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教授高毅：不同文明交往才能促進文明的發展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閑談新知”

作者 / 高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文明的發展主要是靠交往，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才能促進文明的發展，如果每個文明都固步自封、互相隔絕，就不可能發展，只會不停地衰敗下去。法國重農學派文化成果的產生其實就是比較文明的一個結果。

前情回顧：

任劍濤：比較文明的理性目的是尋求文明對話

劉瑜：縱向的文明比較更有意義

剛才任劍濤教授說了很多關於比較文明應該注意的問題，特別強調了理性目的，把自己的文明跟別的文明做比較的時候，應該有一種開放的心態、理性的心態，不要妄自尊大，要有包容心。今天的題目是講“比較文明”，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動力學的問題，即文明怎麽發展？文明的發展主要是靠交往，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才能促進文明的發展，如果每個文明都固步自封、互相隔絕，就不可能發展，只會不停地衰敗下去。文明的發展必須通過交往，而交往的落實途徑只能是通過比較，通過把不同的文明進行比較才能實現交往。文明的交往肯定能帶來文明進步、歷史前進，文明前進主要是靠文明的交往。

魁奈學派和斯密學派的重要區別

法國18世紀啟蒙時期的重農學派，是古典經濟學裡一個很重要的法國流派。古典經濟學或者古典政治經濟學我們一般知道亞當·斯密，這是英國非常有名的古典經濟學的創造者，而往往忽略了還有一個重農學派的存在，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現在人們發現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重農學派的首領是魁奈，他是亞當·斯密的老師，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比如“自由放任”“小政府”（管得越少的就是最好的政府）“經濟自由義”“反對貿易保護”及很多經濟學的概念，如“地租”“工資”“分工”“利潤”等等，都是法國的魁奈教給亞當·斯密的。但古典經濟學的法國流派，即魁奈流派忽然銷聲匿跡了，大家不知道了，只知道有一個亞當·斯密。魁奈長期被埋沒、被邊緣化，近年來重農學派才引起國際學界的一些重視。

弗朗索瓦·魁奈

魁奈學派和斯密學派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都是講經濟自由主義，講市場自由主義，講政府不要乾預經濟，讓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管經濟。這是貿易自由主義，是它們基本的共同點。它們也有不同的地方，主要的不同是魁奈學派（法國學派）認為政府應該是一個專製政府，在搞經濟自由主義的時候，政治應該是一個高效能的專製政府，而且是一個像中華帝國那樣的專製政府，君主要有特別大的權力。但是亞當·斯密說不行，在搞經濟自由主義的時候應該是代議製政府，應該是自由民主政府、議會製政府，不能搞專製。這是他們之間最重要的一個差別。

再一個，重農學派說農業是國民經濟財富的主要源泉，非常重視農業。而亞當·斯密認為這個太落伍了，現在都進入工業時代了，還講農業是不對的，是落伍的，現在不能強調農業，工業才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其實重農學派講的農業並不是亞當·斯密講的那麽狹隘，馬克思早就說了，魁奈講的重農是要為資本主義工商業開拓路線。最重要的區別還是是魁奈講專製政府，而斯密講自由政府。

魁奈學派被發掘的現實因素

魁奈學派講專製（合法專製、開明專製），但是“專製”在18世紀是絕對不被人看好的，絕對是政治上不正確的，因為當時盛行的是反專製主義思潮。正因為如此，強調專製的魁奈衰敗下去了，被亞當·斯密踢到一邊去了，後來世界上盛行的是亞當·斯密的東西。但歷史表明，魁奈學派的衰微是表面的，實際上仍然是歷史運作中非常強勁的潛流。在法國、歐亞大陸及很多其他地方，重農學派一直保持著很深刻的影響力，而且最近幾十年被發掘出來。

1758年魁奈寫出著名的《經濟表》，他用圖表來說明社會各經濟階級和部門的相互關係，以及在它們之間支付的流通，並提出了經濟平衡的假說。圖為《經濟表》部分內容。

為什麽會被發掘出來？這跟“四小龍”的崛起有關係。弗裡德曼、哈耶克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都在承認重農學派的價值。弗裡德曼和哈耶克就說，經濟自由主義的實施在一定情況下可能會使某種威權政治體制成為必要。據說哈耶克本人也承認了，說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專製並不是不可調和的。另外福山最近對美國政治尤其是政府執行力有很多批評，說美國的國家管理能力不行了。再有就是在西方政界人們對拿破侖的興趣在增長，不論是川普上台還是法國的馬克龍上台，輿論界都喜歡把他們往拿破侖身上靠，把這兩個人跟拿破侖作比較。這反映出西方需要一個政治強人出來度過現在的危機。魁奈學派在世界近代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派，不可小覷。

魁奈學派誕生的歷史背景

那重農學派是怎麽興起和形成的？我覺得它其實就是比較文明研究的一個重大成果。18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法國）盛行中國熱，大家特別關注中國文化，特別注意把中國文化、法國文化與歐洲文化進行文明比較。魁奈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叫《中華帝國的專製制度》。這本書做的就是中華文明的比較研究，當時的動機其實是拯救法國。

為什麽要拯救法國？因為法國出現了很多問題，法國在衰敗，那時候的法國是路易十五時代的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很輝煌，凡爾賽宮金碧輝煌，是歐洲首強，是最典型的絕對君主製國家，是全歐洲各國學習的榜樣。全歐洲都在學法國，而且學法語，覺得這是最時髦、最摩登的一種文化。可路易十四1715年去世之後，路易十五上台，然後就是路易十六（法國大革命），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大時代都是法國比較衰敗的時代，因為這兩個國王跟路易十四不一樣，路易十四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國王，特別勤政、特別有活力、特別能乾，是一個工作狂，一心撲在政治上，非常勤奮。

