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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襲製王朝中，皇帝將皇位轉讓給家族裡的其他人被稱作內禪。從皇權轉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特殊的皇位承繼方式，即在君主還在世的時候，以禪讓的形式將皇位讓渡給兒子或家族的其他人。
內禪在中國很早便已出現，如春秋時期晉國國君晉景公因病重立太子州蒲為國君，戰國時期趙國國君趙武靈王傳位於太子趙何，自號為“主父”，這兩個事情被看作為中國古代內禪的開始。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中，一共發生過十五次“內禪”，而在這十五次“內禪”中最特殊的一次便是南宋光宗朝的“紹熙內禪”，其特殊之處在於它既不是皇帝自願退位，也不單純是因為皇族的內部鬥爭而退位，而是在皇族和朝中大臣們一致逼迫下的遜位。
整個紹熙內禪大體上又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宋光宗退位的時間為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在七月五日之前，南宋朝廷發生了兩件大事。先是在六月，作為太上皇的孝宗皇帝去世。
宋光宗與太上皇孝宗之間本就緊張的關係，已經使得朝野之中流言四起。再加上太上皇患病後，光宗始終未曾前去重華宮探望，太上皇駕崩後，光宗又拒絕為孝宗皇帝主持喪事。
史載，在孝宗逝世後，光宗皇帝不僅不悲傷，反而“車駕不至，無與成衣”。雖然光宗皇帝以生病作為借口，但是所造成的影響卻十分嚴重，並且越來越惡化。先是朝野之間本就存在的流言進一步發展，並且流言大多涉及軍隊，“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整個社會開始出現秩序混亂的跡象。之後更是局勢的惡化，朝中大臣“潛遁”，富人藏匿財寶，都城人心晃動，社會秩序陷入混亂。
此外，軍隊中也開始出現之前流言所說的狀況，甚至最後出現了軍士陰謀組織叛亂，直接動搖南宋王朝統治的危險情況。史載，當時在襄陽擔任軍官的陳應祥意圖趁機作亂，“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襄以順北”，並且計劃在七月十五日以為孝宗皇帝發喪為借口發動叛亂。如果放縱局勢的繼續發展，那麽很有可能便會演變成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直接動搖整個南宋王朝的統治。
可就在這關鍵時刻，作為丞相的留正又在七月辛酉稱疾逃歸。留正在上朝時假裝跌倒，稱病歸家。隨後上書以患病為理由請求告老還鄉，甚至還未等到宋光宗的答覆，留正便先行離開了京城。留正的逃歸使得南宋的中樞權力陷入了停滯，無法及時應對整個局勢的發展。
在這兩件事的影響下，南宋政權危在旦夕，逼迫光宗皇帝退位也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為了挽救南宋政權，太皇太后吳氏與以趙汝愚為首的朝臣迅速達成了一致，宋光宗的退位時機已經成熟。
因此在七月五日，即為孝宗皇帝除喪服之祭的“禫祭”日，太皇太后吳氏與朝中大臣共同發力，迫使光宗遜位，擁立嘉王趙擴即位。至於之所以將內禪之日選作七月初五，史書記載則是由趙汝愚和趙彥逾一同決定的。
先是趙彥逾以丞相留正辭去，天降大任為由勸說趙汝愚在七月五日的禫祭日舉行禪讓。趙汝愚則認為內禪是一件大事，必須要選擇吉日，不可過於倉促。於是，兩人取出官方制定的歷書來選擇吉日，而恰好七月五日的“禫祭”日在官歷上的記載便是吉日。趙彥逾借機再次勸告趙汝愚“帝王即位，即是好日。兼官歷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表面上看兩人似乎是依據日期吉凶來做決定的，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都明白越早采取措施對穩定政局越有利，而趙汝愚要選擇吉日也只是想讓這次行動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趙汝愚在確定“禫祭”日為吉日後，便順勢與趙彥逾等人達成一致，迅速做出實施內禪的決定，聯合朝廷內外共同迫使光宗退位。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大臣們發動了紹熙內禪。內禪的過程十分簡單，先是趙汝愚率領文武百官拜謁孝宗皇帝的棺木，太皇太后吳氏垂簾聽政，趙汝愚再率領朝中大臣共同拜見太皇太后吳氏。緊接著，趙汝愚上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 太皇太后吳氏對此的答覆為“既有禦筆，相公當奉行” 。
趙汝愚又請太皇太后吳氏頒布詔書來表示對內禪的讚同。隨後，憲聖太后命趙汝愚宣布詔書：“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禦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命嘉王趙擴立刻即位。儘管趙擴一再表示拒絕，但仍被披上黃袍，在韓侂胄等人的挾扶下走到了素幄前。之後，韓侂胄傳太皇太后吳氏旨意，讓趙汝愚等朝中大臣進行勸進。在嘉王尚未完全就禦座之時，趙汝愚便已率領朝中大臣跪拜新君。
在實施內禪後，局勢迅速穩定了下來，南宋政權最終較為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動搖其統治的政治危機。
參考文獻：《齊東野語》、《宋史》、《四朝聞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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