置，都可以還原。哪些貨物先上，哪些貨物後上，是從哪個港口，怎麽上的，包括哪些先銷售，哪些後銷售，都可以從之判斷出來。”孫鍵向南都記者表示。
挖掘現場。
現場：精細，連一根南宋人的頭髮絲也能找到
五年來，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考古所所長薑波多次去到“南海Ⅰ號”考古發掘現場，在他眼裡，“南海Ⅰ號”的考古發掘“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運作”。
“有田野發掘，有數字化的掃描與記錄，有海洋工程方面的人員做相關的配套性工作，另外還有實驗室的文物修複在現場進行。有一個很特別之處是，博物館的觀眾可以目睹整個發掘的過程和文物保護的過程。對觀眾而言，會有很強烈的震撼的觀感。很多人都想親眼看看考古是怎麽乾的。”薑波告訴南都記者。
據他介紹，發掘工作的現場匯聚了各個學科的專家和工作人員。“在室內發掘階段，參與的一部分人是考古學家，負責船體的發掘、文物的清理、提取，一部分人是文物保護專家，因為海洋出水文物要進行脫鹽、脫水、脫硫的處理。他們在發掘現場直接讓文物進入實驗室保護處理的過程。還有類似於海洋工程技術人員，當然還有很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技工，他們需要做大量細致的現場文物清理工作。”
一個難點在於木船船體本身。“因為隨著水分散失，木船可能會變形，可能會損壞。怎麽樣把它清理乾淨，又完整地保留下來，足夠支撐以後的研究，這裡面有很大的學問。木質船體的發掘和保護，對各國水下考古隊來說都是一個難題。”
雖然發掘工作用了五年，薑波認為，這個進度不算緩慢。他告訴南都記者：“考古工作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原則上要以無比精細的工作去提取最豐富的歷史信息。此次的發掘相對比較細致，所有的泥都是篩洗過的。比如在發掘的時候，甚至在一個罐子裡找到一根南宋人的頭髮絲。”
文物：17萬餘件瓷器、130余噸鐵器
南海Ⅰ號所載精美瓷器。
經過五年的發掘，“南海Ⅰ號”出水的文物數量是令人驚歎的。“這條船是個滿載的商船。出水的登記在冊的相對完整的文物超過了18萬件，還有大量的碎片文物沒有統計在內。”薑波告訴南都記者。
據悉，“南海Ⅰ號”上的文物主要有三個類型：一為船貨，二為船上的生活物資，三為船客個人攜帶的物品。它們涵蓋瓷器、鐵器、銅器、漆器、金銀器、玉石器以及朱砂水銀、動植物殘骸等多種門類。其中，瓷器的數量最豐，達到了173545件。同時還有金器189件、銀器198件、銅器196件、鐵器13件、鉛錫金屬器60件、竹木漆器99件、玉石玻璃器26件、材質不明器物274件。
瓷器的數量蔚為大觀，大約可以推斷，這是南宋的一艘以海外陶瓷交易為主要目的的商船。這些瓷器產自於江西景德鎮，福建的德化窯和磁灶窯，以及浙江的龍泉窯。
“沉沒的過程中，從水面沉到水下幾十米，瓷器會發生碰撞，環境也有劇烈的變化，所以其實瓷器的大部分有破損。但從考古的角度我們認為它們都是完整的。”孫鍵說。
南海Ⅰ號出水德化窯的青白釉印牡丹紋六棱帶蓋執壺。
南都記者發現，在“南海Ⅰ號”出水的陶瓷中，有品相上好的青釉內出筋菊瓣紋花口碟、青釉內出筋菊瓣紋盤、青釉刻畫花卉紋碗等，釉色樸實醇厚又不失靈動秀美，是南宋龍泉青瓷的佳作。青白釉印纏枝花卉紋折沿芒口盤，釉色濃鬱、印花繁複，代表了南宋景德鎮青白瓷的極高水準。福建晉江市的磁灶窯是宋元時期華南沿海一處重要的外銷產地，此次出水的綠釉印花卉紋折沿菱口碟，器身內外遍施綠釉，繪纏枝葡萄紋，光豔耀眼，具異域風味。
“這條沉船完完整整地把泉州港瓷器集散的情況展現在我們眼前。”薑波告訴南都記者。以德化窯執壺為例，薑波說，“市場的需求決定了產品的設計，也決定了產品的燒造。從這方面，你就能看到東西方海洋世界的互動，超出我們現代人的想象。”
“南海Ⅰ號”上還載有大量的鐵器，總重量達到130噸之巨。貨船上裝載大量鐵器出口，與歷史文獻的記載相悖，成為“南海Ⅰ號”給考古研究人員留下的另一個不解之謎。
物資：羊86件、雞46件、鵝40件，豬9件……
“南海Ⅰ號”長30余米，寬10余米，這種體量的福船，通常可搭載乘客一二百人，行至東南亞或西亞，航程大約四五十天。為了確保航行中的營養供應，航船上會配備充足的生活物資，包括一些可隨時宰殺以供飲食的禽畜類。動植物遺骸的出水，讓我們直觀地了解到南宋遠洋貿易航船上船員及乘客的身份、習慣及日常生活。
考古人員發現，“南海I號”沉船攜帶的家養動物中以羊的數量最多，為86件，又以綿羊數量較多，次之為家雞46件和家鵝40件，豬的數量相對較少，僅有9件。
