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在1848：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

由於俾斯麥在 1848 年的普魯士政壇上開始嶄露頭角，獲得了反對革命的保守派勢力的信任，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他們在普魯士聯合邦議會的發言人，而且在皇室周圍上躥下跳出謀劃策鎮壓革命，因此不免被後人視為一個反革命分子。而又由於人們痛惜本來有望完成 1798 年法國大革命未盡議程的 1848 年革命慘遭鎮壓，加之人們公認後來德意志是在俾斯麥的普魯士的帶領下走上了一條軍國主義路線，一些自由派歷史學家不免更加視俾斯麥為埋下德國毀滅種子的歷史罪人，甚至有人視其為替希特勒的登場鋪平路線者。

至少在德國歷史學家、《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諾恩看來，這種解釋過於簡單化，不足以服人。在他看來，無論是 1848 年革命的動因和失敗的緣由，以及俾斯麥的“歷史選擇”，都比人們認為的要複雜得多。

首先諾恩認為，1848 年的革命就不能被簡單地視為進步與反動之爭和民主與封建之爭，而是面對專製集權下農業現代化衝擊的各種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博弈。比如在人們心目中似乎一直代表腐朽勢力的貴族階層在波蘭、匈牙利等地的起義中發揮了長官作用。甚至在普魯士，貴族階級也至少在主張修憲擴大民主的自由黨議會代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如俾斯麥這樣堅定的保守派代表人物，在克制住內心對革命的震驚後，也曾於 1848 年 4 月初短暫地考慮過同自由黨人的合作。畢竟推動立憲以及消除君主專製等問題能夠引起貴族階級的興趣，而他們也像俾斯麥一樣，夢想著能重建等級制度的代表機構。

而人們認為富有“革命精神”的農民和工匠們，則似乎更關注自身利益。諾恩指出，歐洲中部的鄉下人所做過的最稱得上“革命”的行為莫過於“盜伐林木”了，而這主要是為了恢復被政府剝奪的傳統上將森林視為共同財產的“古老權利”，而手工業者在革命期間提出的要求主要也是再次廢除自由從業規定，以避免由此引發鄉下人大規模進程對其傳統職業地位的威脅。這種要求受“保守”理念的約束更為明顯。

因此革命運動的“進步性”根本不像普遍認為的那樣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在議會內部，就連在城市和鄉村，“進步”和“保守”的動機都被相互混淆了。甚至 1848 年發生的一系列喧嘩與騷動是否具有“革命”屬性還有待商榷，因為在諾恩看來，革命不僅要使人們感受到迅速和深刻的變化，同時也要讓變革的實施者和支持者向著一個新的彼岸出發。然而在 1848 年的“革命人士”當中，即使沒有過半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回到“過去的好時光”：大多數參與者的主要目的都是重建傳統意義上的自由格局。

多數農民和手工業者的保守主義動機也解釋了，為何俾斯麥和其他歐洲保守派人士能夠在農村動員起反革命的大規模力量，從而得以在同城市自由派精英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後者是以實現未來烏托邦為主要目的。

在諾恩看來，是歐洲專製主義國家機構為了推動農業和工商業現代化而進行的集權行為和強力推行的改革，激起了革命暴動的興起。這從太空和時間的維度定義了 1848 年革命、1789 年法國大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的相同與不同。

從太空上而言，1848 年那些程度不一的“革命”事件隻發生在比利牛斯山和維斯瓦河之間，因為這些地區專製集權下的農業現代化方興未艾，而一方面英國早就將這樣的轉變過程甩在身後，而在俄國、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東南歐和伊比利亞半島，這樣的轉變仍未開始。

而從歷史上看，同樣在專製主義重農舉措下的法國，18 世紀農業的現代化歷程也為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做好了準備，而如果沙皇政府沒有在 1861 年廢除農奴製並推行改革，很難想象 1917 年十月革命還能發生。

當然，1848 年革命和 1789 年法國大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最大不同是自身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為革命者之間圍繞回到過去的理想國還是走向未來的烏托邦之間的理念之爭，另一方面是因為具體的利益之爭，導致了共同戰線的分裂，工人、手工業者和市民自衛隊之間這些曾在革命早期的街壘戰中並肩抗擊舊秩序的人們，在 1848 年夏天之後，在柏林、維也納和巴黎的暴動中卻分裂到了不同的戰線。

此外，1789 年法國大革命留給人們的“血腥”記憶，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 1848 年革命不會成為前者的翻版，幾乎沒有人再想重蹈覆轍。溫和派自由黨人在 1848 年早早就做好了與舊政權妥協的準備，以阻止類似雅各賓派那樣的激進主義者掌權。而法國大革命所催生的民族主義思潮，恰恰又使得像大革命期間那樣革命勢力之間的大聯盟變得不可能。民族主義確實在 1848 年革命期間得到了極大的傳播，但卻也導致各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敵視與分裂，一如俾斯麥所精準預測的那樣：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與波蘭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團結堅持不了太久。

當然，諾恩指出，也不能說這次革命完全沒有成果，比如在普魯士和奧地利頒布了憲法，隻不過當時從中得利更多的是上層農業地主貴族，一如他們在之前的農業現代化中獲益最大，因為只有他們有財力和視野來推動土地兼並重組和商業化經營，從而成功完成了從封建領主到農業資本家的轉型。

他們樂於給過於強大且效率低下的專製集權政府及其不得人心的官僚隊伍施以一定程度的憲法束縛，因此俾斯麥選擇加入來自於容克地主階層的保守派，並不意味著他想成為一個腐朽沒落勢力的代言人，而是為了成為一個成功地從農業現代化中獲益，並試圖利用憲法秩序增進自己利益的強勢利益集團的長官者。

接下來，這個軍事-地主利益集團在俾斯麥的帶領下，將結合君主專製的力量，發動民族主義者的熱情，去構建一個德意志帝國。他將用一個統一市場為誘餌來吸引工商資產階級的支持，同時壓製他們的民主訴求，同時在統一德國的過程中打擊既有的王公貴族，從而給勞苦大眾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