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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劉愛生（浙江師范大學田家炳教科院副研究員）
責編 | 張 歡
2017年9月16日，浙江大學發布《浙江大學優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浙大新規”），擬將在報刊、電視、互聯網上刊發或播報的，具有廣泛網絡傳播的優秀原創文章、影音、動漫等作品（簡稱“網文”）納入學校科研成果統計、各類晉升評聘和評獎評優範圍。這則改變學術評價體系的新規，立即引來學界內外的廣泛關注。
其實，放眼全球，我們可以發現，國外的一些高校也逐步把報刊、網絡社交媒體上傳播的優秀成果納入學術評價體系。與國內稍有不同的是，國外多把此類成果稱為“社會學術”（social scholarship）、“公共學術”（public scholarship），或“社交媒體學術”（social media scholarship）。為了更接地氣，本文沿用國內的稱呼——“網文”。下文將圍繞三個問題展開：在國外，“網文”何以被納入學術評價體系？學界采取了哪些具體的行動？又面臨到哪些挑戰？
一、開放知識運動的興起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網上創作、發布、討論和分享內容，並允許任何用戶免費閱讀、下載、複製、轉發、鏈接和列印。這股潮流的興盛，有兩方面原因：
（1）網絡社交媒體的技術門檻與傳播成本低、互動性與時效性強。學者只需一台電腦，就可在線發表個人的研究成果，並及時與學術圈內外的人士進行交流和互動。
（2）響應開放知識運動（open knowledge movement）。當下，絕大部分由公共財政資助的科研成果成了學術出版巨頭私有的版權資產和獲取暴利的工具。在數字時代，由於複製傳播成本下降，人們要求版權立法不得維系出版商的暴利，而應保障公眾獲取知識的權利，因而開放知識運動開始興起。
對此，加拿大學者阿納托利·格魯澤（Anatoliy Gruzd）等人指出，網絡社交媒體正快速變成學術生活和專業發展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趨勢的變化，不僅意味著學術知識與資訊的傳播方式會發生變革，而且大學的評聘和晉升政策將會隨之變革。社交網絡這些新的能力推動了免費開放存取資源運動，其特徵是：基於網絡平台，其組織是鬆散的；致力於免費創作、分享和傳播知識，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到這個扁平的網絡中來。網絡社交媒體的民主化，以及學者無需借助傳統學術雜誌就能夠發布和分享知識，對那些負責評定學術成果價值的人構成了全新的挑戰。
長久以來，對學者學術影響力的評價主要基於期刊的影響因子和論文被他引的次數。一般而言，一個學者發文的刊物級別越高，發表的論文越多，被引的次數越多，他/她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就越大。但是，這種科研評價的傳統文獻計量方法存在諸多局限。基於此，美國學者傑森·普裡姆（Jason Priem）在2010年提出了替代計量學（alternative metrics）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是：用面向學術成果全面影響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尤其是基於社交網絡數據的計量指標，替代傳統的單純依靠引文指標的定量科研評價體系。那麽，什麽是“學術成果全面影響力”？一是學術成果的學術影響力。在替代計量學看來，學術成果不僅包括論文，而且包括數據集、圖片、媒體、牆報、源碼、影片和網頁等；引文反映的只是學術影響力一部分，各種形式的“網文”被閱讀、討論、分享、下載或鏈接的次數，同樣構成了學術影響力的內容。二是學術成果的社會影響力。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其科研成果理應能夠被感興趣的公民獲取和利用，這要求人們在評價學術成果的影響力時，需要考慮學者的社會影響力。“替代計量學可以通過采集、捕獲不同平台上非學術界人士對學術成果的利用，來衡量學者的社會影響力。”這一概念提出後，迅速得到大學、科研資助機構以及出版商的高度重視，並促使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反思和改革現有的學術評價系統。
當下，學者普遍離公眾較遠，發表的絕大部分論文並沒有對當下公共政策的討論和制定產生重要影響。甚至在學術圈內，一些論文經發表後，也鮮有人閱讀和引用。據統計，全球每年發表的同行評議論文鋼彈150萬篇，但人文科學有82%的論文連一次也沒有引用。為何學術論文難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這種情況下，公眾日益要求科研人員走出象牙塔，利用社交媒體發出公眾聽得懂的聲音，並同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一線從業者進行合作，以影響社會變革。更何況很多研究由公共財政資助，學者有義務把其研究成果介紹給公眾。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艾米·斯嘉麗（Amy Schalet）指出，大學教師在社交媒體和大眾傳播中付出的時間與努力，往往能讓整個社會受益，這是一般的學術期刊難比擬的。但是，按照現行的學術評價機制這些貢獻卻並不算數。這顯然不合時宜，大學行政人員和教師應坐下來，共同商討教師參與大眾傳播在評聘與晉升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網文”學術評價面臨的挑戰