路易十四時期營造的凡爾賽宮

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則不一樣，路易十五喜歡泡情婦、打獵，路易十六喜歡打獵、喜歡修鎖，不大關心政治，政治事務都讓別人去做，所以很衰敗。路易十五把海軍上將的任命都交給他的情婦去做，很糟糕。路易十五時代，法國經歷了兩次國際戰爭，一個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一個是七年戰爭，法國都敗得很慘，尤其是在七年戰爭中，法國跟英國鬥，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法國跟英國是差不多大的殖民大帝國，七年戰爭後把北美、印度全丟了，就沒了殖民地。19世紀末法國成為跟英國齊名的大帝國也是後來多年努力的結果。

法國農村、農民、農業是一塌糊塗，農民特別窮困。魁奈認為法國之所以這麽衰敗，幾乎被英國打趴下，關鍵是因為農民太窮，農民佔法國人口的80%以上，國家非常貧弱。國家之所以貧弱，在魁奈、重農學派看來並不是因為路易十五國王不勤奮，關鍵是因為法國當時的政策出現了問題——當時法國施行的是重商主義政策，特別注意發展外貿，為了發展外貿，為了盡可能多的外匯收入，就搞製造業，製作一些產品拿出去賣。當時法國對外貿、工業、製造業比較重視，對農業徹底忽略掉了。同時重商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錢權勾結，隻滿足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利益，把很多重要的商業機會都給了跟王室有特殊關係的人，這就培養了一群特殊利益集團。當時法國制度特別注意特權階層的利益。總之這個政策養肥了一小撮的特權階層，所以才導致了農民貧弱、法國國力的衰敗以及法國在國際競爭中不敵英國，最後一步步衰敗。

魁奈學派的誕生受益於中法文明的比較

法國人就很著急，魁奈這些學者就想怎麽辦。當時啟蒙學者一個很重要的意識就是要建設他們的民族國家，非常注重建國、強國、救國的問題，就想著怎麽救法國。因為當時有中國熱，於是就拿中國跟法國做比較。其實中國熱的發生，也是因為當時處在尷尬處境下的法國人發現了一個海外的榜樣，就說為什麽中國這麽富強？中國文明已經延續了四、五千年，是當時世界的首強（中國的衰落只是後來一百年的失去，是工業革命1840年以後的事兒），全世界的白銀都流向中國。魁奈就開始比較中國文明和法國文明，發現中國之所以幾千年來富強是因為不搞重商主義，是搞重農主義，重農抑商。

反映中國農耕文明的四屏農耕圖

中國的重農跟魁奈的重農學派還不太一樣，我們講的“重農抑商”並不是像魁奈他們說的隻重視農業，不重視商業。魁奈也知道中國重視農業，但也重視商業，這個商業是指國內的商業，國內各地互通有無，政府把國內的運河、路線修得很好，國內市場很活，國內百姓主要是農民很富裕。但中國對對外貿易不大關注，所以說中國是重視農業、重視國內銷易。魁奈講的“重農”是重民生、重自然法則，說中國制度上上下下（從大臣到老百姓）都非常重視自然法則，認為中國沒有宗教神學，就講自然法則，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活著的，人有權利活下去。而政府的義務是保證人民能夠活下去，能夠活得很好，但基督教的西方沒有這個概念，18世紀以後才有這樣的概念。

中國人按照自然規律來管理國家，自然規律是絕對權威，所以中國權力是自然專製。魁奈講中國專製不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的專製。皇帝要滿足一些條件，首先是要懂得自然法、懂得自然規律，懂得必須要為人民謀福利。同時皇帝身邊還有一群人，這群人就是士大夫，這些士大夫是非常通曉自然法則的，士大夫告訴皇帝該怎麽做，監督皇帝，皇帝做錯了就提意見，讓皇帝按照自然法則去做。皇帝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能從善如流，鼓勵周圍的人給他提意見、進諫。所以中國有一群懂自然法則的人輔佐皇帝，皇帝按照自然法則進行統治。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這種專製跟專製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實際上就是法制，自然法的專製。魁奈在《中華帝國的專製制度》一書中也講中國人怎麽在自然法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行政體系，總之中國是按照自然法統治的國家。

正是在這種文明比較的基礎上，重農學派提出了他們的主張，這個主張雖然在當時不被人們看好。當時所有人都反對專製，認為只要是專製就是錯的，重農學派被迫轉入地下。法國大革命中許許多多政策其實都是按照重農學派的設想來做的，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說法國大革命就來自於重農學派，所有改革都是重農學派提出來。通過法國大革命，重農學派、古典經濟學、法國流派一直影響到現在。現在西方人也覺得光搞亞當·斯密那套不行，經濟自由主義要跟權威結合。西方人的這一苗頭說明18世紀法國創造的重農學派有很深的影響。法國重農學派文化成果的產生其實就是比較文明的一個結果。

（本文為高毅教授在閑談系列“比較文明的理性目的”活動上的發言，經嘉賓本人修訂，編輯：未雪梨，標題為編者所加。）

嘉賓介紹

高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歐美近現代史、法國史。主要論著有《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1）、《試論丹東政治傾向的矛盾性》、《政治文化與熱月反動》、《世界文明史》（合編,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