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楠 編輯丨李臻
他的文字凶猛、凌厲。
1986年，他寫下《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直指謝晉電影是一種“與現代意識毫無乾系”的“電影儒學”，引起軒然大波。1999年，《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一文直指當時國內十分流行的余秋雨散文，稱其“耐用”些的文化消費品。2002年，從澳洲回國，他在文壇留下一句失望，高調宣布“與文學離婚”。
這位以其犀利而深刻的風格“一劍封喉”的文化批評家，就是朱大可。
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讓朱大可在文壇聲名鵲起。但除了文化批評家，朱大可還有很多身份。他是文化學者，作家，推出的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引發廣泛討論。他是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和人文學院教授，開設“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文學史”等專題課程。他還是一位剛剛陪孩子走過小升初的父親，對家長群中的焦慮深有體會。
和文字資料中“犀利”“尖銳”的形象大相徑庭，坐在上海平和雙語學校圖書室的朱大可，平實，和善，回憶起幼時偷讀“禁書”的往事，直呼那是“最美妙的事”。 反觀眼下，自己的孩子卻因課業太重而根本無暇閱讀，長歎一聲，講當前國內語文教育的問題種種。
“人文主義啟蒙，培養批判和質疑的精神，邏輯思維的建立。”朱大可講，這是當前語文教育最基本的三個目標，“而現階段的我們，一個都沒有達成。”
批評家朱大可眼中的語文教育
語文課，在朱大可看來，首要的任務是通過閱讀和寫作幫助孩子確立人類的共同價值觀，即人文素養的啟蒙教育。表達感恩、表達愛、友誼、勇氣和正義，對美的追求和向往，遠比“洗腦式的”標化測試意義深遠得多。
緊接著便是批判性思維和質疑精神的培養。朱大可說，這是一個文明國家教育機構的主要目標，但我們的現狀是，已經被標準答案所篡改和替代。
“蜜蜂、小鳥、兔子和熊貓四種動物，請從中找出一種跟其它三種不同的動物。”
校方給出的答案是熊貓，因為熊貓是國寶。
這道上海市某重點小學一年級的語文試題讓朱大可頗為介懷，他曾在文章中直截了當地表達過對這類題目及其答案設定的質疑，談及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時又再一次提起。他說，它扼殺了孩子們對於事物差異性最基本的判斷。
答案是哪一個並不重要，朱大可更看重學生是否有理有據，邏輯自恰地寫出了說理過程。“每個動物都很獨特，如果你的答案是把每個動物獨特性都寫出來，這不是就變成了一道很好的題目嗎？”
而對於今天的語文教育來說，最大的問題是，邏輯訓練的缺失與培養孩子批判精神的導向並不兼容。反而很容易導致在互聯網時代中爆發的無效對話，“我不同意你，所以我罵你。”沒有邏輯的批判，自然會引發沒有意義的爭論。
“沒有邏輯訓練，這是國內語文課程最大的弊端之一。”
朱大可認為，僅僅依靠議論文訓練中滲透的邏輯導向還遠遠不夠，而更應當是一套成體系的課程。是平行概念還是交叉概念，是因果關係還是並列關係，這都是邏輯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我們的語文課中，幾乎都沒有。”
著名作家，語文教育改革者葉開把學生分成兩個階段，幻想期（12歲之前）和邏輯期（12歲到18歲），並強調說理性文章的寫作訓練重點應當是論證過程的訓練。
朱大可講，“雖然這個變革是非常艱難的，甚至在很多學校是不受待見的，但我真的看到了其中對於現有制度的補偏救弊。這樣的教學，才有可能和文學產生關聯。”
“父親”身份的無可奈何
不過當下可閱讀的書籍龐雜，朱大可卻因自己的孩子課業繁重而無暇無心閱讀，感到痛心和無奈。
談及這個問題，朱大可的語氣黯淡了許多。看著自己剛剛小升初的孩子經常做作業到晚上十一點，他感歎道，“孩子連長身體的時間都沒有，還何談閱讀的時間。”
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朱大可利用每一次和孩子對話的機會，捕捉孩子的興趣點引向閱讀。
“孩子喜歡看電影，看到《神奇女俠》，我發現她興頭很高，就馬上跟她講起了希臘神話。她還可以從網上查資料，對整個希臘神話系統就有了粗淺的認知。這時候，就能順勢利導下去。”
“再比如說，我們旅行去到一個地方，如果她對這個地方產生了好奇，我就會跟她說，這裡是地球上的哪個點，地理和歷史相關的知識就順其自然地帶出來了。”
