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晨，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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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學術界就像是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一般，很多人都染成了一個德性，一些人試圖在比賽當中“搶跑”，反正違規的成本又低。如都這樣，那這個圈子就只能潰敗下去，還談什麽國家利器？
一些人並非是學術訓練不足，而是選擇在名利面前故意為之，比如“鑽空子”“投機主義”等。個體的行為失范往往帶來的是對整體的學術汙染，是對集體的不負責，缺乏一種學者或研究者該有的基本道德律令。
作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的梁瑩，最近風靡了整個學術界，學術圈裡有人說，“自1978年以來，社會學的學者，還從未有人如此刷屏”。但對社會學這個學科來說，這顯然不是什麽光榮的事情。
從開始到現在，我個人認為，最值得關注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她是怎麽走到這一步的？第二，她又是如何成為“404學者”的？尤其是後者，並非是錢和權的問題。
下面，我想從三個方面來探討這個事情：第一，39歲的“青年長江學者”是如何實現的？第二，是什麽塑造出了這樣的學者？第三，如何治理？
▌“走捷徑”：39歲的“青年長江學者”
翻看梁瑩的簡歷，1979年生，“北京大學公共管理博士後，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香港理工大學-北京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博士，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現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這樣的成績和經歷，可以說已經非常華麗，羨煞旁人，尤其對同輩群體而言。正如此事被“二次曝光”（起初網絡中已有關於她學術、教學行為不端的指責，而後銷聲匿跡，《中國青年報》近期的報導已不是首次曝光）後，我從學界聽到的那樣，梁瑩的一些同齡人在課上還曾誇讚她的成績，讓學生們向她看齊——39歲就功成名就。很多學者在39歲可能還是講師或副教授，更別說能獲得多少國家級的項目資助等。梁瑩“幾乎拿到了所有她那個年齡文科教授能夠拿到的頭銜”。
問題是，作為一名學者，梁瑩的成長邏輯過於“異常”，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大躍進式”的發展。在學術界，除非個人勤奮過人且天資聰穎，否則很難達到這種程度。多數人都是按部就班，一步步研究、突破，一點點的“往上爬”。
梁瑩被指抄襲、一稿多投等有違學術倫理的行為，並在近年主動撤回了100余篇在各學術期刊上公開發表的論文。和早先密集發表論文、迅速晉升一樣值得懷疑的，是梁瑩大範圍的刪除過去已經發表的論文。
張愛玲曾說“出名要趁早”。梁瑩靠著“走捷徑”獲得這些利益，也的確讓她出名了，不僅帶來了學術頭銜，那些如今無法檢索的論文，還曾幫助她獲得研究經費、入選各項人才計劃。但這並不符合學術倫理，所以如今“翻船”了，再一次出名。
同時，梁瑩卻沒有什麽悔改之心，我認為這是引起學界群體憤怒的主要原因。比如，明知自己犯錯，卻向記者解釋說“上述情況只在自己學術生涯最早期，……剛讀研究生，學術剛入門，不懂規範……”“當時期刊即使不接收論文也不會給回復，所以等一段時間還沒有下文，會將論文修改後另外投稿。”“你這樣查，全中國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導都有問題……”
正如學界有人評價的那樣，“這簡直就是在轉移矛盾”。個人犯的錯誤並不能全部轉移給集體。
▌監督失靈與評價矮化：製造“404學者”的關鍵
至今，據說梁瑩的英文論文還在線，但120多篇電子中文版論文被“404”了。即使在互聯網上刪除了這些論文，紙質版的期刊也早已發行並分布在各圖書館。已經發生的一切根本不會“一刪了之”。
言及於此，就不得不追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就第一個監督機制來說，期刊為什麽不查重？
難道青年長江學者、博士導師、“一流大學”的教授，就可以免於查重？事實上，學界還真是如此。一些學術期刊直接拒絕發表大學生和碩士生的文章，並非真的是文章品質不行，而是更看重作者的名頭。這種“不看品質看名頭”的學術發表邏輯，就會製造出這樣的笑話。如此，缺乏第一道監督機制，梁瑩的文章就這樣順利出刊。
其次，就第二個監督機制而言，南京大學對於這樣的行為沒有事先審查機制嗎？比如當其填報人才項目的時候，是否核查過她的相關論文合規與否？是否抄襲？但凡出現類似的情況，應該被“一票否決”而不是“助紂為虐”。我認為每個大學都應該成立獨立的學術委員會，審查和接受學術不端舉報，依據情節嚴重程度而給予處罰。
