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國藏書觀的變革與藏書模式的創新

清末民初中國極為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導致這一時期中國的藏書事業的發展變化也非常曲折和複雜。這一時期，改變和提高了社會對藏書意義和功能的認識；借鑒和發展了西方的藏書技術；豐富和完善了藏書內容和藏書體系；介紹和創新了藏書理論和藏書模式。

一、早期維新派的藏書觀對中國古代藏書的衝擊

清朝末年到民國初期的藏書，經歷了一個從中國古代藏書樓向中國新式藏書樓的轉變，再由新式藏書樓向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轉變。這一轉變過程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引起這一轉變的動力是藏書觀的變革。長期以來，中國的藏書活動中形成了一種以藏為主，為藏而藏的傳統觀念，藏書只是少數人的活動，藏書也只為少數人服務。清朝末年的以鄭觀應、王弢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義者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從改良的願望和需要出發，開始揭露中國封建藏書樓的弊端。鄭觀應指出：“海內藏書家，指不勝屈，然子孫未必能讀，戚友無由觀，或鼠齧蠹蝕，厄於水火，則私而不公也。”鄭觀應還指出：“中國自都中四庫外，鎮、楊、杭三閣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傳是樓……所藏古籍，宏富異常，兵燹以來，半歸散失。獨是中國，幅員廣大，人民眾多，而藏書僅此數處，何以遍惠士林？”（注：鄭規應.盛世危言·藏書[M].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弢則分析說：“私家之書積自一人，而其子孫或不能守，每歎聚之艱而散之易。惟能卒於公，則日見其多，而無虞其散矣。又世之席豐履厚者。雖競講搜求，而珍本奇編一入其門，不可複見，牙簽玉軸觸手若新，是亦僅務其名而已。”

