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自稱“東方俾斯麥”，遭誰怒懟？

 1896年，甲午戰敗結城下之盟一年後，李鴻章出訪歐洲。

當年5月，李鴻章首先到訪俄國。

他訪俄的主要使命，是參加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大典。順便施展下引狼入室、以夷製夷的外交老套路。

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負責李鴻章的全程接待工作。他對李鴻章素有耳聞，但也是初次見面，了解有限。5月3日，二人在聖彼得堡會面。兩周後，一場突發事件，讓維特對這位來自東方的使者有了深刻認識。

1896年5月18日清晨，莫斯科數十萬人匯聚莫斯科霍登廣場，因為當天要舉行新一代沙皇加冕典禮彩排，而且皇家分發禮物給臣民，所以很多市民商人甚至一些貴族一大早都趕過來了。

不料想，天剛亮，好運未致，厄運卻突然降臨。

臨時搭蓋的號稱能容納20萬人的彩棚突然坍塌，驚慌的人們相互踩踏，幾個小時候就留下了2000多具屍體，這即是震驚俄外的“霍登慘案”。

悲劇發生時，作為清朝特使的李鴻章正在莫斯科訪問，身邊陪同他的是正是俄財政大臣維特。

得知此事後，李鴻章問維特：這起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沙皇陛下已經知道了？

維特講：現在還不知道，但我們肯定要向沙皇陛下奏報的。

李鴻章很輕蔑笑了一下，開始傳授為官之道：為什麽非要報告皇帝呢？可以把消息壓下來啊。我處理這種事情比你們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但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皇帝多尊貴啊，幹嘛因為這點事讓他操心呢。你們這些人啊，不會做官啊！

李鴻章以為，這種老到的官場經驗可以喚起俄方佩服,未曾想維特聽了李鴻章這番傳道，啼笑皆非，考慮到來訪者的面子，他沒有當面駁斥，而在後來的《維特回憶錄》中如是寫道：

“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維特為什麽這麽說呢？顯然，李鴻章的這番傳道，不僅沒有得到他的高看，反而是小看了。

當時中俄都是封建型人治國家,但兩者區別還是相當明顯。我們知道，沙俄帝國自18世紀初就在彼得大帝長官下勵精圖治，進行了部分西化的改革，到了19世紀俄國的政治局面比起清國來，也較為開明清朗。官員開眼看世界,開口講實話。而當時清國雖然搞了洋務運動,但官員們的思想觀念並沒有實質改變，他們只是勉強張開睡眼，舊官場的張口說假話、欺上瞞下之風，依然盛行無阻。

近代世界，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尊重生命。而在李鴻章這樣的官僚眼裡，百姓之命如螻蟻之命一般不值什麽錢,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觸及到官位,別的什麽都可以犧牲。這種為官之道，只為統治者一個人考慮，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別讓皇帝主子沒來由地苦惱了。李鴻章摸準了主子的脈,得說假話時且說假,能遮掩處儘管遮,老佛爺太平,我也自在,至於地方上的亂子,總不至於一下子掀掉了李某的頂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頭再說。可見，在李的內心裡,根本沒有近代進步的民本民權概念,他就是拿草民的本，換自己無憂的高位。

這個樣子的老朽官僚，無怪乎半文明的沙俄都看他不起。

後來，維特在回憶錄中談及對李鴻章的總印象，直言不諱地說：

“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沒享受什麽教育，也並不文明。”

俄國士大夫是這麽看李鴻章的，那麽別的歐洲國家又如何？

當年6月，李鴻章結束了俄國之行後，來到歐洲後起之秀德國。

此時德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率領下，剛剛完成統一，且進行了憲政改革，在歐洲的地位如日中天。

李鴻章主動求見俾斯麥。

6月25日，二人在會晤。

 此此會面，俾斯麥隻給了李鴻章十幾分鐘時間，在回答完三個問題後,他覺得禮節已到,就轉過頭與德國駐清國大使聊了起來,把李晾在一邊。

在西洋人畫的近代中國漫畫中，對俾斯麥會見李鴻章也涉及。漫畫場景中，俾斯麥坐在上垂首一把大靠椅上，而為嘉賓的李鴻章只被安排了一個小椅子，看起來一高一低，一尊一卑，極不協調。就連俾斯麥腳下的狗，也對來自東方的這位中堂大佬翻起白眼。真是諷刺得辛辣夠味！

有趣的是,李鴻章和俾斯麥之會是中國作者津津樂道的話題,而這些“熱臉貼到冷屁股”的細節，卻很少被提到。

據傳，當著這位鐵血宰相的面，李鴻章還主動套近乎，自比“東方俾斯麥”。俾斯麥反唇相譏：沒人說我是“歐洲李鴻章”。

 顯然鐵血宰相對中堂大人不夠尊重。但這不尊重是有理由的。

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俾斯麥就進行過精準預言：

“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

 戰爭還未爆發，這位德國首相憑什麽認定中國必敗、日本必勝？

 俾斯麥是根據他所見到的訪德中日官員差距做出的判斷。

“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隻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即使把這些東西“買了回去，也就算了”。

他說的只知道採購的代表官員，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自比“東方俾斯麥”。對俾斯麥而言，不是示好，而是侮辱。作為經常接觸國外的外務大臣，李鴻章對西方文明並非一無所知,但知之甚淺。他在國外經常抒發無知慨歎，諸如“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竟然把中西差距，僅僅歸納為兵器差異，看不到西方強盛的政治本源。他把國外的議院等同於中國的都察院,還說這是漢朝就有的。李鴻章沒有機會去感知歐美議會的優越性,相反根據自己的中國經驗和親身經歷,反而認為議會製不好,就像中國官員之間鉤心鬥角黨爭一樣。

這個樣子的李鴻章，目光短淺，給國家帶來的是一個個屈辱條約，常被西方人視為笑柄。怎麽可與威震世界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塑造者俾斯麥相提並論？

在俾斯麥眼裡，他欣賞的東方政治家不是李鴻章，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史料顯示，早在日本還未成大氣候時，伊藤博文訪德，就受到俾斯麥隆重款待，兩人“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酒席宴喝的酩酊大醉，伊藤博文找到了自己的偶像，俾斯麥看到了自己衣缽在東方的傳承人。而那位大言不慚的“東方俾斯麥”卻被定格為舊士人，偽精英一枚，怎麽可能拯救苦難中國、東方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