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化大革命

 譯者按 

本文譯自《馬列主義手冊》（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1966年11月-12月號，發表時未署名，後被認定為是阿爾都塞所著。在《來日方長》中，阿爾都塞曾談到這篇文章發表的背景和自己對它的評價：“……（馬列共青聯（UJCm-l））創辦了一個雜誌（《馬列主義手冊》，大家將看到，我給這個雜誌寫了兩篇糟糕的文章，而黨對此佯作不知），尤其是建立基層越南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取得的成功終於引起了黨的不安。不管怎麽說，這些年輕人在他們的理論智慧和政治方面，在他們的熱情和他們的想象力方面，懂得了關於群眾風潮和行動的一些根本原則，並且自己行動了起來。《馬列主義手冊》經過艱難的開端之後，銷路就很好。從首期介紹剛剛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就給他們寫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繼朗西埃指出之後，我在這裡承認自己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我在文章裡運用了一個簡單而錯誤的理論，它依據的原理就是：有三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即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因此必須有三種不同的組織來長官鬥爭。我們已經有了兩種組織：工會和黨。而中國人剛剛發明了第三種組織：紅衛兵。證明完畢。這套東西有點簡單，但很受歡迎”。（見阿爾都塞《來日方長》，蔡鴻濱譯，陳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366頁）

本文此前已有王行坤和傅正同志從英文翻譯的譯本，考慮到英譯本本身有不少漏譯和誤譯，這個版本直接從法文譯出，並參考了前述譯本的譯文，在此特向兩位譯者致謝！

路易·阿爾都塞（1918—1990）

一個共產主義者，無論他站在哪一邊，都不能不經審查就直接把中國的文革當作諸多事實中的一個，當作諸多論爭中的一場來“對待”。

不能一上來就把文革當成一場論爭。它首先是一個歷史事實。它是和別的事實不一樣的事實，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歷史事實。

這個歷史事實不能歸結於形勢，這個決定的作出，與中國共產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或應對對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包圍無“關”。這是一個歷時長久且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它是中國革命的發展。它代表著中國革命的一個階段，一個轉變。它深深地植根於自己的過去，並準備著自己的未來。它就這樣作為整個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同時也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因此，對於這個歷史事實，必須就它本身，從它的獨立性和深刻性來進行研究，而不是用實用主義的方式把它化約為當前形勢的某個方面。

另外，它還是一個例外的歷史事實。一方面，它史無前例；另一方面，它引起了巨大的理論興趣。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一直說，有絕對的必要給通過政治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下層建築提供相應的即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為此，有必要來一場意識形態革命，一場發生在群眾的意識形態中的革命。這個論點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列寧曾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必要性，而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方向上也作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當時的形勢不允許蘇聯把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提上政治議事日程。

中國共產黨通過一些全新的手段，第一個自己走上並使群眾走上了這條路線，第一個把這種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他們稱之為“文革”——提上議事日程。

一個直到目前為止始終停留在理論狀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論點與作為這個理論論點之實現的全新歷史事實之間的這種趨同，顯然不可能讓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無動於衷。這種趨同只能激發一種巨大的興趣，政治的和理論的興趣。

當然，這個事件的新穎性、首創性和形式上的出乎意料，少不了會使人驚訝、讓人張皇失措，並激起各種疑問。不這樣才怪呢。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沒有事先嚴肅的研究，絕不能妄下結論。一個共產主義者，如果像我們這樣遠離事件，就無法對文革表態；從而，至少在原則上，如果沒有在自己掌握的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對文革的政治和理論依據進行分析，就無法對它作出評判。

這意味著：

1）首先，必須把文革當作一個政治事實來分析，這樣做的前提，是要同時考察：

——它所介入的政治形勢；

——它所確立的政治目標；

——它所獲得、運用的手段和方法。

2）其次，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原理（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研究這個政治事實，同時要問這個政治事實是否符合這些理論原理。