我們從中國一些著名的古代藏書樓的衰亡命運中亦不難發現他們自身的弊端。例如，座落在北京西什庫教堂圖書館的北堂藏書，“從明、清到民國至今歷經四百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它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第四次是嘉慶十二年(1807)發生的第二次禁教，東堂失火，損失慘重，全部東堂藏書僅十三冊得以幸免。”（注：李鎮銘.北堂藏書淵源研析[J].圖書館學通訊，1988年4期。）又如，江南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這裡南唐升元（公元937-942年）中建為廬山國學，置田聚眾，養徒傳經，宋初設書院，益開擴乏。自理學大師朱熹來自執掌之後，更是聲名顯赫，成為全國聞名的名山學府。歷史上如陸九淵、王守仁、宋濂等都曾到此講學。白鹿洞書院藏書很多。朱熹幾次上疏，都提到書院的藏書情況，並要求‘禦賜’。它當時藏有宋國子監本‘九經’，宋高宗禦書《石經》、劉仁季亦送《漢書》藏之以示學者。明代也多次清洞田置書笈。至清代，又有安世鼎疏請監本《十三經》、《廿一史》入藏。到民國時書院財落，屋宇傾頹，書笈焚毀。”（注：廬山圖書館.廬山圖書館今昔[J].圖書館工作，1979年1期。）再如，清末著名的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的魯西聊城楊氏海源閣也毀於兵荒戰火之中。“民國18年夏，土匪王金發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設在楊氏院內，海源閣藏書遭受空前浩劫。除匪首大肆攜掠與兵匪攜出盜賣外，隨手毀壞之狀更是目不忍睹。‘炊火以書代薪，夜眠以書作枕，至拭桌，試煙槍，無不以書代之’。匪劫過後，‘楊宅已不見一人，院內書籍為大雨淋爛’。楊氏見大勢已去，遂將劫後殘留撿裝50余籍運往濟南，從此不複回鄉。次年王冠軍再陷聊城，又一次對海源閣進行洗劫，使海源闊至空無一物。歷經百年的文化寶地遂成一座廢墟。”（注：宋紅.聊城楊氏海源閣[J].圖書館雜誌，1994年7期。）還有，“1907年，號稱藏書四大家之一的歸安陸氏的皕宋樓的主人將所藏之書以11.8萬日元的價格售於日本岩峙氏靜嘉文庫，國人痛心疾首，然只能眼看著日本人將書籍舶載以東，徒喚奈何而已。”（注：黃鸝.清末明初圖書館創建熱潮略述[J].圖書館雜誌2001年2期。）上述史實證明，私而不公和藏而不用的致命弊端，已經使中國封建藏書樓產生了生存危機。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5月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擴學校摺》，提出興辦學校以勵人才而資禦侮的五項措施，在藏書樓一節雲，“好學之士，半屬寒ｊùｎ，購書既若於無力，借書又難其人，坐此孤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高崇純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設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各庋秘籍。嘉慶年間，大學士阮元推廣此意，在焦山、靈隱起立書藏，澤逮後學。逢此以往，江浙文風甲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諸國頗得此法，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眾，亦由於此。今由地方擇好學解事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為棄才矣。（《變法自強奏議匯編》卷三）康有為則建議光緒帝“大開便殿、廣陳圖書，每日辦事之暇，以一時親臨燕坐。”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一日發表《論圖書館與開進文化大機關》一文，列舉了圖書館八點功用：“一、圖書館使現在學校教育之青年學子，得補助其知識之利也。二、圖書館使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三、圖書館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改也。四、圖書館有使閱讀者傾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六、圖書館有使人皆得貴重圖書之利也。七、圖書館有使閱讀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清議報》第十七期）改良維新派所構想的新式藏書樓（圖書館），突出了兩大功能：其一為信息傳播交流的功能，認為“可使各閱覽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認為通過接收國內國外的各種信息，可“參觀互證”，識破西方國家“欺我不知其虛實”的惡劣行徑，進而可以“盡得其（指西方諸國）剛柔操縱之所以然”。其二為社會教育功能。新式藏書樓（圖書館）可以解決好學之士既苦於無力購書又難於向人借書的問題，使“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為棄才矣”，“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改良維新派所構想的新式藏書樓（圖書館）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藏書樓自我封閉藏而不公的模式，勾劃出一種自我開放，藏而大公的藏書樓新模式。這是中國藏書理念的一個重大突破和創新，也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進步人士的藏書觀對中國古代藏書的批判

蔡元培是我國著名的民主義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1929年至1940年3月去世前曾兼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對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發展起到過巨大的推動作用。蔡先生以一位教育家的眼光，從知識更新，終身教育的高度為圖書館定性定位，深刻地揭示出圖書館的本質。他指出，“教育並不專在學校，學校以外還有許多機關，第一是圖書館。”（注：蔡元培.何謂文化[M].高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3頁。）

陶行知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國最早參與圖書館事業的熱心人之一。1922年，陶行知以中華教育改造社總乾事的身份，參與了中國國書館學會的籌建工作。1925年，美國編制出版《世界教育年鑒》，特請陶行知撰寫關於圖書館運動的內容。他在文中說：“遠在公元前數世紀的周朝，中國即有了圖書館。但只有極少數知識貴族才能利用之，一般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利用之，更不用說平民百姓了。”1929年，陶行知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他就圖書館的意義發表了演說：“圖書館之進步可分為三朝：一為藏書時期，即收羅與庋藏；二為看書時期；三為用書時期，即書為人所用，而非人為書所役，此時期實為圖書館之新紀元。”（注：蕭斌如.陶行知的圖書館情緣[J].圖書館雜誌，1999年10期。）陶行知針對傳統圖書館株守館內，形成圖書流通局限的弊端，提出要創辦流動性圖書館。他曾首先在上海蕭場設立兒童流通圖書館。關於流通圖書館，陶行知解釋說：“流通圖書館的意義，只要看一下它的名字就能夠明白一個大概。從藏書到看書，從借書到借書出去看，這個過程代表了圖書館的發展階段，也就代表了普及教育發展之步驟。讓人借書出去看是流通圖書館的特性。但是借給誰看，怎樣借法已成了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弄明白，則流通圖書館不免要做知識分子及有暇階級的高等聽差，負不起普及教育之使命。流通圖書館的對象是大眾，它必須為勞苦大眾充分地服務，才算是一個真正的流通圖書館。”（注：蕭斌如.陶行知的圖書館情緣[J].圖書館雜誌，1999年10期。）

