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為知識付費，已經成為這兩年的流行趨勢。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內容付費用戶規模約達1.88億人。
知識付費背後是一個兆規模的新市場，那些有能力創造付費知識的老師們，正享受著這一波紅利。
薛兆豐就是其中一個，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院聘教授，他在知識付費平台上開設的專欄《薛兆豐的經濟學課》，截至目前，銷量超25萬份，按照199元/份的價格計算，營收接近5000萬。
除了錢，還有名，薛兆豐通過知識付費平台，收獲了25萬學生，可謂最流行的“網紅經濟學家”“網紅教授”，當然也不乏質疑甚至責難。
3月10日，薛兆豐教授已確認將從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離職。
對於薛兆豐的離職，有人認為教授確實不應該在外兼職，也有人為此感到惋惜。那麽，到底該如何看待教授在外兼職授課，收獲眾多粉絲並實現財富自由？對此，大學官方又是持一種什麽樣的態度？小巴采訪了幾位大頭，來看看他們的觀點。
張豐 讀書人、媒體人
學校和用戶提供的是不同的價值肯定 知識付費為薛兆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薛兆豐從北大辭職，是一個積極事件。很有可能，在得到上專欄的收入，給了他脫離體制的勇氣。不管怎樣，他以後靠自己也能養活自己了，而且也幾乎實現了所謂財務自由。
對薛兆豐的選擇，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內心中，可能都是羨慕的。中國的學者，不得不依賴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制。做項目、評職稱，這不僅是一套評價體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所謂的“知識”生產方式。一個學者的自我認同，主要來源於這個體制內的同行評價，最終形成一個封閉的學術圈，不在乎圈外普通人的評價。
這種體制可以製造大量論文，但是絕大多數論文，都難以稱得上是汪丁丁教授在《為什麽付費買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識？》中所說的“一流知識”，甚至都稱不上是知識。
真正的“知識”，應該來自於個人對未知世界探索的興趣，它一定不是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它是純個體的，而不是被體制化的。
現在的網絡技術，為知識個體戶提供了生存的可能。當然，專欄賣幾千萬不見得“有知識”，但這種個人化的操作，仍然是難能可貴的。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知識市場”的存在，那麽個體戶的價值就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老師在外兼職，如客座教授等形式，學校大多都是同意的。而薛兆豐的特別之處，在於從事的是知識服務這一新模式，而且掙錢很多，要知道一個文科教授，做一個國家社科項目也不過幾十萬。更重要的是，知識服務領域，用戶的肯定似乎提供了另一種價值肯定，學校應該是慌亂的。
高校對老師的肯定是那一套評價體系，那也是一種控制體系。高校會對老師的管理，設定出一套負責的體系，如發論文的量，做課題的量和級別，授課量，甚至出國訪學等，老師必須按照這個體系對自己進行數據化，因為這是和職稱與收入掛鉤的。很多老師苦不堪言，也不敢言。
在高校，就要按照那套程式評到教授，這同時也是對自己的規訓，思維習慣和表達習慣都會固化。等熬到教授，基本喪失了向普通人表達的能力和動力。某種程度上說，薛兆豐是一位幸存者。
也是因為如今的知識付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讓薛兆豐這樣的“網紅經濟學家”可以服務社會和更廣大的群眾。
馬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薛兆豐得罪了誰 讓他背負如此多本不應有的罵名
得益於互聯網特別是移動終端和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知識付費蔚然成風，並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方興未艾的朝陽產業。薛兆豐的網絡直播課程及其背後的“得到”等網絡知識平台，代表了知識付費的典型模式。
知識付費的買方和賣方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買方認為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所以並不存在欺詐的嫌疑。既然有如此多的人去聽課，而且聽了一年還去聽第二年，那麽至少說明這門課有其過人之處或可貴之處。
