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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奮鬥》美國出版史:希特勒與美國作家的戰爭

在德國,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似乎是“第一禁書”。在二戰後,擁有該版權的巴伐利亞州政府為了防止納粹思想的傳播,一直反對這本書再版。但是,在2015年巴伐利亞州政府的版權到期之後,第三方將無需獲得巴伐利亞州政府的許可,就可出版該書。為了防止不負責的出版商因經濟利益炒作,巴伐利亞州政府決定在2016年再版《我的奮鬥》,但加上了帶有歷史學家的評論注解,其目的是為了讓年輕人正確看待歷史。

關於《我的奮鬥》的是否應該出版,本身就攜帶爭議:出版這種宣揚極右翼思想的圖書,是否會助長法西斯思想?對此,美國有No Platform運動,即認為出版社不該成為宣揚極右翼思想的平台。這也跟《我的奮鬥》在美國跌宕起伏的出版史有關。當年,《我的奮鬥》也是用一種批判的視角出版的。《我的奮鬥》的出版爭端就曾差點摧毀一位偉大的美國小說家,這成為了美國出版史上的一段離奇往事。

2016年1月8日,德國新版《我的奮鬥》的發布會。圖:Johannes Simon/Getty Images

受希特勒迫害的藝術家的名單很長——從茨威格到費利克斯·納什鮑姆——但他們都沒有像約翰·范特

(John Fante)

一樣,跟希特勒似乎八杆子打不著。范特作為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在陽光明媚的南加州生活寫作,希特勒並沒有直接影響到他。范特在生前隻受評論家讚揚,並不受讀者欣賞。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約翰·范特因糖尿病去世後,他先前的作品才引起了熱潮。那麽范特是如何遭此“厄運”的呢?這都要從1933年,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出版商之一——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國出版了《我的奮鬥》講起。

批判性地出版《我的奮鬥》,背後卻是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同謀

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是19世紀以來的“出版帝國”,它曾經也拒絕出版過一些被監禁的政治家的回憶錄和奧地利政治強人的作品。但是,在1925年,希特勒通過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國出版了《我的奮鬥》的刪減版。這是因為這書在德國賣得很好,引起了海外市場的興趣。

在獲得董事會的批準之後,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得到了《我的奮鬥》的版權。那時,正好是德國國會縱火案後的兩月,這個事件使得希特勒獨掌大權。憑借這本書的獨家經營權,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賺取了豐厚的利潤,它也成為了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國出版社Eher-Verlag的合作夥伴。這兩個出版社,一個在波士頓,一個在慕尼黑,很快達成了這樣一項獨家協定:在美國每賣出一本書向希特勒支付50美分。1933年7月13日,英文版《我的奮鬥》正式出版了。在發布詞裡,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長官羅傑·斯卡菲

(Roger Scaife)

說:這是德國獨裁者第一次向美國人民講話,他以自傳的形式講了一個偉大民族崛起激動人心的故事。

從發布詞上可以看出來,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長官層可能在意識形態上和希特勒接近。當時,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教科書就曾引起猶太人的抗議。羅傑·斯卡菲曾為此事寫信給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我有信心可以說,我們這本教科書沒有惹出任何麻煩。只有數以百計的猶太人抗議而已,而不是所有人都不齒的事……我也很高興,有一些猶太知識分子也讚同了我們的立場。”羅傑·斯卡菲的結論是:抗議是因為有一些猶太人……在美國政府擔任重要的職務。

1938年,一個年輕的德國男孩在讀《我的奮鬥》,圖: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在出版《我的奮鬥》時,羅傑·斯卡菲還對希特勒解釋道,儘管受到抗議,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依然堅持我們的計劃,希望這書能引起廣泛的討論。”而羅斯福總統早已看過《我的奮鬥》的德文版,他說英文版的《我的奮鬥》翻譯是如此的徹底,以至於人們沒準會錯誤地理解希特勒。”

