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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熙 | 經典的回味:《平凡的世界》的幾種讀法


 
 多年來,我在旅途中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事:當鄰座的旅友們——不少人顯然是來自鄉村的新大學生或早已就業的老大學生——知道我是從事語文教學的大學老師時,往往會情不自禁地向我述說他們對路遙小說《人生》、《平凡的世界》的熱愛,然後便急切地問我是否喜歡路遙的作品。
 
我當然毫不遲疑地說喜歡,並會對他們說:“我也來自農村,我的家鄉離陝北很近啊,我哥哥和我就像《平凡的世界》裡的孫少安、孫少平兄弟一樣,彼此的出身、年齡、經歷以至於性格氣質都很相似的。我哥哥的堅韌可比孫少安,正是由於他對家庭責任的自覺擔當,我才能解除後顧之憂,念了一所又一所大學,比孫少平可幸運多了!”事實上,許多普通讀者也都是從孫氏兄弟或高加林身上看到各自的影子,因而才對路遙的作品倍感親切。應該說,改革開放與恢復高考,的確給眾多的鄉村知識青年提供了改變自己命運也改變中國命運的好機會。這同時也推動了當代文學格局的改變:一批又一批來自鄉村而又回歸基層工作的大高職學生加入了文學寫作的隊伍,少數人後來成為專業作家,更多的人則長期在基層工作之餘從事文學寫作,抒寫著他們個人成長的酸甜苦辣也抒寫著中國社會變遷的得失利弊,這些樸素的作品也因此成為既關聯著個人命運也關懷著家國命運的“當代成長文學”,從而與那些集中在少數幾個大都市裡的先鋒複消遣的時髦文學潮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可惜的是,當代批評的“話語權”操縱在一些自高自大的批評家手裡,他們對這些出自基層作者的“成長文學”不屑一顧,甚至連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的路遙作品也嫌其“土氣”,覺得他的作品不夠“先鋒”、缺乏“形而上的深度”,於是在當代評論和一般文學史著述中也就不得好評以至被擯棄不予置評。這不能不說是批評的傲慢與勢利。其實,從“勞者歌其事”、“詩道真性情”的經典文學觀來看,這些出自基層作者業餘抒寫的“成長紀事”才是真純的好文學。
 
這是今年7月初我給一位友人的創作集所寫序言的開頭兩段。那時的我完全沒有想到,清華校長會在不久後把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作為送給2015級新生的禮物,後來知道了這件事,我也不無擔心——畢竟時隔二十多年,社會和文學的變化如此巨大,在極其不同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子,能否理解路遙所傾心抒寫的人生經驗與人間情懷呢?
 
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現在,厚厚一冊《清華大學2015級新生<平凡的世界>讀後感匯編》就擺在我的案頭,品讀同學們的一篇篇發自衷心的讀後感,我也由衷地為路遙作品獲得新一代讀者的理解而感到欣慰。這印證了一個永恆的文學原理:一部文學傑作必定是由於它對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的獨特抒寫而取勝,但這獨特性不會局限讀者的理解,因為人情人性是相通的,不同時代和地域的讀者自會從中感悟到生活、人性和文學的普遍意義。
 
 作為一部文學經典,《平凡的世界》的魅力正在於它蘊含著非常豐富的人生、人性和社會的內容,值得人們反覆回味,這也就意味著對它的解讀不可能是單一的,讀者其實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理解。這裡,就說說我重讀《平凡的世界》之後的幾點感想,供同學們參考。
 
 
 

 
 
 
對《平凡的世界》最常見的讀法,當是把它視為一本勵志之作。這種讀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處,即是它非常真切地寫出了鄉村知識青年艱苦卓絕的個人奮鬥史,而這一點顯然具有普遍的“勵志”意義——我猜想,清華校長把它贈給大學新生讀,很可能就是看中了這部小說可以作為當下年輕學子們的“勵志”書吧。對此,我也深有同感。事實上,我自己就是從那時的中國鄉村走出來的“知識青年”之一,並且我的家鄉隴東慶陽地區,和路遙所寫的陝北延安地區,雖然分屬陝甘,但兩地距離是很近的(其實我的家鄉慶陽在康熙八年之前就歸屬於陝西行省),革命年代的兩地也同屬於陝甘寧邊區,其間的地理條件、生活樣式、風俗習慣以及方言土語幾乎別無二致,所以我讀此書的敘事更是感同身受。
 