為何羊的數量為最多？孫鍵向南都記者解釋，一方面，宋人以吃羊為尚；另一方面，有可能船上的乘客有特定的信仰。
“南海Ⅰ號”上也發掘出部分人體遺骸，包括人的下頷骨、肋骨、鎖骨等。孫鍵告訴南都記者，在考古領域有明確公約，對人體遺骸需持一種很敬畏和慎重的態度。因為船舶下沉時的衝撞、潮汐影響、魚類擾動，人體遺骸很少能在水下完成保存。目前已有人類學家對已發掘出的人骨進行DNA檢測。
“南海Ⅰ號”出土的植物種子。
同時，“南海Ⅰ號”出水的植物大部分生長於熱帶或亞熱帶，以核果類和堅果類為多。醃製成話梅的梅子，被當成乾果食用的橄欖和檳榔，都是為遠洋航海特意選備。此外還有荔枝、胡椒、石粟、滇刺栆、南酸棗、銀杏、冬瓜、水稻、花椒、松子、葡萄等等。更有意思的是，考古隊員還從“南海Ⅰ號”中發掘出一罐鹹鴨蛋。有工作人員分析，它並非用來在航海中食用，而是作為貨物的一種，這證明了南宋的遠洋貿易有著此前為人們忽略的豐富層次。
“南海Ⅰ號”出水的金銀器，大部分是乘客隨身攜帶的飾品或物件。它們當中的二龍戲珠金鐲、金花卉紋鐲、金纏釧、金瓔珞、金戒指……歷經千年依然光華璀璨。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飾品都是異域風格的，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孫鍵說。他認為，從這個方面看，“南海Ⅰ號”應該是搭乘了來自不同地域的船客。
疑點：偏離常規航線、大量出口鐵器、沉沒原因不明
現場考察。
隨著艙內貨物全部清點完畢，“南海Ⅰ號”逐步向人們露出真顏。它是一條福船，從船上裝載的貨物及其產地來看，考古人員認為它最有可能發自泉州港。船上為乘客備下大量活羊及雞鵝等禽類，較少吃豬肉。從乘客隨身佩戴的飾物推測，他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度，其中的一些人十分富有。
但仍有讓人疑惑的謎團。比如，沉船地點。“南海Ⅰ號”的沉沒地點顯示它偏離了商船常規的行經航線。“中國古代尤其在宋代某些特定的階段，不同的港口對應不同的外銷路線。比如溫州港、板橋港對應的是東北大航線，去往日本、朝鮮等地。而泉州港、廣州港對著西南方向，也就是東南亞、西亞。”孫鍵說。
他告訴南都記者，在宋代海外貿易制度裡，如果商船從某個港口出航，去做海外貿易，就不能夠再去其他的沿海城市。“它有一種檢控制度，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海關。船裝滿貨物以後，官員會跟著上船，船會一直開到外海，比如一直去到東南亞。也就是說，你不能在天津上船，中間再跑到煙台、上海。而這條船的沉沒位置背離了傳統的主航道。我個人傾向於它有可能到過廣州，但為什麽能到廣州？這是有待研究的。”
在“南海Ⅰ號”剛剛發現不久的時候，也有學者專家推測其始發港為廣州港。但是孫鍵說：“這條船的貨物上，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明確產自廣東的器物。去廣州港有可能是上客人，或者是下客人，或者是出於別的目的。從宋代的航海貿易管理制度上，我們可以去進一步探討。”
另一個非常新穎的方面，是船上鐵器的大量輸出。在宋代，瓷器和絲綢開始大量外銷，但金屬製品在海外貿易中受到嚴格限制。
“宋代的時候中國開始大量地使用化石燃料，也就是用煤做燃料。解決了燃料問題，金屬加工業的冶鐵產量提高得非常快。這樣，就可以提供半成品的鐵條，其他地區購買了以後加工成刀、矛、犁等。但宋代的鐵器是明文規定不可以出口的。不光是對南方，對北方少數民族尤其不可以出口。中國對鐵的管制一直到明代都是非常嚴格的。”孫鍵告訴南都記者。
然而“南海Ⅰ號”上卻裝載了多於130噸鐵器的成品和半成品。是非法貿易嗎？孫鍵不這麽認為。這麽大體量的鋼鐵，況且船上還有官員隨行，不大可能出現“走私”行為。“南海Ⅰ號”出水文物作為歷史的實證，將對相關文獻作出重要的補充和修改。
而各界關注的“南海Ⅰ號”沉沒的原因，至今依然無定論。孫鍵透露，“南海Ⅰ號”上13個“水密隔艙”都裝滿貨物。此外，船尾兩個對稱的較小的尾尖艙，原本不應載貨的，也裝載了一定數量的貨物。此前有人推測，“南海Ⅰ號”沉沒是因超載。
孫鍵表示，目前這個階段下定論還太早。“考古工作要有依據。不能簡單地因為裝的貨物多就說超載了。現在船貨我們已經清完了，但船體本身的發掘還有一年。它的沉沒有可能是因為超載，有可能是觸礁，也有可能是因為惡劣氣象而傾覆，甚至有可能得不出明確的結論。現在說沉沒的原因，只能做推論，我認為不嚴謹。”