如果沒有這兩方面的分析（這裡只是一個綱要），一個法國的共產主義者就不可能對文革作出評判。

1．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分析

a)文化大革命的形勢

在官方聲明中，中國共產黨強調了文革的根本政治原因（參見中共中央總結的“十六條”和《人民日報》社論）。

社會主義國家，在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仍然存在著走什麽路線的問題。是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還是半途而廢，向資本主義倒退？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1]）

文革就這樣毫不含糊地被當作對一個特別明確的政治問題的政治回應。這個問題被稱為“尖銳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定的政治形勢下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是怎樣一種形勢呢？

從本質上講，這並不像某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全球”形勢：由美國對南越解放運動的侵犯、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侵略、對中國所發起的威脅等等所引發的激烈衝突。不對，引發文革的那個形勢本質上在社會主義內部。

但這一形勢本質上也不是由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衝突”所構成的。這一“衝突”對於文革來說，是相對邊緣的。文革首先並不是對這一“衝突”（即由中國共產黨對蘇聯共產黨挑起的論爭）的“回應”。文革所回應的是另一個根本的問題，而上述衝突隻不過是那個問題的一個方面或一個後果。

文革的形勢是由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系列現實難題構成的。當中國共產黨說“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時，他們談論的是中國。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薦自己的“解決辦法”，也沒有邀請這些國家參加文革。但是同樣很清楚的是，文革的形勢並不僅僅是中國革命的發展所面臨的難題。通過中國的形勢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形勢直接或者間接地關係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中國的形勢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要面臨的形勢的一個特例。

要理解這個構成了文革政治形勢背景的至關重要的根本難題，就必須到這個難題出現的地方去尋找它。我們切不可誤判形勢。我們切不可在“全球”形勢（即帝國主義侵略）或“中蘇兩黨衝突”的形勢中去尋找這一難題，而必須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中，或更一般地，到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形勢中去尋找這一難題。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什麽是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發生了社會主義政治革命（雖然在不一樣的歷史條件下奪取政權，但最終都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又發生了經濟革命（對生產資料進行了社會化，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國家。因此，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且一旦時機成熟，這個國家就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一項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對社會主義革命經驗——包括“正面和負面的經驗”，成功和失敗、困難和成就、以及革命在各個國家中的進展（包括蘇聯、中歐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中國、北朝鮮、北越和古巴等）——的批判性審視表明，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那怕它“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都已經、正在或即將面臨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即兩條“路線”的難題。

這個難題就是以下難題。我們將以一系列問題的形式把它提出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形態革命轉變的各個階段，難道不存在“倒退”的客觀危險嗎？這種危險難道不是取決於革命黨（不僅在總路線中，而且在其具體的施行中）所遵循的政策，取決於這個政策的正確性或錯誤性嗎？這種危險難道不是取決於決定各目標的方式，取決於這些目標之間的層級關係和相結合的方式，取決於這個政策所確立的各種客觀機制（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機制）嗎？難道不是存在著這樣的邏輯和必然性，即這些機制有可能會使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倒退”嗎？此外，難道這一危險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存在，由於帝國主義所擁有的各種手段（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意識形態的手段），由於帝國主義可能從社會主義國家某些要素中所獲得的支持，而進一步增加了嗎？因為帝國主義會通過填補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空白（比如意識形態），通過利用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那些機制，將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中立化，使它為自己所用，從而在經濟上統治這些國家。

根據這一普遍存在的風險，借用中國共產黨當前所用的語言，我們可以問：僅僅因為一個國家完成了政治的和經濟的雙重革命，社會主義的未來就能百分之百得到保證，也就是說，決定性地得到保證，沒有反覆了嗎？這個國家就不會向資本主義“倒退”了嗎？

