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後為什麽不撤除“藩鎮”？

開宗明義，因為撤不掉。

唐代安史之亂的起因，很多人從課本裡了解到的是節度使的權力過大，所以安祿山一朝構難，天下震動。

其實，藩鎮割據存在的基礎並不是“節度使”這個職務的撤廢，而在於唐代兵製已經不可遏製地走向了募兵製，這些職業士兵不允許藩鎮的時代過去，而他們的利益訴求也形成了獨特的軍將群體，讓唐朝的撤藩、削藩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們的意志，三解寫過兩篇舊文，一篇是《安史之亂中唐朝軍人為什麽不珍惜“盛世”生活去造反？》，另一篇是《為什麽清朝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沒有形成唐朝安史之亂後藩鎮林立的局面？》，都有觸及，可以參考。

事實上，“節度使”職務的出現遠比募兵製更早，即武則天執政的時期，為了統一指揮邊境上的“軍”，而創造出來的官職。

在唐初，並沒有常設的“軍”的部門（那些說什麽玄甲軍、飛虎營的，你可以直接把手紙摔在他臉上），邊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戶輪番擔任的“鎮戍”來完成，單一編制人數很少，貞觀末年高昌鎮達到1000人，其余的鎮戍編制往往在100人以下，服役期也相對固定，為一年。

這些“鎮戍”實際上就是邊防哨所或者說是預警的點，並不承擔野戰重任。

唐初的野戰軍是臨時編組的“行軍”，這是非常設部隊，在戰爭動員發起時，由兵部根據戶籍點選入伍的“行人”，也稱“兵募”，名義是“募”，其實是強制服役，這部分人在戰爭結束後，就要解散放歸各家，不會久駐戰區。

在唐太宗的時代，“行軍”滅國很輕鬆，“行人”很快就可以回家，但是到了高宗武則天時代，西方的吐蕃，東方的高句麗、百濟，北方的後突厥，乃至後起的東北的契丹，都對唐朝的邊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所以，本來臨時出征的“行軍”在解散後，開始保持一定規模的“鎮軍”防禦樞紐、要點，比如唐朝從吐蕃手中奪回安西四鎮後，就在安西分散駐軍3萬多人。

不過由於各個要點的“鎮軍”規模往往不大，在萬人以下，甚至只有1000人，在進行防禦作戰的時候，面對後突厥、契丹動輒數十萬的入寇力不從心，為了鞏固鞭長莫及的邊疆“防禦”，注意，是防禦，唐朝朝廷開始派出“節度使”節製戰區內多個“鎮軍”，形成更大的戰區對敵。

鎮軍的久駐，也造就了兵員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由於武力強悍，被挑選出來作為戰鬥力中堅，稱為“健兒”。而越是能打，越受軍將的青睞，就一次次地強製要求他們超期服役，形成了特殊的編制名詞“長征健兒”（與二萬五千里長征無關，唐人將入伍出戰者，稱為“行人”、“徵人”，長期參戰，也稱“長行健兒”），這部分幾乎職業化的“武士”，也就成為了“鎮軍”的戰鬥力主體。

一直到唐玄宗繼位初期，唐代邊防的兵員種類已經非常複雜，比如兵募、蕃兵募、城傍、健兒等等。

為了進行邊防整頓，唐玄宗對整個軍事體系進行了調整：

長安的禁衛軍被整理為南衙和北衙兩部分，南衙管理的禁衛軍原本是全國的府兵輪番宿衛組成的，卻基本破壞殆盡，只能重建為“長從宿衛”、“彍騎”（這是前後兩支），來負責長安城和皇城的警衛；北衙禁軍則由左右龍武軍、左右羽林軍和左右神武軍（開元二十六年置，旋即廢）組成，負責防衛宮城和護衛皇帝。

邊軍，則將邊軍所轄的健兒與願意從軍的邊民，編定兵額，建成了十個節度使統轄的49萬職業軍隊。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的平叛，其實是依托西北方面的安西、北庭、河西、隴右和朔方六鎮（四川的劍南節度使因征南詔實力大損），撲滅東北方向的范陽、平盧和河東節度使的一部（大同軍等），而非中央軍的平叛。

其中最為強大和重要的就是朔方軍，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都起自朔方，而長期的平叛戰爭，讓唐朝不堪重負，只能對河北地區的河朔三鎮采取姑息策略，從遼東渡海而來的平盧軍也佔據了山東半島的一部分，這就形成了區域性的“割據”。

為了控扼和統一，從“姑息”的代宗皇帝到“剛勇”的德宗皇帝搞了一次大轉彎，德宗皇帝的削藩大計，先把尾大不掉的朔方軍拆分，又組建新軍“神策軍”主導對河北的討伐，結果，河朔三鎮是平一節度使，立一新藩鎮。

平叛戰爭的巨大負擔又促成了其他軍鎮的反叛，最終連長安都丟掉了。

之所以如此，很多人認為是德宗的平叛戰爭太過操切，其實沒有考慮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唐代的軍將，其實已經形成了獨立的“利益集團”，他們的飯碗和出身、富貴，全都系於軍籍，削藩的結果必然是裁軍，而士兵們決不允許自己的立身之本喪失掉。

唯一能夠和這種“階層自覺”對抗的就是大唐天子的“厚賞”，但是，唐代脆弱的稅收體系，實際上是系於漕運一身，中央能夠掌握的財富，只有淮南、江南、山南、劍南等地，以及部分關中地區，根本不足以“買回”佔據天下財富1/3的河北道地區計程車兵的忠誠。

河朔三鎮的軍將集團，很容易發現，保持割據的成本收益遠遠大於歸順朝廷。

所以，哪怕是在唐憲宗的元和年間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各地方藩鎮計程車兵仍然需要朝廷供養和重賞籠絡，等到這位靠著祖父德宗皇帝沒皮沒臉地向方鎮索賄（所謂進奉、羨余）攢下家底平叛的“雄主”死去，唐穆宗長慶年間，剛剛舉起裁軍的大旗，河朔三鎮就再次反叛。

到了這個時候，《供軍圖》顯示，唐朝職業軍人已經達到99萬人，是開元天寶年間的2倍左右。

自此之後，對於藩鎮，唐朝只能采取了類似於“推恩令”的手段，通過擴大節度使“支郡”權力，即非節度使治所的轄區州郡的權力，讓“鎮”下有“鎮”，上下牽製。

可以說，唐朝中央可用的手段也不過如此了。

一直混到黃巢起義，席卷的起義軍將武力急劇退化衰落的中原藩鎮打得屁滾尿流（按照北大陸揚的說法，此時的藩鎮鎮將已經“文官化”，或者本身就是唐廷派出的文官，再不複當年的“驕悍”之態），唐朝朝廷徹底失去藩屏，最後的一點點實力也煙消雲散了。

綜上所述，並不是說唐朝皇帝不想撤藩鎮，而是撤了藩鎮，數以百萬計的職業兵無處安置，反倒失去了約束，與其如此，還不如以藩鎮牽製藩鎮，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保護唐朝朝廷作為最大的“藩鎮”和擁有“大義名分”的朝廷繼續存在下去。

只不過，這種“混日子”的統治，看著歲月靜好，卻最經不起外力的摧折，一個窟窿捅下去，跟著倒下的可能是一面牆，甚至是整間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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