儘管薛兆豐存在打著“北大教授”的幌子去招攬生意的嫌疑，但是他是北大國發院的“院聘教授”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反過來說，如果“北大教授”是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招牌，那麽也不是每個北大教授都可以取得薛兆豐這樣的成就和影響。換言之，我們不應因為薛兆豐用其“北大教授”的身份去推銷課程，而對其橫加指責。
對薛兆豐的質疑和責難，至少有兩種觀點或立場。一種觀點，許多人認為薛兆豐不是正兒八經的經濟學家，並據此推論薛兆豐的經濟科普也不值一提。
如果一個人既有精深的研究並學有建樹，同時又有很強的解讀力和親和力，那麽自然是兩全其美的最佳狀態。但是，這種情況畢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只會在其中一個方面富有優勢。我們既需要能夠做出高水準但晦澀難懂的研究成果的高深學者，也需要深入淺出但學術建樹不多的故事高手。
對於很多高深的理論來說，用淺白的語言去進行科普，不可避免會招致嚴肅學者的批評。但在不知然、知其然和不知其所以然三個階段之間，通過知識付費讓普通人達到知其然的程度，顯然是我們值得追求的一種狀態。
另一種觀點則是有許多人認為，薛兆豐一年“耍耍嘴皮子”就賺上千萬元，根本不值。這種批評者往往懷有“不吃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也是許多人會持有的觀點。物以稀為貴，稀缺性可以很好地解釋薛兆豐現象。至於課程的價值同其價格和回報是否存在合理的聯繫，則可以交由市場去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
在知識經濟時代，將知識轉化為金錢並不可恥，甚至是值得推崇的，否則就無法為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提供源源不斷的激勵和動力。
我們不應對薛兆豐采取人人喊打的姿態，更不應否定知識付費這樣一個新興產業和社會現象。相反，讓更多的人成為薛兆豐這樣的公共知識人，對社會而言毋庸置疑是利大於弊的。
*以上首發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有刪減
熊丙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國家有政策鼓勵教授適度兼職 但兼職背後存在諸多問題
我不知道薛兆豐離職的具體情況，所以我沒法發表對他離職的看法。
不過，並不存在高校支持或反對教授在外做兼職的問題，因為這已是國家政策。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乾意見》指出，允許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包括允許科研人員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允許高校教師從事多點教學獲得合法收入。
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在完成本職工作後，適度兼職，不但讓知識價值增值，還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回報，其價值和意義毋庸置疑。關鍵是如何做到適度：
第一、對於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兼職，大家最擔心的是會分散精力——不專心搞好校內教學，卻去兼職掙錢。這就需要有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同時讓教師、科研人員兼職公開透明，接受師生監督。
第二、要明確兼職中的利益回避機制，防止把兼職作為謀取利益的通道。為此，高校和科研機構要明確長官幹部不能隨意兼職，利用學校的教育資源、學術資源和社會機構進行利益交換。
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實行的是基本工資+獎勵+津貼的薪酬制度，要通過考核才能兌現薪酬，這導致教師和科研人員急功近利，教師和科研人員也會面臨很大的生存壓力。有的教師戲稱自己是掙論文工分、課題工分、經費工分的“學術民工”。這並不利於教師專心進行教育教學工作，以及做自己感興趣的學術。
如果逼迫教師以兼職的方式獲得一定收入，顯然難以體現知識價值。因此，應該在保障年薪的基礎上，鼓勵增加知識價值的兼職。
我認為，應選擇高層次人才進行年薪製探索，既是啃薪酬制度改革的“硬骨頭”，也具有很強的現實可操作性——高層次人才完全不需要外部的考核來施壓，他們有做出一流成果的內在需求。通過這一改革，可以釋放出高校教師群體的活力，這是推進學校建設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的重要力量。
原來，對於教授在外兼職，是有政策支持的。但現實中，各個學校又是如何處理的？小巴采訪得知，上海某高校對待教授兼職的規則如下，基本上可以代表一部分高校的態度。
第一，長官幹部（院處級首腦及以上）肯定不能兼職；第二，兼職情況要上報，包括兼職可能會產生的收入；第三，動用校方院方資產資源去外部兼職，必須要獲得許可。
那麽，現實中，其他大學的做法是怎麽樣的？歡迎你在留言中補充，你也可以說說自己對薛兆豐離職一事的觀點。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