我們不是已經有了這種倒退的例證（南斯拉夫）嗎？

因此，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難道不可能在保持其社會主義的某些或一些外部（經濟的、政治的）形式（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這種形式）的同時，卻賦予其截然不同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內容（資本主義複辟的機制），從而任由帝國主義逐漸在政治上將自己中立化，然後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最終在經濟上統治自己嗎？

這個難題與中國共產黨關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倒退”回資本主義這個論點是一致的。正是根據這樣一個普遍的論點，才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持續地面臨著“兩條路線”的選擇。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今天），這種選擇變得尤為關鍵。因此，儘管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有兩條路線擺在它們面前：

——革命的路線，這條路線將帶領人們超越已經獲得的成就，走向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並最終向共產主義過渡；

——倒退的路線，這條路線帶領人們從獲得的成就上後退，使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被帝國主義中立化並被其利用，進而在經濟上被帝國主義統治和“消化”：這也就是“倒退回資本主義”的路線。

於是，兩種路線的選擇就是：要麽“半途而廢”，也就是說倒退；要麽不“半途而廢”，也就是說，繼續前進。

在中國的官方文本中，前一條路線被徑直定性為是“資本主義”路線（因此也就涉及到“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的問題），而第二條路線被徑直定性為“革命的路線”。

以上就是文革的政治形勢所提出的佔主導地位的政治難題。

b)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標

對中國而言，文革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為這一難題提供了解決辦法。雖然是對中國而言：但很顯然，這一解決辦法，正如這個難題一樣，在其意義和後果兩方面都遠遠超出了中國的形勢。

中國共產黨是這樣說的：我們站在十字路口上。我們必須選擇：要麽半途而廢，事實上這樣就意味著儘管我們說著相反的話，但是還是選擇了倒退的路線，“資本主義路線”；或者我們繼續前進，采取必要措施，繼續沿著“革命的路線”前進。

恰恰在這裡，文革介入到了中國的形勢中來。

中國共產黨宣布，為了鞏固和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為了保證它的未來，並時刻防止它不冒任何倒退的危險，必須為之前政治的革命和經濟的革命補充第三種革命：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

中國共產黨將這一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場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改變群眾的意識形態，用一種新的群眾的、無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去取代仍然彌漫在中國社會群眾中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並通過這種途徑，給社會主義的經濟下層建築和政治上層建築，提供一種相應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

這個最終目的規定了文革的遠期目標。文革只能是一項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

然而，從今以後，這一最終目的就與這個形勢的根本性的、佔主導地位的難題——十字路口的難題、兩條路線的難題——結合在了一起。

在確定當前各目標層級關係的中國官方檔案中，這種結合清楚地突顯了出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2]”因此，文革應當從黨內、從決定一切的黨自身開始，並在其他所有領域同時展開。文革單刀直入地向長官幹部提出了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即他們要走哪一條路線的問題，走“資本主義路線”還是走“革命的路線”的問題。

這一根本目標毫不含糊的指明了文革所要回應的根本難題。

當然，從現在開始，文革有了其他目標。由於意識形態存在於一定社會的全部實踐中，所以文革就同時涉及到了出現在經濟實踐、政治實踐、科學和技術實踐、審美實踐、教育實踐等等中的其他意識形態形式。

在所有這些領域，文革都提出了一些根據其長遠目的而確定的近期目標。歸根到底，它們都與解決這樣一個根本難題結合在一起：即兩條路線的難題。

c)文革大革命的手段和方法

文革的手段和方法，建立在這樣一條原則之上，即文革必須是一場群眾的革命，這場革命要改造群眾的意識形態，而且要通過群眾自身來改造。

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改造意識形態，或改進某些知識分子和長官幹部的認識[3]，甚至不在於專門改造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算這種改變確有必要）。問題在於改造全國群眾（包括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在內的數億人）的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習俗[4]。