說到鄉村知青,現在的年輕讀者很少注意到,在十年文革時期的中國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國家取消高考,阻斷了廣大知識青年的上進之路,而另一方面則是中小學教育的空前普及,大大惠及了農家子弟,農村由此積累了大量受過中小學教育的回鄉知青,當然,同時還有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被稱為“插隊知青”。這兩部分“知青”,後來事實上成了三十年來的“新時期”中國社會的頂梁柱。這裡單說所謂“回鄉知青”。
 
“回鄉知青”的優秀分子大多具有兩方面的精神特性。其一,作為農家的優秀子弟,他們普遍秉持著來自鄉土社會的質樸踏實、善良仁義、自尊好強、富有責任心等優秀品格,這其實是來自父老相傳的儒家裡仁傳統和來自革命精神傳統的合和熏陶之所致,所以他們總是像柳青的《創業史》裡的好人梁生寶一樣,從小就自覺不自覺地很“學好”——學做好人,學做仁義善良、自尊尊人、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的好人。此處順便糾正一個流行的誤解:在近三十年關於“十年動亂”的文革敘述中,那時的中國似乎是權力橫行、民不聊生、鬥爭整人、不事生產、一塌糊塗,其實不盡然,至少在那時的鄉村社會,來自儒家文化的老傳教和來自革命文化的新傳統之結合,仍然有效地維系著鄉土中國的社會、人際和家庭關係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公正。此所以作家王安憶作為一個插隊知青,後來在其敘寫鄉村生活的著名中篇小說《小鮑莊》裡,真實地敘寫了一批仁義善良的鄉村父老和鄉村幹部形象,而其中最動人的是十歲的小孩撈渣,他自幼就仁義善良、憐貧惜弱,當他為救一個孤寡老人犧牲後,來自官方的評價是把他樹立為優秀的“革命少年”典範,而鄉村父老則眾口一詞地稱讚他是個“仁義”的孩子。其實這兩種評價並不矛盾,原因就在於即使在十年文革的歲月裡,鄉土社會自覺不自覺地把來自儒家的仁義老傳教和來自革命的助人為善為樂的新傳統結合為一體。鄉村知青普遍葆有的自尊自強而又仁義善良的品格,歸根結底就來自這老傳教與新傳統的合和之哺育。其二,這些鄉村青年在村隊、鄉鎮和縣城一步步接受文化教育,既學到了知識,也擴大了社會視野,並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識,尤其對城鄉的差別體會深刻,他們因此特別向往鄉村之外的世界,儘管他們在畢業後不得不回鄉,但對外面世界的向往、改變自身以至家庭命運的念想特別強烈,成為不可壓抑的生活追求和人生動力,其堅韌和強勁是城市知青不可比擬的。只要合適的時代來臨,鄉村知青通過個人奮鬥改變個人命運以至家庭命運的衝勁和拚勁,就會噴薄而出、不可遏止。而上述兩方面特點的結合,則既會使他們的個人奮鬥格外地強勁和堅韌,又會讓他們在個人奮鬥中保持仁義與道德的底線,從而顯現出特別的光彩。
 