事實上,不止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在1933年以前,很多美國公司都有著跟德國有著經濟利益。1939年,德國納粹黨還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舉行“德美聯盟”

(German American Bund)

的集會。不過,《我的奮鬥》在1933年正式出版之後,賣得並不太好,在美國賣了4633本(那年全世界有一百萬本的銷量,大部分都是德國的)。在1937年,美國《我的奮鬥》的銷量減少到1723本。

直到1938年,歐洲的綏靖政策使得德國吞並了捷克斯洛伐克,美國人對希特勒的興趣開始上升。所以,1938年《我的奮鬥》美國的銷售額超過了過去幾年的總和,變成了“自由世界”的暢銷書。

銷量的上升,也跟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通過降價、改版和積極的行銷有關。新版的《我的奮鬥》,收錄了被驅逐出納粹德國的美國記者多蘿西?湯普森

(Dorothy Thompson)

的文字。“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我鄙視書中的任何想法,”她寫道,“閱讀這本書是我們生活在美好時代的人的責任,它提醒我們要珍惜民主自由,讓我們知道文明的挑戰是什麽。”

最初,希特勒的代表對這種推廣方式很不滿,並要求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做出解釋。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試圖在一封信中安撫他們的德國夥伴,“這本書在原版印刷的銷售並未達到我們的預期。我們認為,為了確保書籍熱賣,新的促銷方案是可取的。”這被證明是對的,在1938年,超過14000人買了此書。

當然,也許在那時,這本書暢銷與否已經不在希特勒考慮的優先事項裡,即使他靠《我的奮鬥》在國內和歐洲賺了數百萬美元。因為希特勒那時已經從德國總理成為了獨裁者,並通過“長劍之夜”清除了許多政敵。並且在1935年,紐倫堡法律將猶太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

“倒霉”的范特和“斯塔克波爾與兒子”的失敗

在1938年,約翰·范特才29歲,他在三餐不飽的情況下出了他第一本書——《等到春天,班迪尼》

(Wait Until Spring,Bandini)

——他是通過“斯塔克波爾與兒子”

(Stackpole and Sons)

出版公司出版的。

這是一本優美的小說,其中出現了范特大部分作品中都反覆出現的角色:班迪尼。班迪尼的原型就是范特。班迪尼經歷了來自美國人對意大利裔的偏見;他很自負、搞笑,是個妄想狂;他和范特一樣,是一位有抱負的小說家。范特的小說混合了絕望和傲慢、希望和痛苦;他的樂觀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在這本書出版之後,范特就跟“斯塔克波爾與兒子”的編輯威廉·索斯金

(William Soskin)

提出了寫第二本書的想法,那本書就是《問塵情緣》

(Ask the Dust)

在1938年年底,威廉·索斯金寫信告訴范特,他和斯塔克波爾——一戰的英雄和出版社的老闆,都非常想出他的新書。“由於第一本小說的出售的困難使得成功早早結束了,”他寫道,“但這為他建立了相當高的聲譽。”他們對這本書期望很高。“市場將會接受你這本書,”他寫道。對於在貧困中的范特來說,這是最令人鼓舞的,信在最後寫道, “祝你聖誕快樂!祝福你明年財源滾滾!”

1939年,約翰·范特,圖: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索斯金和很多編輯一樣,知道告訴作者他想聽的東西。雖然《等到春天,班迪尼》受到評論家的歡迎,但在市場上並不成功。市場會歡迎第二部范特的小說很可能是一廂情願的說法。《問塵情緣》證實了這一點,它只賣了800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4300美元)。根據出版社的估計,這筆費用只夠支付范特寫這本書時四個月的開銷。但索斯金沒有花太多時間,就讓范特相信自己注定偉大。就如班迪尼,范特的另一個自我,會幻想他在文學萬神殿的地位一樣。