然而，這樣一種群眾的意識形態改造運動，只能由群眾自己在群眾組織中並通過這種組織來完成。

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就在於最廣泛地發動群眾，最堅定地相信群眾，並要求所有政治長官人毫不猶豫地大膽追隨這條“群眾路線”。必須讓群眾發出聲音，必須相信群眾的首創精神。會有一些錯誤產生（它們在一切運動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錯誤將在運動中得到糾正，群眾會在行動中自己教育自己。但絕不能以“可能”會犯錯誤或過火為借口，預先約束和阻礙這一運動，這樣會破壞運動。同樣必須預見到，這一群眾運動可能會遇到一些阻力，有時還是很嚴重的阻力，這些都是正常的，畢竟文革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這些阻力可能來自舊統治階級的代表，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來自被誤導的群眾，甚至可能來自黨的某些長官人。必須有區別地對待這些阻力，辨明敵友，並在反對派中間區分出敵對的無可救藥分子、墨守成規或不明就理的長官人、猶豫不決的人和膽小怯懦的人。無論如何，即使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敵對分子（受到法律製裁的罪犯）時，也應當一直堅持勸導和說服，而不應進行“打擊”、訴諸暴力。

群眾只能在群眾組織中行動。文革最富原創性的手段，文革的創新，在於出現了專屬於文革的組織。這些組織與其他的階級鬥爭組織（比如工會和黨）不同。這種專屬於文革的組織就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組織。

這些組織最初似乎來自基層的首創（小團體、學習小組、人民委員會的創立）。就像列寧在蘇聯所做的一樣，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這些組織的重要性，為它們提供支持，將他們的榜樣在文革中全面推廣，即公開號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青年建立專屬於文革的組織。

在把這些新組織與舊組織、新目標與舊目標聯繫到一起時，中國共產黨是十分謹慎的。因此，我們總會發現：文革在黨的長官下發動，並且無論在工廠還是在農村，文革的目標總是與“社會主義教育”[5]所確定的那些目標結合在一起；大學生組織既不應該出現在工廠中，也不應該出現在農民群體中，因為在那些地方，工人和農民要自己發動文革；文革不應當阻礙生產，相反，應該促進生產，等等。

同時，中國共產黨宣稱，這場運動的先鋒，目前是那些青年群眾組織，主要是城市青年，首先是中學生和大學生。這雖然是實際狀況，但它的政治重要性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正在培養中國青年的教育系統（不應忘記學校總會深刻地影響人，即使是在歷史劇變時期也一樣）實際上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堡壘。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國家，未經革命鬥爭和戰爭洗禮的青年構成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他們是未來生死攸關的一部分。出生在社會主義國家，聽著長輩們受剝削的故事長大，這些都不足以保證青年人就是革命的。不管這一年齡的人多麽有活力，如果由於政治上的不負責任，他們被遺棄在意識形態的混亂或“空白”中，那麽，在實際上，他們就是被交給了各種“自發的”意識形態形式，而後者會不斷地去填補這一“空白”。那是一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要麽繼承自本國的歷史，要麽是由外界輸入進來的。這些意識形態形式很自然會在學者們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反政治的”唯技術論中找到支持。相反，如果社會主義國家讓自己的青年參與一項偉大的革命工作，如果這一工作可以在實踐中教育他們，那麽這些青年就不僅會在文革中改變現有的意識形態，還會通過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鬥爭而自我成長，從而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無論是哪一種意識形態，都對青年起著最大的作用。問題是要弄清楚，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來說，起作用的應該是什麽樣的意識形態。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文革從總體上回答了這個問題。文革的青年組織為青年回答了這一問題。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對文革的號召、對群眾的號召、對發展文革群眾組織的號召，它們的方法，包括批判“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條件，都是由共產黨制定的。這就意味著黨依然是中國革命主要的核心長官組織。同樣必須指出的是，黨最堅決地確定了文革的理論和實踐原則，它的最高原則：“毛澤東思想”。這是一種運用於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經驗中的馬列主義，是由這種經驗所豐富了的、以一種可以直接被群眾所理解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馬列主義。