寶藏：無與倫比的水下考古發現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亙古綿長。根據廣東省社科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學者李慶新在《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中的介紹，早在戰國時期，中國與日本民間已有海上交通貿易聯繫。漢武帝時，南海海上交通開辟，從東南沿海出發，循中南半島沿海，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灣地區，與陸上絲綢之路殊途同歸。在唐代，從廣州出發的商船，途經90余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可達阿曼灣、亞丁灣和東非海岸。至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進入了鼎盛階段。陶瓷成為最主要的外銷產品，寶劍、馬鞍、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薑等亦在出口貨品之列。
“南海Ⅰ號”出土的金飾品。
南宋時期，從泉州港、廣州港出發的商船，向南可達泰國、印度尼西亞，過馬六甲海峽，向西可至孟加拉、斯裡蘭卡、印度、巴基斯坦，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直抵土耳其，或西行遠至埃及、索馬裡、肯亞。它們中的一個或幾個，是800多年前“南海Ⅰ號”起航時的目的地。
因為毗鄰南宋首都臨安，泉州港在此時期帆檣林立、貿易繁盛，有“富洲”之稱。“南海Ⅰ號”只是從泉州港發往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眾多載貨船舶之一，從它身上，卻可窺見古代中國海洋貿易鼎盛時期的一片旖旎的掠影。
“泉州去年已經申遺了，沒有成功。大概明年還會申遺。就南海一號來說，我們把它叫做海上絲綢之路的關聯點，也即一個實證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一條完整的800年前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船，裝滿貨物出去，這條船上有來自各個地區的人，從事海外貿易。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記載其他的都是文獻，這是一個真正的實證。”孫鍵說。
“南海Ⅰ號的價值是很獨特的。”薑波也告訴南都記者。“它見證了中國水下考古學30多年的發展歷程。對於世界水下考古而言，它是一個經典的案例。以前我們在水下做考古發掘，難度是很大的，損失的考古信息也很多。但這一次，我們實現了全世界水下考古人的願望，把一條船完整地挪到博物館裡做精細化發掘，獲得比以前更豐富的考古信息。沉箱整體打撈，也開創了一個水下考古的新紀元。”
【訪談】
南都專訪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
宋人揚帆四海， 推動海上絲綢之路走向鼎盛
南都：“南海I號”的始發港最大可能為泉州港。在南宋時期，泉州港在整個海上絲綢之路上佔據怎樣的地位？它是一個比廣州港更繁華的港口嗎？
李慶新：廣州是漢唐以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東方大港，北宋時期廣州在全國外貿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宋人朱彧說，兩浙、福建、廣南東路三市舶，“唯廣最盛”。南宋前期廣州仍是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之一，史書記載“寶貨錢物浩瀚”，“收課倍於他路”，有“天子南庫”之稱。廣州“番坊”有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諸國商客居留。南宋末年，受經濟衰退、戰爭等因素影響，廣州貿易不振，原居廣州的西域人後裔蒲開宗移居泉州。元朝中期廣州貿易得到恢復。大德年間廣州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來到廣州，稱廣州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數量極其龐大，“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一個城的船舶多。”