在朱大可看來，老師也好，家長也好，對孩子的興趣保持敏感和正視相當重要。而通常家長老師會裝作不經意地轉移掉孩子看起來“不那麽有用”的關注點。
“他問這個，你答那個。他不但聽不進去你講那個，原本對這個的興趣也被你熄滅了。”孩子的興趣點在哪裡，就順著這個點去聊，趁著它還在“發光”及時地跟進和點撥，這才是有效的做法。
除了對於興趣點的關注，朱大可最多強調的，莫過於孩子敢於質疑，獨立提出想法的能力。
“我陪她學英語，火雞，我就故意說是fire chicken，她就笑我，但這個單詞她就記住了，是不是？”這樣的引導甚至有些笨拙，但卻是父親朱大可放棄對孩子在話語權上絕對碾壓的一種嘗試。“無論從哪個方向，都要想方設法地激發孩子開啟自己的思考。”
朱大可多次強調，他反對父母、老師甚至是標準答案的絕對權威。在《必須終結標準答案時代》一文中，他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些標準“摧毀個人想象和邏輯推論，嚴重傷害學生對語文、歷史和政治課程的興趣、消解獨立思考的動力和課外閱讀的興趣。”
在澳洲曾有過教學經歷的朱大可分享說，他曾見過一位老師以“汽油漲價問題”為主題要求四年級的小學生寫一篇論述文。
“這些學生可以去網上查資料，可以去加油站做調研，也可以問問爸爸媽媽的想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綜合多方意見，如果你認為漲價是對的，有哪些理由，羅列出來，反之亦然。老師根本不會預設標準答案。”
國內語文教學的現狀讓朱大可看不到孩子自主話語權的空間和與之匹配的邏輯訓練，他便更著意培養孩子的這些能力。
“我出門前隨便翻了翻女兒的語文課本，就翻出兩篇有明顯邏輯錯誤的課文。一篇她自己也發現了，另一篇我給她布置了任務，等我回去聊一聊哪裡有問題。”
作家朱大可的閱讀經驗
與現在量大而雜的出版書目、發達的多媒體閱讀手段和非功利化閱讀的式微相比，朱大可小時候所需要面對的是極度匱乏的閱讀資源。
童年和少年時期，叛逆心理成為了朱大可文學啟蒙的源動力。“越是不讓讀，越是想讀。”
綜藝節目《極限挑戰》第四季第一集以剛剛恢復高考的1978年為背景，六位常駐嘉賓在簡陋寒冷的穀倉裡，用僅有的一盞需手動發電的昏暗光源和自製火把，進行著緊張的備考。
這樣電影情節般的場景，對於朱大可來說，卻是童年真實又寶貴的回憶。在他的描述中，我們對其彼時的興奮得以一窺。
點上一盞煤油燈，躲在壁櫥裡，偷偷地捧著一本西方經典，細細品味。“你們是不是都沒見過煤油燈？看上一會兒，整張臉就被熏得黑乎乎的，鼻孔也是黑的，可狼狽了！”
而這樣的經歷，是朱大可心中最美妙的閱讀。“所有的靈感，所有對文字的想象，對美的感受，根源都在於此。”
正如朱大可本人所說，年少的他在寫作方面有很多問題，卻沒有人能夠為他答疑解惑，而“自學成才”的關鍵即是閱讀。
大量的閱讀之後，朱大可開始了創作的探索。模仿《水滸傳》等經典作品獨特的語言模式，朱大可以同班同學的真實生活情境為素材，寫起了小說，還是長篇章回體小說。
興趣所致，自然樂在其中。文字不算多，但一章一章地寫下來，也成為了當時在班裡流傳的讀本。“不知最後被哪個同學收去了，到現在也沒還給我。”朱大可笑著回憶。
朱大可講，這種對經典的模仿，是寫作最初的養分。
而要捕捉對文字更多的感受，卻遠不止於此。朱大可有個尤為特別的習慣，他喜歡讀英漢詞典。不是研究英文單詞，而是讀中文的部分。玫瑰，玫瑰花，玫瑰花刺，從一個詞根派生出一個詞系，這讓他覺得有趣。
聽上去與英語學習中記單詞的方法類似，但也有所區別，他並非為了記住這些詞，而是從中尋找漢語的質感。
一本小小的英漢詞典，揣在兜裡，不時拿出來讀一讀，他有個頗為感性的表達，“每一個詞都像一顆閃光的星星，照亮我。那是一種很奇妙的美感。”
此外，朱大可還有很多閱讀習慣，放至今日也頗具借鑒意義。
讀經典，他會把喜歡的詞句抄寫下來，進行分類。“人物描寫的，景物描寫的，再細分下去，寫晴天的，寫雨天的……”一本小小的活頁本，成為朱大可自製的寫作工具書。
讀小說，為了克服物質條件的匱乏，他用裁紙剩下的邊角料來記筆記，卷成煙卷兒的形狀，裝進盒子裡，他叫它“香煙形的筆記”，覺得又好玩兒又方便。
讀詩歌，他會抄寫下來細細品味。雪萊的，拜倫的，普希金的，萊蒙托夫的，都是他鍾愛的詩人。“唐詩宋詞更不用說，那是一定要的。”朱大可還主動講起了一則趣事，來回憶當時的興致盎然。
“有位叫朱大可的老先生，和我同名同姓，編了一本《新編唐詩三百首》，我就抄，感覺像是在抄自己編著的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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