碰巧的是,當索斯金寫信給范特時,他同時也在追求另一個自負的作者——希特勒。因為希特勒在1925年放棄了奧地利國籍,他是“無國籍德國人”。這也是“斯塔克波爾與兒子”也想出版他的書的原因之一:因為根據1909年的美國版權法,該書對公共領域開放。

“斯塔克波爾與兒子”打算與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一拚高低,出版《我的奮鬥》。愛默生學院的唐納德·蘭基維茨

(Donald Lankiewicz)

教授認為,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快速回應,阻止了“斯塔克波爾與兒子”搶奪市場的行為。因為希特勒的經紀人在柏林收到了通知,並要求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限制“斯塔克波爾與兒子”的出版事宜。

可是,這並沒有奏效。這兩個出版社競相把未刪節版本的《我惡奮鬥》推向了市場,並且都賣得很好。於是,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想用法律手段來捍衛他們的版權。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起訴了“斯塔克波爾與兒子”。

儘管這兩個版本都賣得很好,僅需幾個月就能賣出11500本。但是,這場法律訴訟的費用很高。我們可以想象,跟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這樣的巨頭相比,像“斯塔克波爾與兒子”這種獨立出版商的財務壓力肯定很大。這案件最終上訴到高等法院。法官的判決認為,“斯塔克波爾與兒子”出版公司所“提出的關於原告版權的所有權和有效性問題不容置疑”。但是,這樣的判決並沒有讓“斯塔克波爾與兒子”徹底勝利,它只是推遲了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事情。

1939年6月,查爾斯·克拉克

(Charles Clark)

在希特勒的幫助下,宣布駁回了這一裁決,並認為無國籍人士“有權享受美國版權法的利益”。這個判決宣布於希特勒入侵波蘭的12個星期之前。1939年10月下旬,隨著納粹分子開始驅逐猶太人,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斯塔克波爾與兒子”要求繼續審理此案的請求。

1940年,當英國軍隊在敦刻爾克準備撤退時,“斯塔克波爾與兒子”繼續用法律進行抗爭,但這似乎注定要失敗。1941年,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計劃”開始入侵蘇聯時,實際上他已經授權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作為他的出版代理人。1941年8月7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做出最終判決,宣布“斯塔克波爾與兒子”支付賠償金。希特勒勝利了。

為什麽《問塵情緣》在市場上失敗了?

因為這場訴訟,“斯塔克波爾與兒子”破產了,這也使得范特的才華被埋沒起來。就如《波士頓書評》的專欄作家尼爾·戈登

(Neil Gordon)

說:“‘斯塔克波爾與兒子’被希特勒起訴,因為他們出版了未經授權的《我的奮鬥》。”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斯塔克波爾與兒子”在今天依然營業,變成了斯塔克波爾圖書

(Stackpole Books)

,並已經出版了上千本圖書。這是因為“斯塔克波爾與兒子”並沒有被希特勒徹底殺死。他們被一位美國出版商拯救了。

“斯塔克波爾與兒子”所出版的范特的書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並不會做行銷。就如朱迪絲·施奈爾

(Judith Schnell)

——現任斯塔克波爾圖書的編輯所說:“斯塔克波爾圖書運作模式不需要什麽公關或宣傳,它不是這種公司。”

黑雀出版社

(Black Sparrow Press)

的出版人約翰·馬丁

(John Martin)

——他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重新出版了范特的書——說,雖然訴訟影響了范特一舉成功的機會,但是不管有沒有訴訟,他的處境估計都一個樣。“我們必須要知道,《等到春天,班迪尼》和《問塵情緣》發表在大蕭條時期。兩者都是嚴肅的文學作品,不是流行小說。”

換句話說,即使沒有《我的奮鬥》的訴訟插曲,美國民眾也很可能對范特的小說不感興趣。范特在戰爭中為戰略服務辦工作,也無法繼續寫作。而其他以前被低估的作家,比如菲茨傑拉德,在戰爭期間卻收獲了許多讀者。