所以，文革既不是對群眾盲目“自發性”的歡呼，也不是政治“冒險”。對群眾的號召、對群眾的信任，以及群眾組織的創立，都是與群眾的需要和群眾將來可能的發展相一致的。但是同時，文革又是黨的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它建立在對局勢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因而建立在關於理論和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上。同時，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文革的最高原則都是馬列主義。

以上就是文革的形勢、目標、手段與方法。

2.文化大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原理

對文革的這種分析自然提出了一整套理論難題。

通過它的那些決定，文革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政治論點：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倒退”的危險；在生產關係改造基本完成後，社會主義政權下階級鬥爭的持續；一場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的必要性，以及專屬於這場革命的群眾組織的必要性，等等。

這些全新的政治論點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嗎？

a）核心論點，即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倒退”的可能性的論點，提出了一些最重要的理論難題。這個論點無疑會與一些信條——那些信條來自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解釋（宗教的、進化主義的、經濟主義的解釋）——相抵觸。

事實上，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具有宗教本質的歷史哲學，如果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進行保證，把它當成是人類歷史從一開始就向其邁進的目的地（but），那麽這個論點就是無法想象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歷史哲學，社會主義也不是歷史的“終點”（fin）。

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進化主義，這個論點同樣是無法想象的。在對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論解釋中，存在著一種關於生產方式的必然的、得到保證的前後次序：例如，誰都不能“跳過”某種生產方式。在這種解釋中，人們保證了自己始終只會向前發展，從而在原則上排除了一切“倒退”的危險：只能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而不會退回資本主義。

而一旦進化主義迫不得已承認“倒退”，它也會認為倒退就是退回舊形式本身，毫無變化地回到過去本身。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進化主義，它的歷史辯證法觀念承認滯後（décalages）、曲折、非重複的倒退、跳越等等。正因為如此，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某些國家能夠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就“進入社會主義”。正因為如此，才可能向某種在原則上已經被跨越的生產方式倒退（如南斯拉夫）。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倒退並不是完全簡單地向後回到原原本本的過去，回到舊的形式，相反，倒退通過一個不一樣的過程而實現，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體系中插入一些新的形式（形式上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外表”下產生一種新穎的（originale）資本主義形式。

最後，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經濟主義，“倒退”這個論點也是不可能的。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解釋那裡，只要社會階級的經濟基礎被基本廢除，就可以斷言社會階級已經消亡，同時消亡的還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從而還有黨和國家的階級屬性。總之，斷言社會主義的勝利得到了“最終保證”。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經濟主義。

b)事實上，一個社會階級不僅僅由其成員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position）來界定，因而不完全由生產關係來界定，它同時還由其成員在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關係中的立場（position）來界定，而在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關係仍將長期是階級關係。

毫無疑問，界定一個社會階級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生產關係），但階級鬥爭構成了一個體系，它在不同的層面（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層面）進行，某一層面的改變並不能取消其它層面的階級鬥爭。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消滅了有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階級鬥爭仍會在政治層面，尤其是意識形態層面上殘酷地持續下去。

因此，各社會階級在本質上是根據政治的階級鬥爭形式、尤其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形式來界定的：根據它們在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鬥爭中站在哪一邊。

這並不意味著經濟不再對各社會階級具有決定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其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持續存在某些經濟關係（至少有讓列寧憂心忡忡的小商品生產），它們構成階級區分和階級鬥爭的經濟基礎。同樣，收入上的顯著差異也能充當階級區分的經濟條件，這些區分對某種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來說是必需的，但這種階級鬥爭卻基本上在經濟領域之外，即在政治領域、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上演。

c）要點在於：“倒退”的論點假定，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某種歷史形勢下，意識形態能成為決定一切的戰略要點。因而，岔路口就在意識形態領域。未來就取決於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前進或者倒退）就在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中上演。