鑒於“網文”的價值，把其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之中，以此作為對創作者的獎勵，可以說合情合理。然而，這背後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如何評價“網文”的品質和影響力。
儘管一些學者試圖用替代計量指標來評判“網文”的品質，但它本身並不完美。顯然，對一篇“網文”品質和影響力的評價，它被點讚、轉載、閱讀、分享和下載的次數越多，品質就越好嗎？這很難不保證一些學者或網站鑽制度的空子，故意發表一些吸引人眼球但失之偏頗、沒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對此，美國學者雷切爾·博哈特（Rachel Borchardt）指出，替代計量指標作為一種評價影響力的指標，呈現的只是研究成果被討論的廣度，而作品本身品質和口碑如何，則留於讀者評判了。換言之，替代計量指標並不能在真正意義上“替代”傳統的學術評價指標，而只是向人們提供了評價文章影響力的另一種視角。
“網文”品質評價標準缺失所帶來的隱憂，也在國外大學行政人員的態度上得到體現。布萊克·卡梅隆（Blake Cameron）等人2016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與在傳統的雜誌發表論文相比，僅有23%的美國和加拿大醫學專業的系主任認為醫學工作者在基於學術雜誌的部落格（通常有網上的外審專家）上發表文章，在晉升中具有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當被問到在個人部落格上發表文章是否具有同等價值時，這個數字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2%。這其實不難理解，在沒有一個值得信賴的“網文”品質評價機制的前提下，大學行政人員很難相信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與在傳統學術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具有同等份量。
雖然“網文”得到一些學術協會的大力鼓勵，並被個別高校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但這並不表示國外所有高校和教師認可它。
在國外學界，以下觀念仍佔據主導地位：真正學術成果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的過程。儘管當前有不少學者對同行評議頗有微詞，然而相較之下，大部分“網文”並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而呈現出一定的自發性和隨意性。這一情形導致“網文”納入學術評價的合法性存疑。更何況，在當今所有大學排名中，無一不是以在傳統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文章為計量部門。
這種觀念在許多大學教師身上也得到體現。一方面，經過多年嚴格的學術訓練，大多習慣了傳統的研究範式。在此影響下，許多大學教師以在傳統學術期刊上發文為榮，而對“網文”多持一種不屑的態度。對於在公共媒體發表文章、在社交網絡與公眾分享觀念，國外一些大學教師“大皺眉頭”，認為是不務正業，搞“激進主義活動”。另一方面，傳統學術論文的寫作方式和語言風格，與形式多樣、通俗易懂的“網文”有著天壤之別。在這種情況下，國外不少大學教師認為，“網文”的創作歸屬於社會積極分子、公共知識分子，而自己只要在象牙塔內做好本職的教學和研究即可，沒有必要創作自己不熟悉的“網文”。作者所訪談的一個對象就舉了一例：《華盛頓郵報》邀請她就埃博拉病毒（Ebola）給公眾寫一篇2500字的短文。這一度讓她陷入恐慌之中，因為離開了諸如HIV和對非援助的學術著作，她不知道如何下手。
即便“網文”被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但並不表示國外大學教師對此欣然接受，沒有任何疑慮。相反，他們有來自兩方面的擔憂。
其一，擔心“網文”帶來額外負擔。許多大學教師，尤其是研究型大學，都面臨著沉重的工作壓力，有些甚至已處於“超載”狀態。他們不僅需要把大量的時間用在教學上，而且隨著大學排名競爭的日益激烈，他們被要求發表更多更好的論文，爭取更多的科研資助。在此環境下，大學教師不免擔心：一旦“網文”被全面納入評價體系，它會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晉升標準，從而給自身帶來額外的考核壓力。澳籍華人學者林可婷就擔憂道：要求教師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是不是創造了另外一種晉升標準？或許正是有此方面的擔憂，當前已經把“網文”納入學術評價體系的高校，也只是把“網文”作為一個受歡迎的選項，而不是一個強製性的要求。