泉州是唐後期新興的貿易港口，然而直到北宋元祐二年(1087)才在泉州設福建路市舶司。泉州置市舶司後，貿易不斷增長。南宋時期遷都臨安(今杭州)，福建臨近都城，大批宗室貴族進入泉州，他們是商業貿易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增加了地區消費需求與消費能力，對泉州貿易有刺激作用。泉州經濟迅速發展，號稱“富州”。泉州在宋元之際沒有受到戰爭破壞，成為元朝最著名的港口。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uteh)來泉州，看到港內有大艟克船約百艘，小船無數；他認為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在南宋，廣州、泉州與明州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南海I號”沉船有可能來自泉州，但反映了南宋前期海外貿易的境況。
南都：目前可知的“南海I號”出水的文物中，有哪些您覺得特別有研究價值？
李慶新：“南海I號”沉船發現器物最多為瓷器，來自宋代江西、浙江、福建的窯場，一些瓷器式樣、造型及風格都與國內同類物品風格迥異，顯然是為國外客戶專門製作的，說明這些中國瓷器在海外有廣闊市場銷路，顯示實用性商品在宋代海外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而陶瓷生產與對外貿易接軌並產生互動，出現專門為海外市場生產的“外銷瓷”，並形成面向海外市場的生產、銷售方式，外銷瓷產地與貿易港口之間也形成共同繁榮局面。唐代外銷瓷產地分布在華北平原及東南沿海，而南海I號發現的外銷瓷來自東南沿海，這與唐宋時期政權更替、國家版圖變遷有直接關係。
南海Ⅰ號沉船發現數量巨大的中國歷代銅錢、銀錠、金箔，古代錢幣年代最早為新莽貨泉(8-23年)，最晚為南宋乾道元寶(1165年)，證明此船沉沒不早於南宋孝宗乾道元年。這些發現一方面說明中國錢幣在東南亞、印度洋一些國家和地區成為國際通用貨幣，廣泛流通；另一方面說明宋代長期實施“錢禁”效果不好，無法禁絕銅錢外流，對研究宋代經濟史、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史、東南亞貨幣史等有重要價值。
一艘船就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南海一號沉船發現人骨、動物骨頭、水果殘核、朱砂、罐裝鹹鴨蛋、亮麗精致的漆器殘片、石枕、觀音坐像等等，估計為船上人群日常生活、祭祀活動用品，對了解宋代航海人群的海洋社會生活、海洋信仰具有重要意義。
南都：“南海Ⅰ號”的考古發現，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提供了什麽幫助？
李慶新：宋代是個偉大的朝代，經濟發達，城市繁榮，科學技術進步，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宋朝始終推行發展海外貿易、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宋人四海揚帆，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沿海港口空前繁榮，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階段。南海Ⅰ號沉船考古與研究，不僅再現古代東西方海上交往的波瀾壯闊的經典場景，讓世人領略了引領潮流的宋代社會經濟的繁榮景象，帶入波瀾壯闊的航海時代，也將給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研究如港口史、交通史、貿易史、造船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帶來新突破，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
南都記者 黃茜 采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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