這個關於在工人運動史的某種政治形勢中意識形態可能起支配作用的論點，只會觸犯那些經濟主義、進化主義和機械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說，只會觸犯那些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一無所知的人。只有那些混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了矛盾的主次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變化的人，簡而言之，只有那些混淆了經濟因素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和在特定生產方式中或特定政治形勢下某種特定因素（經濟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因素）的支配作用的人，才會對這個論點感到驚訝。

因此，文革的決定和實施相當於宣告了兩個論點：

——1.在社會主義國家，“倒退”的過程會從意識形態方面開始；其影響正是通過意識形態傳遞，並逐步觸及到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

——2.通過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一場革命，通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階級鬥爭，我們可以阻止或扭轉這個過程，並引領社會主義國家走上另一條路線：“革命的路線”。

從形式上來說，第一個論點意味著：人們可能會認為，一旦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舊的社會階級的經濟基礎，它就消滅了階級因而消滅了階級鬥爭。可是當人們認為已經超越了階級鬥爭時，階級鬥爭卻仍然在政治領域，並且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繼續上演。看不到階級鬥爭尤其能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就是將意識形態領域拱手讓給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是將陣地讓給敵人。如果敵人已經出現在戰場上，卻沒有被認出來，沒有被當作敵人來對待，反而任由它主導遊戲，那麽當它贏得陣地時，也就沒有什麽好奇怪的了。接下來，以複辟資本主義為目的的意識形態機制、政治機制和經濟機制就可能會被建立起來。接下來，就會是政治的中立化，社會主義國家被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利用、在經濟上統治。事實上，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具有的是社會主義下層建築，另一方面具有的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即如果它建立在這樣一個矛盾之上的話，就無法想象它能夠持久地保持社會主義性質。

文革從這個矛盾中得出了一些結論：為了給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下層建築賦予一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就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一場革命。

這個論點並不新鮮，馬克思和列寧就經常提及。馬克思說過，每一個下層建築都應該有一個與它“相適合”的上層建築，並且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應該改變其基礎和形式的，不僅是政治和經濟，還有意識形態。列寧也曾公開說過文化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新鮮的是，這個理論論點今天出現在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實踐的議事日程中。在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感覺到有將這個論點付諸行動的必要性，又同時具備這樣做的能力。

說這個論點從根本上來說是經典的，這還不夠。把它付諸行動的實踐才是某種新鮮的東西，這一實踐反過來又照亮了這個理論論點以及支撐它的那些原理。不學習一些關於意識形態和群眾的新東西，就不可能進行一場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在這裡我們開始發現，文革不僅僅是根據現有的理論原理提出一些理論難題，它還迫使我們去關注由它的實踐所生產出來的或必然會生產出來的一些新的理論知識。

d）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革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性質的原理付諸了實踐。

實際上，文化大革命意味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

什麽是意識形態領域呢？

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任何一個社會都包括三個特定的層面、機構或領域：

這些“層面”以一種複雜的方式相互連結在一起。但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

如果用建築學的比喻（即房子的比喻：下層建築/上層建築），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代表了上層建築的一個層面。用這個比喻，是為了既指出意識形態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上層建築而非下層建築）和它對於政治、經濟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又指出它對於政治和經濟的依賴關係。

相反，如果我們要給出意識形態的具體存在形式，更好的辦法是把它比作“水泥”，而不是比作大樓的某一層。事實上，意識形態滲透到了大廈每一個房間的各個角落：滲透到了每個個人與他們的全部實踐、與他們的所有對象的關係中，滲透到了他們與科學、技術和藝術的關係中，滲透到了他們與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的關係中，滲透到了各種“個人的”關係中，等等。意識形態就是那種在社會中起區分和粘合作用的東西，無論所涉及到的是技術區分還是階級區分。意識形態是對整個社會的存在來說不可或缺的一種客觀現實。