再次，就第三個監督機制而言，社會監督有點遲緩。如今，在學界通常流行一個說法，“她是不是得罪人了？”這種思維關注“個人恩怨”而非“學術不端”這一事實本身，無益於推動同類事件的積極改變和發展。其實，社會監督也是一種監督機制，對學術監督同樣重要。
所以，對學者而言，在發表論文或申報項目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是否對這三種監督機制存在敬畏之心？我想，如能考慮到這些後果，就不至於出現如今的局面了。相反，抱著僥幸的心理去抄襲、作假，最終只會身敗名裂。
此外，如今的一些學術評價機制也的確存在弊端，我甚至認為這是“逼良為娼”。正如香港科技大學一位教授評價的那樣：“現在的科研評價體系，無不是塑造出這樣一個人物的關鍵”。當學術評價機制依然以論文為重，沒有高品質的論文，即便有博士學位又怎樣？沒有這些論文去支撐學者申報的課題，有博士身份又如何？在學術圈，把課題給誰，要看前期研究成果（還要看其它）。所以，在論文上“做文章”就成了關鍵。相反，沒有成果，很難在評價和競爭中取勝。
為此，近來又有部門發表政策性檔案，要破除“唯論文”的學術評價風向，但我覺得很難實現。熊丙奇早在2016年就發表了《破除“論文情結”應回歸正常的學術評價》，在學術圈裡，也經常有類似這樣的號召和呼籲，但至今也未能實現。
問題就出在，至今也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辦法做評價。但不破除，今後還會形成類似“404學者”的學術困境。如此看來，這就是學術的一個悲哀、迷局和困惑。前不久，雖然浙江某高校聲稱要改革這樣的局面，但至今卻沒有下文。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愚公移山的活，現在想將其移走，卻因各種利益捆綁在一起，個體難以撼動整個系統。
▌走出“學術造假”：“404學者”的治理對策
梁瑩的行為並非個案，之前就已經有很多類似的案例，包括北京某博士生造假，最後還鬧到了法院，還有一些因抄襲而被解除職務的教師等，可謂是不絕於耳。似乎，學界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兩個這樣的人物。
當然，這樣的案例也並非是中國獨有，日本的某博士造假，其導師自殺的新聞我們也曾聽聞。所以，如此看來，學術造假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值得深究。
那麽，對於學術圈來說，到底該如何治理這樣的現象？
首先，制度的監督。正如上文所述，要有獨立的委員會，能夠接受和評價收到的舉報、監督，並且剛正不阿的查處違規行為，撇開關係、名頭與權力等因素影響。同時，學術期刊也需要嚴格的規範化操作，而不能看關係、名頭去發表論文。如有造假，甚至建議直接拉入黑名單，永不接受作者再次投稿（現在學界有這一監督機制，但一些期刊為了某些利益而沒有真正實施）。等等。而且，法律應該介入到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當中來，光靠大學還不夠。
其次，風氣的淨化。如今，學術界的風氣的確不太好，動歪腦子的人有很多。本身，做學問就是一個很累的活，又面臨各種生存和升職壓力，所以“走捷徑”成為一部分人的選擇。在缺乏自律又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就很可能造成“反正人家那樣做我也那樣做”，這樣想的人，連基本的學術敬畏都沒有。此外，如今的學術界就像是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一般，很多人都染成了一個德性，一些人試圖在比賽當中“搶跑”，反正違規的成本又低。如都這樣，那這個圈子就只能潰敗下去，還談什麽國家利器？
而且一個良好的學術共同體也未有建立，一些違規者在某地待不下去，居然還可以去另外一所大學待。這就加劇了學術環境惡化。這種現象應該遭到抵製。
再次，個體的失范。個體在學術規則面前可以選擇做與不做。我倒是覺得，一些人並非是學術訓練不足，而是選擇在名利面前故意為之，比如“鑽空子”“投機主義”等。個體的行為失范往往帶來的是對整體的學術汙染，是對集體的不負責，缺乏一種學者或研究者該有的基本道德律令。
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需要關注，也就是在開篇所述的，為什麽梁瑩有如此大能耐去“404”？我認為，如果在這過程中繼續有違規操作，應該被某些部門處罰。否則如果任何人都可以“404”，學術造假會更嚴重。進一步說，如果擁有版權的學術期刊拒絕不合理的撤稿要求，並且支持網絡平台繼續保留這些論文（以作為留存、證據），就不可能出現“404學者”，學術論文也可以被更方便的監督。
事實上，網絡也是一個監督機制，但它更多的是工具性的存在，尤其是從網絡政治的角度出發。而真正想要走出這樣的學術造假局面，還得讓造假者付出巨大的代價。同時，包括期刊、各種評審機制的監督要完善，否則還會有下一批“404學者”。
雖說南京大學目前已經根據相關舉報而成立了調查組，包括對其授課態度等一系列的內容進行調查，但我認為，這些有點晚，因為她這種行為已經造成了學術群體利益的受害，且影響到其他人的學術公平與發展，而這些損失很難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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