 
《平凡的世界》裡的鄉村知識青年個人奮鬥故事的獨特魅力正在於此,而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則是其中的典型人物。這兄弟倆出自貧寒的農家,但這個貧寒之家卻有著良好的家風,仁孝、正直、厚道、有骨氣,也渴望家庭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他們的父親孫玉厚竭盡全力支持其兩個兒子和小女兒上學。哥哥孫少安十三歲高小畢業後,因為顧念到家庭的困難,自動放棄了上中學,回家幫助父母支持家計,而正因為有他的自我犧牲和堅定支持,弟弟孫少平才得以完成中學學業。孫少平當然也深知家庭的艱難、父兄的不易,所以特別珍惜這難得的進城上學的機會,不僅完成了學業,而且開闊了視野,為了拯救家庭,他也更渴望走出家鄉、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爭取更好的發展前途。算來,孫少安應該是在文革前夕讀完高小——在那時的偏遠鄉村,到過公社讀完高小的人,也算是少有的“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孫少平則是文革後期在縣城那樣的“大地方”讀完中學,視野更寬、心勁也更大。總之,作為鄉村“知青”的兩兄弟既繼承了良好的農家傳教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兩者的結合使他們特別有心勁、渴望成為“有出息”的人,這為他們後來的個人奮鬥奠定了思想基礎。
 
當然,由於兩人在年齡上的差異和在家庭裡位置的不同,孫家哥兒倆的性格和奮鬥目標也有所不同。作為長子的孫少安,所承受的生活壓力和家庭責任更早也更大,這促使他早熟,所以他十三歲就自動停學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小小年紀就成了家裡的“主事人”。他的勤勞、正直、謙虛和做事有頭腦,使自己很快在鄉村出了頭,被選為生產隊長,成了大隊支書田福堂的潛在競爭者。務實和理性是孫少安的性格特點,他當然也有年輕人的感情和理想,但這一切都被務實的理性所支配,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個人代價、做出了感情上的犧牲,但他知道他必須這樣做,他和他的家庭才不致出麻煩。所以,孫少安不得不忍痛割斷與田潤葉的愛情,而果斷地選擇了外鄉女子賀秀蓮結婚。在生產隊的事務上,孫少安也謹慎地不與支書田福堂直接對抗,可瞅準了時機,他也會大膽地在自己的生產隊裡秘密試行包產到戶。而一旦認清了世事、看準了社會的方向,孫少安便成了石圪節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開辦了自己的小磚廠、後來又承包了鄉裡的大磚廠,終於實現了發家致富的夢想。但孫少安的人生理想始終局限於在鄉裡出人頭地,對弟弟孫少平走出鄉土的追求則不能理解。 孫少平是次子和弟弟,承擔的家庭責任要比哥哥輕些,而得益於父兄的支持,他能到縣裡上完中學,上學期間還曾經到地區那樣的“大地方”參加文化活動,算是見過了“大世面”。這樣的社會視野和知識基礎,使孫少平比哥哥有更高更遠的追求,而不再滿足於在鄉土社會裡出人頭地。向往外面世界的“闖勁”和不滿足於衣食無憂的精神追求,是孫少平的性格特點,所以他不願在哥哥的磚廠幫忙,而寧願外出去打工;父兄對家庭責任的承擔,也使他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個人的理想和發展。於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機遇、成功地一步走出了鄉土——先是在原西地區當打工仔、然後果斷地把戶口遷移到地區附近的鄉村、最終瞅準機會到煤礦當了工人。煤礦工人雖然是危險的職業,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仍是讓鄉民們羨慕不已的“國家人”。像孫少平這樣毫無背景的鄉村知青能走到這一步,既是他個人艱苦奮鬥的結果,也得益於社會體制的鬆綁,他在這一過程中的打拚之苦辛和成功之喜悅,不是一般城裡人所可想象的。並且孫少平的追求也不限於一己的安樂——即使在打工和當礦工的艱苦生活中,他也始終沒有放棄好讀書和愛思考的習慣。這種超越一般礦工的精神氣質,也必將有助於孫少平今後的進一步發展,而肯定不會終身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礦工。
 