儘管意識形態調節著個人的“生活”與他們的生存條件、他們的實踐、他們的對象、他們的階級、他們的鬥爭、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世界等等之間的關係，但意識形態的性質並不是個人的或主觀的。

正如社會的所有“層面”一樣，意識形態由一些客觀的社會關係構成。正如存在著生產的（經濟的）社會關係一樣，也存在著政治的社會關係和“意識形態的社會關係” [6]。最後一個詞組來自列寧（出自《什麽是“人民之友”》）。必須嚴格按字面意思對待這個詞組。要認識意識形態，就必須認識那些社會關係[7]，以及構成這些社會關係的東西。

這些社會關係由什麽構成呢？它們不僅由“觀念-表述”體系構成，還由“態度-行為”體系構成；因此，它們由“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構成。因此，意識形態不僅包括觀念體系（即嚴格意義上的諸意識形態），也包括“態度-行為”的實踐體系（即各種習俗）。

觀念和習俗是辯證聯繫的。根據階級處境，根據形勢，根據它們所在的領域，觀念與習俗之間可能具有總體的或部分的同一性，也可能有錯位或矛盾。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辨認出部分體現了對方意識形態的那些觀念和習俗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知道如何在不同的觀念之間，或在各種觀念和習俗之間做出必要的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樣。偉大的革命總是懂得在觀念和習俗中做出這些區分，並在拋棄過去的“壞”東西的同時，保留“好”東西。無論如何，意識形態革命必然不僅僅是觀念（或意識形態）上的革命，它還是實踐的態度、行為（或風俗）上的革命。

意識形態的這種雙重性質讓我們懂得，一些意識形態傾向能夠像被銘刻在觀念中一樣，被銘刻在某些行為和某些實踐的態度中。它讓我們懂得，某些“習性”或“工作習慣”和“長官習慣”、某種長官“作風”，會具有意識形態的含意，並且可能會與革命的意識形態相背離，哪怕這種作風和習慣是發生在社會主義長官人身上。因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能夠在某些實踐中，即在社會主義長官人的某些政治的、技術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等等習俗中，找到支持。這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等人的實證主義或實用主義態度中找到支持完全一樣。如果這些“工作習慣”和“長官習慣”大行其道，它們就不再僅僅只是私人的“怪癖”或瑕疵：它們會成為，或將會變成社會區分的象徵，使人（無意識地或有意地）站在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另一邊。例如，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領域的長官人，他們的官僚主義或專家治國論的行為，都會在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領域裡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進攻提供同樣的支持。

文革之所以嚴肅對待這種威脅，是因為它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相一致。但與此同時，為了嚴肅地對待它，文革不得不深入研究這個理論，從而不得不促使它向前發展。

e）最後，文革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其組織形式的原理付諸了實踐。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論點意味著：存在著專屬於文革的群眾組織，因而這些組織是與黨的組織有區別的。對於許多共產主義者來說，這些有別於黨的新組織的存在構成了明顯的難題。

階級鬥爭的組織問題，以及各組織之間的區別的問題，是工人運動史上的老問題。

就經濟的階級鬥爭組織（工會）和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組織（黨）之間的區別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種功能上的區別是與組織形式上的區別並駕齊驅的。工會是群眾組織（並不需要民主集中製）。黨是先鋒隊組織（需要民主集中製）。

因此，到目前為止，黨同時負責了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但文革帶來了一個驚人的創新，創造了全新的第三種組織：專屬於群眾意識形態鬥爭的組織。無疑，這種組織也要執行黨的決定，但它又與黨有所區別。此外，它把自己和黨區別開來，是因為它和工會一樣，是一種群眾組織（民主集中製在這裡不通行：據說文革組織的負責人必須像“巴黎公社的代表”那樣選舉出來）。

這種驚人的創新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原理呢？

從形式上看，我們可以說，組織間的區別反映了社會現實各機構或各層面的區別。在經濟層面，有一種群眾組織（即工會）；在政治層面，有一種先鋒隊組織（即黨）；在意識形態層面，也有一種群眾組織（即那些文革組織）。