范特的傳記作者史蒂芬·庫珀

(Stephen Cooper)

認為,《等到春天,班迪尼》得到了評論家正面的回應,而《問塵情緣》則評價不一,范特當時的失敗不能完全責怪希特勒。

作家查爾斯·布可夫斯基

(Charles Bukowski)

把范特的作品帶到了黑雀出版社,他在1977年的一次書面採訪中認為,“看看莫扎特、梵高等人,人們當時沒有準備好接受他們……大多數人幾乎總是和當時最好的人物脫節,因為在當時他們從未有機會了解他們。”他認為,時間的流逝反而讓范特的作品顯得具有開創性意義——作品中有關於毒品、性和種族問題——這變得能以接受。

那麽范特怎麽看待希特勒在美國贏得的訴訟呢?他在1978年對一位採訪者說:“的確他贏了訴訟,所以這花光了出版商所有的錢……《問塵情緣》的出版推廣計劃被取消了,因為他們有其他更重要的書需要出版。”

《問塵情緣》最早的版本

這或許是一位作家一廂情願的想法。范特的妻子喬伊斯,讓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他的妻子整理了范特的作品,並且保留了范特的版稅聲明。范特在1941年1月21日的版稅聲明顯示,截止到1940年10月15日,《問塵情緣》出版後,他收回了800美元預付款的一半。這意味著他2200本書中賣出了1600本。

這證實了范特聲稱的,他的書銷售狀況良好。但是,這些數字和接下來就形成鮮明對比,在後面兩個版稅期間,《問塵情緣》僅分別售出15本和19本。毫無疑問,希特勒贏得的這起訴訟,對范特的小說銷量影響頗大。

重新發現范特

毫無疑問,范特很倒霉,這場訴訟改變了范特的一生。“如果不是希特勒橫插一腳,這將變得很有趣。” 范特紀錄片的製片人弗蘭克·斯波特尼茨

(Frank Spotnitz)

說,“這是完全偶然的事件,跟范特毫無關係……范特是受害者。”

但是范特的壞運氣不太可能被戰後的好運抵消。對范特來說,戰後的歲月過得相當不錯,但他沒有寫更多的小說。因為他當了編劇。范特的收入使得他能夠支持他的家人和莊園的生活。1952年,他寫了一部小說,叫《活力》

(Full of Life)

,他把它歸為班迪尼系列的延續——故事圍繞著一位在洛杉磯苦苦掙扎的作家,一位懷孕的妻子,還有一位酗酒的父親展開。范特承認這部小說很一般,這是因為他是為了迎合市場而寫的。在那之後,他在經濟上“成功”了,這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他還把很多短篇小說賣給了許多雜誌社。但是,人們忘記他曾是一位嚴肅小說家。

1963年,約翰·范特,圖:Denver Post via Getty Images

根據史蒂芬·庫珀的說法,如果說范特有什麽不滿的對象,那就是好萊塢,而不是出版界。“他的好萊塢生涯使他痛苦,”庫珀說。這就跟福克納一樣。事實上,福克納曾向范特多次表達了同情。在好萊塢,范特雖然從來沒有被控制過,工資很高,但是他只是工作室雇用的一位一次性的作家而已。

直到查爾斯·布可夫斯基在洛杉磯公共圖書館看到他以前的小說,並愛上了他。此外,還有《洛杉磯時報》的撰稿人和詩人本·普萊森茨

(Ben Pleasants)

和劇作家羅伯特·湯

(Robert Towne)

都很喜歡他以前寫的小說。這三個人都認為范特為美國文學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1968年2月28日,范特終止了他和出版商的合約義務。1977年,他時隔25年後,出了第一部小說《葡萄兄弟會》

(The Brotherhood of the Grape)