的確,政治經濟體制的鬆綁、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生機,而有知識、有心勁、有毅力因而也有所準備的鄉村知青,正是在這一進程中紛紛脫穎而出,通過艱苦的個人奮鬥,既改變了個人和家庭的命運,也推動了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就此而言,以孫少安和孫少平兄弟的故事為主線的《平凡的世界》,可說是一部改革開放時代的新個人主義敘事。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平凡的世界》也顯示出鄉村知識青年的個人奮鬥,難能可貴地超越了城市人慣有的那種原始野蠻的生存競爭和自私為我的利己主義,而仍然葆有仁義愛人、助人為善的為人宗旨。哥哥孫少安開磚場發家了,但仍然孝順父母而且憐貧惜弱,盡量給村民們提供掙錢的機會,即使為此蒙受損失,也在所不惜;他後來開大磚廠掙了大錢,也絕無土豪為富不仁的做派,夫妻倆積極捐資、用心修建了村裡的小學。弟弟孫少平在求學與打工的過程中曾經備受煎熬、甚至受到過傷害,但他並沒有因此而不擇手段、報復社會、投機鑽營,而始終保持著仁義正直的為人底線。孫少平有“高貴”的女友,他也讀過《紅與黑》,卻絕不願像於連那樣利用女友來發展自己;他的同學郝紅梅傷害過他,但當他發現郝紅梅迫於貧窮而偷竊、被供銷社抓住後,立即出手營救她、並讓供銷社的人發誓絕不暴露郝紅梅的過失;看到一個打工的農村少女被人欺侮,他憤而辭職,並拿出自己的血汗錢送那個女孩回家;當礦上的司機遇難後,他自動地挑起了責任、成了那對孤兒寡母的保護人。孫家兄弟做這些事,並不自認為有什麽了不起,因為那來自他們自幼所受農家的仁義傳教和革命傳統的熏陶,他們雖然曾經貧窮,但在他們心中人的尊嚴、正直和仁義比富貴利達更為重要,而當他們略有發展之後,也會盡可能地幫助別人。所以他們作為崛起於新時代的個人奮鬥者,並沒有丟棄做人的基本原則,這表明他們是比一些城裡人更健康也更健全的個人主義者。
 
此處也想順便指出一個誤解:按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通常看法,鄉土社會、家族觀念、孝道倫理往往阻礙個人的發展。其實不盡然,一則在傳統倫理中,父慈子孝的傳統是相對待的,單方面的苛求不可能持久,二則個人在對家族父母兄弟盡責的同時,他也會在自己的發展上得到整個家庭的傾心支援,所以中國的個人奮者鬥通常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孤立無援。比如,孫玉厚就是一個慈愛盡職的父親,所以他的兒女對他都很感恩而絕無怨言。為了不拖累長子孫少安的光景,孫玉厚甚至堅決地與長子長媳分了家,而當長子夫婦擴大磚廠失敗、血本無歸之時,他卻立即與二兒子孫少平商量、拿出其孝敬自己的一千元錢,支持長子恢復生產。這些描寫都說明家族與傳統並不必然地阻遏個人的發展。自然,鄉村知識青年及其父母,也並不截然更不必然地對惡的個人主義具有免疫力,此所以在近年居然有來自農村的研究生,為了小小私憤而不惜謀害自己的同學,而其父母竟然找各種借口為兒子傷天害理的行為辯護、甚至反過來要求受害者的父母原諒。這與孫家父子的情形真不啻天壤之別。看來,時代和人性確實在變,但是否變得更好了,那可真是“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也許只有天知道了。
 
同時,《平凡的世界》也可以作為改革開放的文學紀事來讀。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是怎樣到來的?我曾在另一個場合簡潔地指出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後的政經變遷史:“這個新共和國在一貧二白、百廢待舉的起點上起步,且面臨著嚴峻緊張的國際環境,所以幾乎‘必然’地走上集體化-國家資本化之路並采取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急進手段,‘隻爭朝夕’地在短短二十年間完成了現代資本的‘原始積累’、為落後的中國奠定了堅實的現代經濟基礎;然而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這個黨國一體的新共和國的一切積極勢能都發揮殆盡,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極必反的極端和絕境,尤其是集體主義的經濟效能已近於失效、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則讓人再難忍受,於是逼出了20世紀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之轉型,中國由此邁入了所謂的新時期,這是一個走向務實的改良主義和漸趨開明的新時期。”正是為了支持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和城市的發展,執政當局利用集體主義的農業合作化和革命意識形態的政經管控制度,近乎無償地長期剝奪農村和農民,但這一套制度的有效性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再也難以維持,所以,改弦更轍的改革浪潮便首先從農村開啟,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很快恢復了農村社會的活力,於是改革的浪潮進而擴展到城市和工業等等領域……。路遙作為一個出身農村而心懷家國的作家,敏銳地意識到改革對中國的重大意義,因此他密切觀察著改革的逐步開展,深入思考著改革的得失利弊,進而將全部的觀察、思考和熱情傾注到《平凡的世界》中,其視野之巨集大、觀察之細致、投入之熱情和藝術之苦心,幾乎是生死以之,再無哪個當代作家可以與之比擬。功夫不負有心人,《平凡的世界》因此成為不平凡的文學傑作,允稱迄今最全面和正面敘寫改革進程的當代文學巨著。
 