李大釗是我國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認為，中國“古代圖書館不過是藏書的地方，管理員只不過是守書的人”，它隻注重收藏，不注重開放，社會價值不大。（注：李大釗.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圖書館二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辭[J].平民教育，1919(10)。）為此，李大釗撰文呼籲：“勞工聚集的地方，必須有適當的圖書館、書報社，專供人民在休息時間來閱讀。”（注：李大釗.勞動教育的問題[J]，《晨報》1919年2月14-15日。）李大釗積極倡導設立新型圖書館，作為提高工農大眾政治覺悟和文化水準的工具。

應修人是上海錢業界進步青年人士。他於1921年國際勞動節發動和組織一批上海錢業界做職員或學徒的進步青年，創辦了“上海互助團圖書館”。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更名為“上海通信圖書館”，開始變為對外開放的大眾圖書館。上海互助圖圖書館在其《創立宣言》中說要“成為遠近人們的藏書庫”，“成為大規模‘上海圖書館’底先導”。（注：予文.五四運動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影響[J]，圖書館學通訊，1989年2期。）

民國初期的一大批進步人士關於創辦圖書館的理念和實踐，不僅從根本上批判了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弊端，而且對早期改良維新派所倡導的新式藏書樓也是出了革命性的變革。他們所倡導的圖書館，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要求藏書公開，而是要求圖書館進一步向中國最廣大的普通百姓或者說勞苦大眾開放，讓最廣大的勞動人民通過圖書館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他們還大膽實踐，創新出流動性圖書館，采取各種方式把圖書館辦到勞動人民身邊，把圖書送到勞動人民手裡。他們的舉措在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發展中無疑起到了導向作用，在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新紀元的意義。

三、藏書模式的創新與中國古代藏書向近代藏書的演變

發生在清朝末期到民國初期的由於藏書觀的變革而引起的藏書模式的創新，具有時間跨度長，涉及範圍廣、形式多樣化等特點。

學會、學堂辦藏書樓。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上海創立了“以講中國自強之學的強學會。學會最初著手辦的兩件事是辦圖書館與報紙。當時曾得到各省督撫的損款，得以購書，甚至連英美公使及北京書商也願意捐助圖書館，於是成立了‘強學書局’，借人閱覽。繼強學會之後，各地學會也紛紛創辦藏書樓。據統計，截至1898年，建立的學會共有87個，大多數設有藏書樓。”（注：王酉梅.中國圖書館發展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頁。）學會藏書的創新體現在：新的藏書理念——“廣考鏡而備研求”。新的藏書範圍——除傳統舊學書籍外，還普遍吸收西學書籍，包括輿地學、算學等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書籍。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技術。新的服務對象——本會會員及社會公眾。

1897年，由張元濟、夏偕複、陳懋鼎等一批有志於新學的青年京官創辦了一所通藝學堂，學堂附設有圖書館，圖書館製訂有十二條章程。章程第一條說：“本館專藏中外各種有用圖書，凡在堂同學及在外國志均可隨時入館觀覽”。通藝的圖書館章程極簡潔，只有十二條，四百七十五個字，已將整個圖書館的活動、情況、採購重點、制度等概括無遺。通藝館的供外人借閱的制度，是中國較早的對外開放的圖書館的標誌。