但或許應該進一步追問，為什麽這種此前並不存在，而且馬克思和列寧也沒有明確預見到過的第三種組織，從此會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必不可少的組織？

我們可以謹慎地（但並非沒有充分的理由）指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在以下事實中找到，即對於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來說，黨和工會的位置變了。

革命奪取政權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黨必須負責管理國家、國家權力以及國家機器。因此，黨和國家機器之間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部分的融合。

由此出現了一個非常嚴峻的難題，這也是列寧晚年在一些文章中以一種悲劇性的方式提出來的難題（參見《關於清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等等）：如何調節黨和國家的關係，以避免犯官僚主義和專家治國論的錯誤，避免它們的嚴重政治後果？

列寧試圖通過一個機構（即工農檢察院）來解決這個難題。這個機構是黨的衍生物。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組織，更不要說是群眾組織了。

四十年後，中國共產黨通過文革，回應了列寧以悲劇性的方式所提出的這個難題（列寧認識到自己的解決辦法超出了當時蘇聯所具有的歷史能力）。

文革的回應：不是建立一個控制黨和國家之間關係的機構，而是發動群眾運動和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當前，這些組織在文革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去揭露和批判那些脫離群眾的長官——他們因為自己的觀念和“習俗”，因為生活、工作和長官習慣，沾染了官僚主義和專家治國論的風氣，放棄了“革命的路線”而“走資本主義路線。”

文革就這樣為列寧的難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解決辦法。在黨半被動半主動地和國家相融合的時期，要迫使黨把自己與國家區別開來，負責第三種革命的第三種組織就必須與黨（無論是其存在，還是其組織形式）區別開來。

如果這些分析在原則上是對的——雖然它們還只是概括性的，那麽很顯然，文革就或直接或間接地關係到所有共產主義者。

文革在政治和理論上的最大好處在於，它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關於革命的觀念的莊嚴提醒。政權的奪取和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並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在帝國主義威脅籠罩下的世界，階級鬥爭依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繼續。因此，首先是意識形態中的階級鬥爭決定著社會主義的命運：前進還是倒退，革命路線還是資本主義路線。

文革的偉大經驗超越了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它們關係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馬克思主義既不是一種歷史宗教，也不是一種進化主義或者經濟主義。這些經驗提醒我們，意識形態領域是階級鬥爭的戰場之一，並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有可能成為戰略要地，階級之間鬥爭的命運就在這裡上演。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之間存在極其深刻的聯繫。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任何偉大的革命都只能是群眾的事業。而革命領袖的作用，就是在給群眾提供指導自己和組織自己的手段的同時、在給群眾提供馬列主義作為指南和原則的同時，走進群眾的學校，幫助他們去表達自己的意志，解決他們的難題。

問題不在於輸出文革。文革屬於中國革命。但它的理論和政治經驗卻屬於所有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應該向文革借鑒這些經驗，並從中獲益。

2014年12月31日譯畢於南昌

[1]即《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文。——譯者注

[2]見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的“第五條”。——譯者注

[3]“認識”原文“entendement”，即啟蒙運動所謂的“知性改進”中的“知性”。——譯者注

[4]“習俗”原文為“mœurs”，即“道德風俗”、“風俗習慣”。從啟蒙運動以來，這個詞在理解不同民族國家的文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伏爾泰的《風俗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都借助了這個概念進行思考。從早期在巴黎高師的講稿《政治與歷史：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思》開始，阿爾都塞就一直將“習俗”與“意識形態”、“教育”等放在一起來思考。——譯者注

[5]“社會主義教育”應指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譯者注

[6]中文版這個詞被譯為“思想的社會關係”，參見《什麽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1960年4月第一版，第8頁。——譯者注

[7]這裡的“社會關係”原文都是複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