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從機會主義者到納粹幫凶：無情對無腦的勝利？

撰文/雲也退

“歷史就是無情對無腦的勝利”，這句話算是至理中的名言，名言中的至理。極少數大人物拿到了決策權，主導了重大事件的發生，芸芸眾生的歸屬與生活被他們所決定，自知身不由己，也就閑置了大腦，不去多想了。於是大人物都有了“無情”的傾向，相信自己不論做什麽，哪怕傷天害理，都是在創造歷史。

1938年3月12日，那一天，希特勒成功地書寫了自己的歷史：他來到了維也納，享受奧地利人山呼海嘯般的歡迎。從各政黨到教會，以及普羅大眾，都為奧地利加入納粹德國的版圖而興奮，投讚成票的比例高達99.75%，希特勒隨即在奧地利巡遊一圈，滿載掌聲和鮮花而歸。

德國吞並奧地利

這件事，看起來是“無情對無腦的勝利”的最好印證，我們站在事後，會覺得當年向希特勒讓步的人們都十分無腦，仿佛失去了判斷力一樣。不過，回到當時的情境裡去理解，又會如何呢？我們至少會發現兩個因素，第一，希特勒上台後的德國，的確國力大漲，在歐洲大陸普遍陷入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吸粉無數，不要說傳統上與德國淵源深厚的奧地利，就連德意志的傳統敵國——法國，都興起了一股崇拜德國的風氣；另一方面，除了德國之外，英、法這一對最有能力製約德國的歐洲強國，其首腦都墮入了所謂“綏靖”的謬誤裡，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都為了避免戰爭，而在與德國打交道的時候且戰且退，使得希特勒得隴望蜀，膽子漸漸變大。

德國人在希特勒的時代展現出了所謂“雅利安人”的種族魅力，他們英武、體面、民氣旺盛，尤其是，與遲疑、惶惑的法國人不同，德國人還很團結，因為他們都憋著一口氣，走出一戰和《凡爾賽和約》以來，被其他歐洲強國加在自己頭上的冤罪殺機。在《議程》這本獲龔古爾獎的小書裡，我們看到1933年2月20日，24個德國工業巨頭在德國國會大廈會見當時的國會主席，納粹黨二把手赫爾曼·戈林的場面。克虜伯、西門子、拜耳、歐寶、匡特等等，一個個儀態森嚴的大人物都同意支持納粹的戰略：逐步吞並奧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他們的後盾，以希特勒、戈林等為核心的納粹領導群體，是不敢輕易施展種種“無情”的。

《議程》，[法]埃裡克·維亞爾 著，孟湄 譯，啟皓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

純從戰略角度上來看，1933年2月之後這五年，納粹德國對奧地利施出的手段，堪稱一套“組合拳”。他們精準地抓到了奧地利政局裡的漏洞：那個國家背負著帝國的遺榮，卻為經濟危機所苦，他們的黨派多而矛盾深，政府首腦忙於鎮撫其他派別的勢力，德國人於是找到了乾預的機會，扶植起了奧地利的納粹黨。

1934年，正是納粹黨徒刺殺了總理陶爾斐斯，讓更聽話的許士尼格上台，在奧地利推行一條德意志化的路線。與此同時，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將英國首相張伯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讓張伯倫相信，德國人只想要回他們應該得到的那些，絕不會貿然挑起戰爭。

許士尼格有一本回憶錄《奧地利安魂曲》，對這本書，《議程》的作者埃裡克·維亞爾研究了很久。維亞爾寫小說，也做電影，揣摩人物心理是他的本行：這個受製於人的首相，究竟在想什麽？他是否低估了希特勒的無情，或者，他是否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認為自己能夠在德國的威脅下捍衛奧地利的尊嚴，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

許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938年2月12日那天，許士尼格受召，在貝希霍夫面晤希特勒，維亞爾說，這是“最為詭異最為離奇的一場戲”，也是許士尼格回憶錄裡最痛苦的一章，納粹的戰略早已擬好，奧地利早已是德國的囊中之物，許士尼格面前沒有第二個選擇，可是他必須經歷這一場煎熬，必須親耳聽取對他和奧地利的死刑判決。在寫會晤場景的時候，維亞爾心裡已經在勾畫電影畫面了，這個許士尼格，在等待判決和抱有幻想之間，應該擁有怎樣的一種悲劇性的儀容。

貝希霍夫會晤和五年前國會大廈的密謀，只是奧地利淪亡過程中的兩個時刻，要想了解這段歷史的全貌，《議程》當然不是最優選項。《議程》完全是一個作家的個人選擇，他的視線緊盯著具體的人：古斯塔夫·克虜伯、許士尼格、裡賓特洛甫，以及納粹向奧地利安插進去的內政部長阿圖爾·塞斯-英誇特，等等。當他們處在抉擇（或別無選擇）的時刻時，時間被切割到最小，凝固在他們的臉上，像是古斯塔夫·克虜伯，這位克虜伯家族的中心人物，在尚未見到戈林的時候“面帶愁容和不安，機械地在手指間轉動著一枚漂亮的金指環”。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麽。

古斯塔夫·克虜伯

不管你稱之為“陰謀”還是“戰略”，德國反正是成功拿下奧地利了。了解過1933年春到1938年春之間發生的事情，再看維也納人歡迎希特勒的場景，就覺得不能叫“無腦”。那時維也納已經有了足夠數量的納粹擁躉，他們的擁護有自己的理由，他們誠心相信，被德國兼並不僅不是冤罪殺機，而且是幸運，是值得驕傲的事。他們也知道，城裡的猶太人要被犧牲掉了——那是希特勒明確地要清除的劣等人：犧牲就犧牲吧，他們本來就不屬於這裡。希特勒入城的時刻，若乾猶太人選擇了自殺，給報紙增加了一些無足輕重的邊角料。

即使事後被認為是大錯特錯，維也納人對於那一天的事情，心裡也是有一杆秤的。維亞爾沒有挖苦他們，他寫了幾個問句：“那些因為熱情而瘋狂的姑娘，她們後來怎麽樣了？她們的微笑呢？她們的無憂無慮呢？那一天她們的面容那麽真誠，那麽快樂！1938年3月的那場萬眾歡呼後來如何了？如果在今天，她們當中有人在螢幕上認出自己，她會想什麽？”

他問得很謹慎，沒有絲毫鞭屍的意思。因為他知道，有多少人會為之懊悔，懊悔自己當初沒有看清納粹的真面目，就有多少人對事後的歷史定論嗤之以鼻：成王敗寇而已，只不過是因為德國戰敗了，我們奧地利人才背上了納粹幫凶的罪名。

現當代奧地利文學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小說家都暴躁。無論是2004年諾貝爾獎得主耶利內克，還是一線名家如托馬斯·伯恩哈德、伊爾澤·艾辛格爾，看面相，看文字，都是些愛發脾氣的人。在他們眼裡，奧地利保守，墮落，從來不敢正視自己在納粹時代犯的錯誤。不僅如此，到二戰結束半個世紀後，奧地利極右翼力量還顯著地增強，再掀排猶運動。讀《議程》時，不妨參考伯恩哈德在《歷代大師》裡說的話：“奧地利人與生俱來地掩蓋……任何一種，哪怕是最卑鄙的罪行，他們是與生俱來的膽怯的機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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