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維亞爾。圖/視覺中國
本刊記者/劉遠航
發於2019.9.2總第914期《中國新聞周刊》
當龔古爾學院秘書長迪戴爾·德科恩宣布最終獲獎人選的時候，很多人感到驚訝，這個法語世界最負盛名的榮譽頒給了一部很難稱之為小說的作品。這是2017年11月的某個星期一下午，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德魯昂餐廳聲音喧雜，人頭攢動。
這本未能在規定時間出版的作品先是被破格提名，進入長名單，最終在決選的第三輪投票中，打敗另外三部作品，贏得了這一年的龔古爾獎。龔古爾文學獎的獎金只有象徵性的10歐元，但是獲獎本身就意味著大量的加印和暢通的銷路。
作品名叫《議程》，僅有160頁，描寫的是“二戰”前希特勒崛起過程中的一次真實事件，24名德國工業巨頭的負責人參與了一次秘密會議，他們的妥協與支持直接影響了納粹在德國的統治。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小說，作者用電影鏡頭般的文學語言為讀者還原了當時的歷史現場。
作者叫埃裡克·維亞爾，同時也是一名導演，借助第一手資料和文學的想象力，他向讀者展示了一小群人是如何顛覆整個民族的。同時，他對真實事件的重構有著特殊的社會語境和現實指涉。
“歷史並非是既定事實的數量累積，文學則是普遍理性和事實經驗相互結合的產物，對人類自身的認識會隨著我們的焦慮和實踐而不斷更新。正因如此，過去從未消亡，歷史需要被不斷地審視。”埃裡克·維亞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今年5月，《議程》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文學允許一切，作者說道，它填補了歷史的縫隙，指向了我們在當下所處的危險狀況，如果沒有對過去足夠的審視，曾經的狂熱將再次佔據我們的生活。“人們從來不會兩次墜落同一道深淵，但人們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墜落到荒謬和恐懼之中。”作者這樣寫道。
當文學進入歷史
阿道夫·希特勒走進客廳，面帶微笑，神情輕鬆，甚至讓人愉快。這是維亞爾在《議程》中為這位納粹獨裁者描述的開場。最開始的時候，維亞爾虛構了更加戲劇化的場景，突出希特勒和他的副手戈林進場時的轟動。
然而，作者陷入了困境，停筆數月，也可能是一年，推翻了自己的設定。在最終的版本中，獨裁者走進客廳，不過是稀松平常的一個場景，希特勒是許多人中的一個，而這正是歷史可怕的一面。
許多人，不只是那些政治人物，還有客廳裡的24位企業家。希特勒與他們一一握手，對他們的支持表示感謝。這些工商業巨頭裡，包括知名的西門子、歐寶汽車、克虜伯、法本等等。
這一天是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剛剛當選總理，半個月後的3月5日，國會將正式舉行選舉，納粹黨能否贏得多數選票，這決定了希特勒的未來，而未來的關鍵，在於錢。
沒有人知道，這一天談話的具體內容，維亞爾卻用文學的想象打開了會議室緊鎖的門。
歐寶汽車創始人威廉很輕地嗽了一下嗓子，看看腕上的手錶，嘴唇緊閉。銀行家亞爾馬·查赫特不時抬一抬他精致的眼鏡，輕搓一下鼻子，伸出舌頭在嘴唇邊抿一下。軍火公司克虜伯的古斯塔夫臉色有些紅潤，他感冒了。
最終，古斯塔夫捐了一百萬馬克，其他的在場者也捐出了幾十萬。這不過是一次尋常的捐款，將用於納粹的遊說、年賞和政黨支持。當戰爭在12年之後結束，這些公司大多繼續存活了下來。
至今，他們仍然在德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無論是汽車，還是洗衣機，又或者是房屋保險和手錶電池，都有他們的身影。這些工業巨輪的桅杆輕輕晃動，就可能讓一個國家的政治偏離航道。
在經濟的助威下，政治的怪獸終於登場，並露出了真實的面目。國會縱火案、集中營的建立，然後是對周邊國家的覬覦。5年之後的2月12日，希特勒與奧地利的總理許士尼格終於會面了。
沒有人知道兩個人究竟談了什麽，除了許士尼格本人。他在自己的回憶錄《奧地利安魂曲》記錄了這天的情形。奧地利總統坐下來，兩條腿時而交叉，時而松開，他有些焦慮，很不自在。面對德國元首的咄咄逼人，這位奧地利總理像是一位好脾氣的學生，雙手開始出汗。
讀許士尼格回憶錄的時候，作者維亞爾感到了一種強烈的局促與困惑。會面當天，希特勒指責奧地利從來沒有為德國作過任何貢獻，許士尼格趕緊搜腸刮肚，尋找歷史上的證據。最後，許士尼格想到了貝多芬，一位音樂家。“貝多芬不是奧地利人。”希特勒回答說，音樂家是在德國波恩出生的。