一方面,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努力追蹤改革啟動前後十年間(1975——1985)的歷史進程,既顯示出極富廣度和縱深的歷史洞察力,也表現出善於掌控巨集大敘事的文學才力。全書第一部敘寫的是文革末期中國農村的困境——集體主義生產方式差不多走到絕境,“抓革命、促生產”的管控已成強弩之末,農村社會的凋敝和農民生活的貧困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這也就預示著改革的必然到來,所以第二部便有了家庭承包責任製的推行以及先富起來的農民辦小企業的新天氣。隨後的第三部則展現了改革從鄉村向城市的擴展。看得出來,路遙對改革進程的把握相當準確,對敘事節奏的掌控也頗為恰切,把紛繁複雜的改革進程納入井然有序的敘事序列,由小到大、由淺入深地逐步展開。透過路遙極富感情魅力的筆觸,讀者感同身受地體會到改革確實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因而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帶來了經濟的繁榮和生活的自由,由此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命運,也使整個中國社會充滿活力、欣欣向榮。不過,路遙並不是一個單純唱讚歌的作家,在他的誠實的筆下也流露出對伴隨改革而來的負面問題之隱憂,諸如正統的政治經濟體制撤退之後,農民固然獲得了生產和生活的自由,但農村社會的管理體制卻陷於近乎真空和無序的狀態,宗族勢力、迷信活動乘機而起,造成了不少本不該有的問題;人們的生活水準確實普遍提高了,但小農經濟的潛能其實是有限的,新的貧富不均現象,尤其是社會不公和道德迷失以及腐敗也跟著出現了;在人人忙著發家致富之時,鄉村社會的公共資源與公用建設如教育、水利等,則陷入倒退以至崩潰的局面,……。這些隱憂事實上構成了《平凡的世界》改革敘事的另一方面,顯示出路遙可寶貴的清醒思考,但在以往對《平凡的世界》的解讀中,這方面的內容常常被忽視。
 
此外,我覺得《平凡的世界》還可以作為鄉村社會風變遷的文學寫照來讀。風俗是人類社群生活的重要形式,積澱著豐富的人性與文化內容。所以,豐富的風俗描寫往往是長篇小說中最有意味的元素。在《平凡的世界》的巨集大敘事中,時時插入細膩有趣的風俗細節,折射出社會演變的得與失。比如,現在人們談虎色變的文革批鬥場景,其實當它落實到鄉土社會的時候就不能不顧忌禮俗人情,所以我們看到第一部所寫石圪節公社的批鬥大會在雙水村召開的時候,不過是拿一個潑婦、一個流氓和一個傻子充數,差不多演變成一場無傷大雅的鄉村風俗喜劇;而縱使是雙水村的掌權人支書田福堂也不能罔顧禮俗而為所欲為,所以當他發動的水利建設因為搬遷住戶,遭到金氏家族的暗暗反抗,金家抬出了年近八十的金先生太太以死相抗,一時間似乎激烈得不可收拾了,不料田福堂卻撇下支書的架子,謙卑地向金老太太執子侄禮,他的一聲“乾媽”和撲通一跪,刹那間化解了危機。作品於此寫道——
 
       
 
給人下跪,這是對人至高無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書達理的金先生的夫人,農村的禮教家規她比誰都看重。她雖然年近八十,腦瓜並不糊塗。她鬧著不搬家,也並不是專意耍賴——一設身處地想一想,老太太為此大動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當有人為消她心頭之怒之痛.給她雙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鄉婦之舉.來對待別人對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83頁)
 