其二，擔心“網文”潛在的社會風險。大學教師在社交媒體上發文雖然能及時傳播個人的研究成果，並擴大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但同時意味著他/她將失去象牙塔的保護，將直接面對大學外部差異極大的觀眾。大學教師在一些有爭議的議題上的發文，包括階級、性別、種族、同性戀等，極有可能招來意想不到的惡意評論、騷擾、譴責，甚至為此失去工作。例如，波士頓大學助理教授塞達·格蘭迪（Saida Grundy）因在個人微博上發表抨擊白色人種言論（儘管研究支持她的觀點），遭到不少保守白人的攻擊，並要求校方解雇她。針對這種狀況，美國教育研究協會在2016年的年會上，甚至還專門小組討論了如何防範“網文”給大學教師，尤其是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師，所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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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思考
顯然，“網文”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並被國外一部分高校納入學術評價體系，反映了學術評價制度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嬗變而不斷擴充、調整和完善。然而，“網文”作為一種新興事物，相關的實踐在國外高校當前還處於摸索階段，如何克服自身品質標準評價問題、打破傳統的學術評價機制、消除大學教師的疑慮，仍是“網文”全面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之前需要面臨的嚴峻挑戰。
無疑，“網文”在國外學界的境遇對我國高校是極富啟示意義的。浙大新規既是國內高校對網絡時代的積極回應，又是國內高校投身公共事務、承擔社會責任的寫照，具有進步意義。但對比國外，浙大新規還有許多地方值得斟酌和完善。
（1）“網文”納入學術評價體系的目的。在國外，把“網文”納入學術評價體系，意在克服傳統學術評價機制的弊端，對花費時間和精力投身公共事務的大學教師合理補償，同時鼓勵更多的教師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解決社會問題，以彰顯大學的社會責任。浙大新規的目的則是“加強高校網絡文化建設”、“發揮網絡文化育人功能”，以及“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和提升浙大的聲譽”，未免顯得有點狹隘。浙大新規如果能站在更高的視角闡釋其目的，無疑更具有前瞻性和正當性。
（2）“網文”的來源與類型。在國外，“網文”來源廣泛，既包括主流報刊、網站，又包括自媒體（微博、個人部落格等）；“網文”既涵蓋時事評論，又包含科普文章，等等。在浙大新規中，“網文”雖然包括原創文章、影音、動漫等作品，表面上看似豐富多彩，但由於它強調“對各種社會輿論和價值觀念進行引導”，且把“網文”主要載體限定在中央媒體以及其他一些主流網站上。這會在相當程度上排除大部分不帶意識形態、但關乎公眾健康的科普文章，以及大量發表在自媒體上但對社會有促進作用的“深度好文”。
（3）“網文”的評價主體與評價標準。在國外，“網文”作為大學教師的科研成果，其評定都是由學術委員會來執行的；而對“網文”品質的評價標準，既強調“閱讀量”，但更強調“原創性”、“影響力”等。但是，由於沒有統一的標準，“網文”的評價標準在國外還是一個頗受爭議的話題。浙大新規是浙大黨委宣傳部制定、以浙大黨委、學校名義聯合印發的黨政聯合檔案，這顯然是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乾預，且有悖於《浙江大學章程》的第三十條規定：學校學術委員會為學校最高學術組織，負責對學校學術領域重大事項進行谘詢、審議、評價和監督。浙大新規根據“網文”的傳播載體、網站轉載數量和閱讀量來評價“網文”品質，雖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但難免過於簡單、草率。
最後，作一點補充：除了完善相關制度和規定外，我們還有必要考慮“網文”在中國學界面臨的挑戰。中國學界是如何看待“網文”的？“網文”該不該納入學術評價體系？如何建立一個令人信服的“網文”品質評價標準？大學教師有哪些疑慮？如何鼓勵他們創作“網文”？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認真回答。
作者簡介
劉愛生，男，浙江師范大學田家炳教科院副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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