。羅伯特·湯選擇了改編它的電影版權,科波拉導演也很喜歡此書。

最有趣的是,范特為這本新書選擇了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來出版。他說,這跟以前不一樣了,出版商和作者已經不會互相討論了。這本書儘管受到極大的讚揚,但賣得並不好。“我認為作家必須避免的一件事就是痛苦,”范特跟本·普萊森茨說,“我認為,痛苦是能摧毀人的,這可以讓人萎縮……我一生都在因此掙扎。”

在1980年,范特的版權再次被一家獨立出版社掌握,這一次是為了實現1938年索斯金所承諾的夢想。黑雀出版社讓范特的小說備受歡迎。1982年,范特的最後一本書《來自邦克山的夢想》

(Dreams from Bunker Hill)

出版,這時范特已經盲了,失去了雙腿,這書是由他妻子根據他的口述整理而成。

自人們重新發現范特以來,范特的書已經在美國銷售了幾十萬本,甚至在國際上廣受歡迎。《問塵情緣》也被搬上螢幕。在2010年,洛杉磯還正式命名了 “約翰·范特廣場”。意大利在阿布魯佐還展開了約翰·范特音樂節。2018年,BookScan的數據顯示,范特的《問塵情緣》賣出了更多本。2019年,這本書也慶祝了80周年出版紀念。

到底應不應該允許出版宣揚極右翼思想的圖書?

在1941年12月,美國向德國宣戰時,1917年的“對敵貿易法”有效地結束了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和希特勒之間的關係。後來,《我的奮鬥》在戰爭期間再次成為了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和美國政府的搖錢樹。在關閉了外國人財產保管辦公室之後,美國政府和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瓜分了這筆收益。他們的合作關係維系到1979年,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以不到4萬美元的價格從司法部門完全購買了這些版權。在1979年到2000年之間,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繼續出售《我的奮鬥》,淨收入在300000到700000美元之間。而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在2000年之後,宣布捐贈1979年以來,《我的奮鬥》所得的利潤,給大屠殺相關的慈善機構。

阿道夫·希特勒

近年來,范特被重新發現,而極右翼圖書該不該出版的問題也備受美國知識分子的關注。隨著另類右翼的崛起,#NoPlatform運動也受到了社會活動家和評論家的歡迎。這意味著出版業不應該成為宣傳極右翼思想的平台。比如,另類右翼者米洛·伊安諾普洛斯

(Milo Yiannopoulos)

的書就被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

(Simon & Schuster)

取消了出版。

如果有更多的美國人看到希特勒統治藍圖的邪惡面,二戰是否能被阻止?當時出版的版本是否能讓美國人認清它的邪惡?對於當時的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來說,這本書是一本危險的宣傳手冊,每一分錢都與希特勒有關,沾滿著鮮血。

幾乎所有出版《我的奮鬥》的出版商都說,他們出版是為了讓公眾提升意識,而不是受利潤的驅使。如今天的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版本的《我的奮鬥》,則這樣描述:我們不能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或造成它的人。所以我們必須閱讀《我的奮鬥》,並要記得它是如何蠱惑人心的。這部作品似乎成了歷史文物,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暴行中學習,以創建更光明的未來。

安德魯·懷利

(Andrew Wylie)

——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學經紀人之一——認為,今天的出版商依然敢於發表很多政治強人的回憶錄,他因此感到害怕。自希特勒去世以來,德國也出版了新版的《我的奮鬥》。儘管它每一頁都有著重要的評論,然而,《我的奮鬥》再次變成了暢銷書,還再版了九個版本。

如今,范特的書的確找回了他們的觀眾,歲月似乎戰勝了希特勒的影響,儘管如此,這將是一個教訓。史蒂芬·庫珀講,范特的遭遇和我們的時代緊密相連,因為它表明,從個體到全球化,從作家的戰爭到世界大戰,這一切都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在右翼思潮崛起的時代,每一個人都難以置身事外。

(此文編譯自Ryan Holiday的“How Hitler Nearly Destroyed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原文發表於 The Medium,此文有增減改動。)

編譯 徐悅東

編輯 沈河西 校對 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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