 
 
田福堂不愧是一個高明的鄉村政治家,他在矛盾激化的時刻,不是粗暴地動用支書的權威來壓服對方,而是巧妙地利用禮俗人情相應對,他放下身段的一跪反而折服了對手。這個細節非常生動地顯示出鄉村政治、人際關係以至於鄰裡矛盾等等,都不能不受到傳統禮俗人情的製約。當然,風俗或禮俗也不是一成不變,比如集體化以後,雙水村的棗樹歸集體所有,由此演化出了一年一度的打棗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了整整一章來寫這個節日——
 
 
 
農歷八月十四日,雙水村沉浸在一片無比歡樂和熱鬧的氣氛中。一年一度打紅棗的日子到來了——這是雙水村最盛大的節日!
 
這一天,全村幾乎所有的人家都鎖上了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著筐籃,扛著棍杆,紛紛向廟坪的棗樹林裡擁去了。在門外工作的人,在石圪節和縣城上學的學生,這一天也都趕回村裡來,參加本村這個令人心醉的、傳統的“打棗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頁)
 
這確實是一個盛大的鄉村節日,一場鄉村社會的歡快放鬆兼社交交流的節日,所以男女老幼紛紛到場,打著棗子,說著閑話,唱著酸曲,逗著樂子,全村一家,其樂融融。這樣一個“傳統”其實是解放以後逐漸形成的新傳統、新風俗,合作化以前不會有,而當社隊體制解體以後,這個新傳統也隨之消失了——作品後來寫到,當社隊體制解體後,棗樹分給了各戶村民,於是各家謹守著自己的那一兩棵棗樹,相互之間的關係反而很生分了,先前那種全村一家其樂融融的情景從此不再有了。顯然,打棗節的興衰折射著社會與人際關係的變遷,而那變遷其實並非只有得沒有失。再如,鄉村社會如何處理父子關係、婆媳關係,如何處理鄰裡矛盾,以至於如何對待孤老和寡婦,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都有一套不成文的卻相沿成習的習俗或禮俗。這些禮俗當然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或有所增減,但卻不可能沒有,它們有效地調停著鄉村社會的人際關係、維持著鄉村社會的基本秩序。《平凡的世界》在其巨集大的改革敘事和個人奮鬥敘事的大骨架中,插入了相當豐富的風俗-禮俗描寫,成為這部巨著的細膩肌肉,從而使全書骨肉停勻、豐富飽滿,大大增加了全書敘事的趣味性和可讀性。事實上,《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廣大的中國鄉村社會贏得那麽多讀者和聽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其中充滿了非常地道的並且富有人情的風俗-禮俗描寫,讓人讀來聽來滋味無窮。
 

 
 
 
順便也談談《平凡的世界》的藝術問題。因為這樣一部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的作品,卻由於它的藝術不夠時髦而長期得不到當代中國文學評論界和研究界的重視和好評,尤其在所謂學術中心的高層學術圈子裡,《平凡的世界》其實是備受冷遇的。比如,前幾年由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家炎先生領銜主編的、有十多家著名高校學者參與編寫的“國家級教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敘述到新時期文學的時候,也只在一處順便提了一下路遙的名字,就一筆略過了。說來慚愧,我也是該書的編寫者之一,但這部分不由我寫,所以我也無可奈何。
 
這看似奇怪的冷遇其實並不奇怪,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遭遇。要問主流批評家們為什麽不待見《平凡的世界》?那是因為他們覺得這部作品“不入流”——不符合文學發展的新潮流。然則什麽才是新時期中國文學——比如小說寫作——的新潮呢?他們認為那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接連出現的“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以及“後先鋒小說”等等新潮,他們覺得這些新潮作品或有神話、原型、象徵,或有形而上的玄思加形而下的下半截展露,或有精神分析、意識流以至於魔幻感,在藝術上能夠花樣翻新而且技藝複雜,讀來頗給人深沉得神神道道或深刻得玄玄乎乎或時髦得奇奇怪怪之感,正惟如此,這些作品才堪與國際文學潮流接軌,被視為“入流”以至“領潮”之作了。相比之下,他們覺得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可真是平凡無奇之至、老土得人人都看得懂,那還有什麽好說的呢?!
 
