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收藏中的“善本”到底是指什麽？應該如何理解？

清代張之洞界定“古籍善本”的涵義，一是足本：無缺卷刪頁。二是精本：刻本極佳而字體版式極典雅，又校注極精而全，非唯少錯訛，且校勘之間，能見出藏書史與古籍流傳史的脈絡。三是舊本：傳承悠久的寫本刻本，比如宋版元槧。有此三者，方得謂善本也。

關於足本，厲鶚樊榭山房的故事值得一說。清氏鬱禮購得樊榭山房大批藏書，以為風雲際會，難能有再，故視若珍珙。細細整理，其中見有《遼史拾遺》寫本孤本一部，竟缺了50頁。百計尋繹，殊無蹤跡。一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一日過青雲街，看到一和尚挑一擔兩簏廢紙殘卷，其中隱隱有一些手寫的墨跡。遂命和尚停留以問之，殊不料兩簏所盛，正是厲鶚樊榭山房舊物，大喜過望，遂不問價格指簏購下。閉門兩閱月，終於檢尋出《遼史拾遺》殘余50頁，手稿補齊，遂成足本。因《遼史拾遺》是手稿寫本，唯剩一本，若無此番周折圓滿，或成大憾。不比刻本缺頁尚可據他本補入；所撰內容是無法再完全了。故鬱禮之欣喜若狂心情，真難以言語形容之。

關於精本，標準也十分具體。首先是技術上製作精良，包括刊刻水準，印製裝訂之細密，這在早期抄本寫本上不是太大問題，但在雕版印刷盛行於世後，由於書刻字取歐陽詢、批量生產，商貿交易滲入士子民間，從好處說是文化普及，讀書人多；但也不乏書商為求利益最大化而粗製濫造，低成本高速度出書上市以謀厚潤。校對粗疏、錯訛百出，於是學界就有“盡信書不如無書；魯迅先生更有明代刻書者好以己意揣測而改古書，故不可信之論。故元明以來，學者藏書家養成一個通行的習慣，每有書入手，必以筆墨朱跡在自藏或過目的古書上隨讀隨校，記下書籍真偽、刊刻時間、版本優劣、流傳過程，尤其是各本不同文字的校勘記。這些批語與校勘記，即成為後世古籍鑒定的最好依據。比如大學者陳寅恪就在學界有“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傳說，他在30年代讀南朝梁慧皎《高僧傳》，批注校勘圈點，反覆多次，幾於原書無有空白下筆處，為學界傳為典範。至於這些精本的收藏價值，唯其獨有，故極受收藏界、版本學界乃至史學界之大關注。2007年前後，古籍拍賣尚未風行，嘉泰拍賣上拍汲古閣本宋惠洪《冷齋夜話》線裝四冊，因有王國維手校、羅振玉題跋，在當時拍出天價，成為古籍拍賣界轟動一時的美談，帶動了後來古籍拍賣成為收藏大項的新風氣。

關於舊本，比較好理解。宋版元槧明刻，各有年代久遠之優勢。但除了年份之外，還有一些文化史上的優秀特徵，為後代所不及。比如宋版書在市場上論頁計價，一頁值金一兩。非唯久遠的優勢，也有美輪美奐的形式呈現。宋版書刻字風格，瘦者取歐陽修體，肥者取顏真卿體，間有取柳公權體（如今藏國家圖書館的赫赫盛名的《文選李善注》殘本）。根據蜀本、浙本、建本不同而各取所需。單就字體而言，雕版印刷因不同刻工導致不同字體選擇豐富多彩，但在宋末尤其是元以後活字印刷興盛階段，由於活字字模都是事先製作反覆使用，以技術標準化來推動方便實用，反而無法做到一書一體一域一體。此外，憶早年在日本覓得日本書志學者長澤規矩也《宋代刻工表初編》，當時年輕，看一個宋代刻書工匠名錄竟能構成一個如此堂皇的研究領域，心中十分讚歎。我曾經因為搜尋研究漢碑、魏碑、唐碑石刻碑碣墓志書丹刻工人物，轉而對宋元印刷古籍刻工也有了粗淺的關注。初始以為這是相當於今之署名權而已，後來一想，它更有實用功效：刻本版心下方，通常會列刻工姓名，除了顯示署名權之外，還是以此記錄版片大小字數行數及計算工錢的憑據。尤其是大部頭的典籍，卷帙浩繁，為計算工時工錢提供了省時便利的好方法。從北宋中期到南宋，這已成為宋版書的一個基本標誌。又南宋刻書已經非常商業化了，如臨安陳思書鋪刊出《書小史》，名為“小史”，其實部頭不小，文獻記載有刻工記名。少時我們學書法篆刻的學子引為必讀書，這正是南宋刻書的一個典範。今天宋版《書小史》已見不到了，而清代翻刻本又未必原樣存刻工姓名，仔細想來，終覺有憾！

另外一個需要說明的是，古籍刊刻通常會避諱，但宋版書的避諱通常不改字義以免混淆誤訛，致後世不得要領。它的避諱方式多采取缺末筆的做法，這是宋版書的特徵，為它朝所少見，故特附記於文末以備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