“這個交談的細節其實有些荒誕，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許士尼格的盲目無知和作為政治人物的膚淺。還有他的諂上欺下，遺憾的是，這已經造成了歷史的惡果。”維亞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議程》中文版。
當歷史照進現實
作家維亞爾今年51歲。他出生的1968年，正是法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維亞爾的父親是一名外科醫生，雖然不是左派，但也反對權威統治。維亞爾回憶說，他剛出生不久，他的母親就抱著他到陽台上，指給他看那位正在打街壘戰的父親。當時流行存在主義哲學，父親的書架上都是這些著作。
成年之後，維亞爾在學校裡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學文憑，又在巴黎的社會高等研究學院取得了“歷史和文明”專業的學位。他的導師是德裡達，著名的哲學家。維亞爾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德裡達對於細節的關注，還有就是，思考和寫作是無法分割的，這成為了維亞爾後來寫作的某種準則。
31歲的時候，維亞爾出版了他的處女作，並由此結識了導演菲利普·格朗德裡厄。兩年後，兩個人合作編劇了電影《新生活》。維亞爾用這一筆收入，環遊了世界的許多地方。
當時，維亞爾乘坐火車從西歐出發，一路上不斷失去他的“支座”。在東歐，原來那些拉丁語言裡的詞根失去了用途。到了俄羅斯，連拉丁字母也被俄語的西裡爾字母所取代。到了哈薩克，當地的文化符號讓他覺得陌生。而在中國，則是前所未有的眩暈。而在眩暈過後，他又在胡同裡感受到了某種熟悉的氣息。
跨界，這是維亞爾的興趣，也是他寫作的偏好，不局限於某種固定的文體。他在採訪的時候，也頻頻引述中國的導演和作家。說到《議程》的跨界問題特徵，維亞爾提到了陳凱歌的《黃土地》。
“這部電影區別於傳統的浪漫敘述，通過面孔、肢體的色彩的並置，連續的空鏡頭，構成了比故事本身更深層次的語言。”維亞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電影語言也是他在《議程》中化用到文字的技法。
而談到文學對社會生活和時代狀況的回應，維亞爾則提到了巴爾扎克和老舍。“文學不是輕浮的文體，它不能無視當下公然地向權力妥協，社會的不平等加劇，財富越來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它就必須繼續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中提到的那句話，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而果子屬於所有人，不要忘記這一點，否則你將陷入歧途。”維亞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和維亞爾的許多文學前輩一樣，他喜歡上午在咖啡館的露台上寫作，但不同於很多堅持文學本體的法國作家，維亞爾對現實問題有著持續的關注，歷史領域成為了他堅持寫作的固定題材。
2009年發表的《征服者》講述了1532年皮薩羅征服秘魯的歷史。2012年出版的《剛果》背景是1884年西方列強瓜分非洲的歷史會議。2016年出版的《7月14日》背景是1789年的攻佔巴士底獄。
今年1月，維亞爾在法國出版了新作《窮人的戰爭》，背景是1524年的德意志農民。出版商本來計劃在春天推出這本書，但維亞爾提議作品在1月就出來，以此響應法國社會面對的現實狀況。當時，“黃背心”運動正酣。
而之所以寫作《議程》也與社會狀況有著內在的互動。在不平等現象加劇的歐洲，在威權與種族主義崛起的當下，文學如同歷史警鍾的某種回響，在書頁間反覆拍打，稍不注意，經濟就有可能變成政治的幫凶。
為了寫作此書，維亞爾不斷搜集資料，進行“知識考古”，將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對於德國吞並奧地利的歷史，維亞爾在學校裡的課本中也學到過，但卻越來越感覺到官方歷史的矛盾。而正是這些歷史的盲區和裂隙成為了維亞爾書寫的強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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