這讓我又想起批評家馬爾科姆·考利的一段話——很抱歉,我已在別處兩次引過他的話,此處就再引一次吧。考利說有一次他指導一個大學寫作講習班的短篇小說習作,一個學生不等他開口就說:“我明白問題所在,某某教授已告訴我,我沒有好好利用門的象徵作用,盤子的象徵作用……”考利認為這是胡鬧,他大聲疾呼必須提出三個口號以挽救現代批評——
 
 
 
如果不真實,就不可能是象徵;
 
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話;
 
如果一個人活不起來,它不可能成為現代生活的原型。
 
 
 
我覺得同樣需要挽救的乃是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而非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路遙繼承了柳青的《創業史》所開創的革命現實主義的農村敘事範式,而又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做了適度的調整和改造,使之成為一種“改革開放的現實主義”——改掉了過重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和對集體主義的過渡眷顧,而更加開放也更有同情地看待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力求忠實地寫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進程、寫出躋身於這個不凡進程中的平凡人物之典型,以及相應的社會風俗之變遷。這樣一種“改革開放的現實主義”,對他所要描寫“平凡的世界”和“平凡的人物”已經盡夠了,別的更摩登更時髦的文學風尚反而與之格格不入。正惟如此,路遙絕不跟風,而是踏踏實實地用了將近六年的心力,苦辛耕作他自己的文學園地,奉獻給讀者的是一部樸素而大氣的文學巨著《平凡的世界》。
 
作為一部巨幅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的藝術成就其實是並不平凡的。這裡隻舉其犖犖大者。其一,路遙在這部巨著中不僅出色地描寫了一幅非常複雜的社會改造進程,而且有條不紊、有聲有色地講述了一大套生動感人的故事,大故事中穿插著小故事,敘事結構井然有序,具有很強的可讀性。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因為小說畢竟是一種敘事文類,萬變不離其宗,講好故事乃是起碼的藝術要求。與路遙同時或比他稍後的不少作家,雖然能寫出相當繁複的作品,卻往往因為不善於講故事、不會結構作品而功敗垂成。其二,《平凡的世界》更重要的藝術成就,乃是它成功塑造了眾多鮮活的人物形象。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小說都是伴隨著個人意識的覺醒而崛起的寫實文類,而寫出有血有肉的個性化人物,對小說來說乃是比講好故事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藝術要求。魯迅的小說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欽佩不置,首要的就是塑造人物的成就很高,哪怕是短短二千字的《孔乙己》,也把孔乙己寫得活靈活現。新時期的小說在這方面其實是日漸遜色的,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卻讓讀者們念念不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寫出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物都堪稱典型,即使一些次要人物,如孫玉亭、王滿銀等等小角色,也都寫得性格鮮明、很接地氣,令人讀來如在目前、過目難忘。其三,《平凡的世界》的心理描寫和細節描寫也頗為出色。這部小說中的人物大都是接地氣的平凡人物,路遙是很“貼心”地描寫這些來自鄉土的父老兄弟姐妹們的,所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動,都有細膩的展示和漸趨深入的層次感。路遙特別體貼鄉村婦女和來自鄉村的女知青的愛情心理,他曾經在作品中感慨地為她們抱屈說——
 
 
 
有文化的城裡人,往往不能想象農村姑娘的愛情生活。在他們看來,也許沒有文化就等於沒有頭腦;沒有頭腦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實際也許和這種偏見恰恰相反。真的,正由於她們知識不多,精神不會太分散,對於兩性之間的感情非常專注,所以這種感情實際上更豐富,更強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頁)
 
 
 
