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獻”與“古籍”究竟區別何在？

談到“古籍”往往要連帶說到“古典文獻”，二者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是肯定的，但彼此有無分別呢?現代辭書對這兩個詞的釋義是明顯有所區分的，如《漢語大詞典》對“古籍”的解釋是:“古代典籍。泛指古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縮印本，第1445頁)對“文獻”的解釋是:“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資料和多聞熟悉掌故的人”，“後專指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第4036頁)後者的解釋中，前一句是其上古時的本義，後一句則屬現代人通常的理解。據此，“古籍”專指古書而“文獻”則指一切歷史性資料。“古籍”與“文獻”是兩個內涵不等的概念，“文獻”的包容量遠大於“古籍”，“古籍”祇能說是“文獻”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其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然而正以其有關聯，研究古籍的學者便經常故意忽略二者的差別，將之等量齊觀，視為一體。譬如鄭鶴聲、鄭鶴春於1928年編撰的《中國文獻學概要》，全書共七章，除導言外，分論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刻印，本是專一講授古籍整理學的開山之作，卻無謂地使用了文獻學的名稱。又如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一方面講“文獻指一切歷史性材料”，一方面又把文獻學限定為目錄、版本、校讎三個內容。他們恐怕是受了明清人的誤導，依據“文獻”的本義而用以代指圖書資料的吧。時至今日，此種影響仍然存在。我們不時會看到一些傳授目錄、版本、校勘、標點、注釋、辨偽、輯佚、編纂等方面知識和技能的專家，還在以“文獻學”命名。這樣做其實是不準確的，甚或說是錯誤的。

那麽，以漢文文獻為例，“古典文獻”與“古籍”的區別究竟在哪裡呢? 首先，從載體的物質形態來說，文獻先是用甲骨、金石、簡牘、縑帛，後是用紙，而古籍的載體無甲骨，金石中亦惟有石刻經籍與佛道經卷，數量極有限，即令今天陸續有簡牘、縑帛形態的古籍出土，畢竟為數不多，古籍的絕大部分還是用紙保存下來的。

其次，再從內容性質來說，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石刻碑文等，都是重要的歷史文獻，但它們與冊籍性質的古籍截然不同；他如多以單篇形式出現的信劄、契約或成冊的戶籍等種種文獻也不屬於古籍的性質。第三:如果考察二者的研究範圍，則文獻學屬於廣義的史學，可以無所不包，故梁啟超說:“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節清初史學之建設)而古籍整理學則主要研究目錄、版本、校勘是一種比較專門的學問。

總之區分“古籍”與“文獻”、區分“古籍整理學”與“文獻學”並不難，用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說法就是:“文獻學即古典或歷史文獻學的含義是不是可以這樣來解說：(1)文獻者，不僅包括書籍即古籍，還包括古籍以外用文字寫出來的如甲骨文、金文、碑刻、檔案、戶籍、契約、信劄之類；沒有文字的古器物、繪畫之類的則不算。(2)文獻學者，是講文獻的種類、形成、形式、內容、功用、整理、研究、保管等等。其中整理一項，就把整個古籍整理工作都包括了進去，可見文獻學的全部內容之龐大。”黃說切中肯綮，古籍整理止不過是文獻學的一部分，我們不應該以偏概全，抹殺兩門學科各自術有專攻的特點。現在我們所以要力辨“古籍”與“文獻”分界。把“古籍整理學”從“文獻學”中抽取出來，其目的無它，無非是想加強中國古籍整理學的建設而已。我特別希望以研究目録、版本、校勘為己任的古籍整理學著作，今後堂而皇之地打出中國古籍整理學的旗號，不必再小大由之地去泛稱中國文獻學了。

（本文選自許逸民著《古籍整理釋例》，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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