這確是深諳人性人心底細的話。此所以《平凡的世界》對鄉村女性和出自鄉村的女知青,如賀秀蓮、田潤葉和郝紅梅等年輕女性的愛情心理之刻劃,無不體貼而周至、細膩而動人。至於細節對於一部巨型長篇小說的重要性,其實不亞於大的情節,因為有沒有豐富可味的細節,決定著一部長篇小說是否真正地肌質豐滿,而不僅僅是骨骼突出。《平凡的世界》的大故事固然講得有聲有色,小細節也寫得豐富有味——那些細節描寫常常出現在有關風俗人情的場景和人物之接人待物的場合,這只要打開書頁,可謂觸目皆是,而無須多言了。
 
當然,《平凡的世界》在藝術上也的確存在一些不足之處而有待於完善。即如它的語言就熱情暢達有余而有時不免直露,而夾敘夾議的語調和本色的生活語言相雜糅,則顯現出路遙從政治抒情的語言向生活化的語言過渡的痕跡。這不難理解——路遙在文革後期就開始創作,不可能不受那時語言環境的影響,而路遙所敬愛的柳青對他的影響也不全是有益的,比如那種挾帶著政治激情的夾敘夾議語調,就是柳青的影響之遺留。路遙其實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因而在新時期的創作中非常努力地去改進,積極地嘗試運用一種更為本色的生活化語言來寫作。但令人遺憾的是,年輕的路遙沒有來得及完成這種轉換,四十剛出頭就去世了。
 
 
 

 
 
 
去年年底的這個時候,我的哥哥在家鄉被車壓斷了右腿,堅強的他沒有告訴我,隻就近在縣醫院治療,稍後發現情況嚴重,才轉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治療。由此,我們兄弟倆難得地有了一個多月的朝夕相聚。多年來,我其實一直想接哥哥和嫂子到北京玩玩,但哥哥總是忙得沒有空閑,如今受傷了,這才有機會來北京。今年正月哥哥出院到我的小家住了一個禮拜,由於身體不便,他無法到外面去玩,我只能推著他在清華園裡轉。那是哥哥最開心的日子。晚上我和哥哥聊天,總有說不完的話,每每神聊至深夜,看著燈下的他,我總想起孫少安。
 
我哥哥是1974年底高中畢業回鄉的。他雖然比孫少安多讀了中學,但我家鄉的條件比雙水村還要差,我哥哥不可能就地辦什麽小企業,也不能離開家鄉到外地打工,因為他是長子長孫,只能留在家鄉。於是哥哥先是在大隊的小學兼戴帽子的初中當民辦教師,1982年土地承包後,他立即辭職回家當了農民,侍候老人、種好莊家、撫養兒女。他的婚戀故事也與孫少安的婚戀頗為相似。我有時不禁要想:如果我和我的哥哥互換位置,彼此的人生會怎樣?我不敢確信自己當農民會比哥哥做得好,但完全相信哥哥讀書一定不會比我差。因為哥哥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高中生,數理化尤其好,至今六十歲了,說起這些東西來還是一套一套的,侄子侄女們的數理化都得益於他的輔導,而我卻早已不能給女兒輔導這些功課了。並且哥哥也多才多藝,比如自學音樂樂理,吹拉彈唱都來得。哥哥當然也曾想過上大學,但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大隊為了留他教書、故意不給他報考手續,待到1978年再次高考的時候,哥哥雖然有了手續報了名,可是他臨考時在考場外面走了好幾圈,最後考慮到家庭的責任,還是毅然決然地自動放棄了,稍後他又辭去教職,成了一個地道的優秀的農民。農村的活計,從種田、當土匠、做木匠,哥哥全是自學成才、成了一把好手,一鄉無人可及。對弟妹們的求學,哥哥始終支持。沒有他做我的堅強後盾,我不會整整十年讀了三所大學。而每當我有所不安的時候,他總是寬慰我說:“家裡的事有我當著呢,你放心讀書吧!”
 
我一直沒向哥哥推薦《平凡的世界》,因為我知道他太忙了,根本沒時間讀。而現在,仍在養傷的哥哥倒是有時間讀了。我將把這套《平凡的世界》寄給他,他會喜歡的,我相信。
 
(為《清華大學2015級新生<平凡的世界>讀後感匯編》作,2015年12月27日凌晨草成於聊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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