開放式的私家藏書樓。在學會、學堂藏書樓的影響下，中國第一個“仿照東西各國圖書館章程”而創辦的、面向社會開放的私人藏書樓——古越藏書樓於1902年在紹興誕生了。古越藏書樓辦館指導思想有二：一是存古，二是開新。其兼容並收的藏書內容、公開的借閱方式、先進的編目方法和比較科學的管理方法，充分體現出其創新意識和創新行為。

為教學和師生服務的學校圖書館。光緒帝1898年明諭實行新政。關於教育方面的新政，如五月十五日命孫家鼎創辦京師大學堂；五月二十二日命各省、廳、州縣將大小書院一律改為新式學校；民間祠廟亦一律利用為新式小學；五月十五日命梁啟超辦理譯書局事物……。”（注：周谷城.中國通史[M]（下冊），第42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康有為設想的大同世界的學校應立書院，稱“中學之藏書樓，凡中學應用之書器、圖畫、古物、雛形應皆具備，令學者可見一面亦博物會通。”（《大同書·己部去家界為天地第五節中學院》）1898年京師大學堂章程第六節指出：“學者應該之書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夠。京師大學堂為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宏，今設一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瀏覽而廣天下風氣。”1902年，張百煦以京師大學堂為基礎，奏辦京師學堂，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曾分別提取各省官局書籍或購買民間舊本，時務新書，已譯未譯西書，歸入藏書樓。這就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前身，也是我國高等學校圖書館歷史最久的一所。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推動下，各地各類學校圖書館迅速發展起來，據統計，1927年全國大學圖書館70所，中學圖書館92所，小學圖書館9所。（注：謝灼華.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M].第252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9月。）學校圖書館的創新表現在：直接為教學和師生服務；是教育機構中的教育機構；有較為完善的管理制度，象清華學校圖書館1917年已開始實行圖書館借閱制度。

頗具特色的專門圖書館。專門圖書館是專為某些特定的讀者群而創設的圖書館，它的創新體現在於一個“專”字。如，兒童圖書館。創辦兒童圖書館的目的在於避免兒童受各種神怪荒謬淫穢圖書的毒害，使兒童心身更健康全面發展。上海兒童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陳選善（又名陳青士）先生當時發表的“我們為什麽要設立上海兒童圖書館”一文中說“上海將來有一個規模宏大的兒童圖書館，這不僅是上海地方的幸福，也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光榮。”1941年8月冠生園捐贈巡回圖書車一輛，9月1日起，每日到各馬路巡回，使兒童免費閱覽圖書。巡回車的箱子上寫著：“輔助兒童教育，供給精神食糧”的字樣。（注：應永玉.上海兒童圖書館[J].湘圖通訊，1982年5期。）又如，女子圖書館。穆耀樞創辦四川女子圖書館，這在當時（約1925年）是一個創舉，目的在於普及女子教育。該館專門搜集婦女用書，供婦女閱覽。圖書館專門學校的學生都在這裡兼任一部分事務。到女子圖書館閱書者很踴躍，為全國未有。（注：程琪.穆耀樞對四川圖書館事業的貢獻[J].圖書館員，1988年3期。）再如，軍營圖書館。四川的穆耀樞先生還把圖書館事業擴展到軍營裡去。他首先在四川第六混成旅創設了軍營圖書館。其辦法是：在其旅部設立圖書館總部，聘請圖書館專門人員主持工作，負責圖書整理、人才訓練，然後將書輪流送到各團營連，並組織軍營圖書隊，經過培訓，分派到各團營服務。還如，工人圖書館和農民圖書館。據《覺悟雜誌》1922年6月9日所載，天津工人圖書館章程規定：“為增進工人知識，促進工人覺悟，設備各種書籍、報紙、雜誌等，以供工人閱覽”，工人圖書館不但供工人閱覽，“如座位有空隙，雖非工人亦可閱覽”。“北伐戰爭時期，各級農民協會相繼開展圖書活動，當時湖北省黃岡地區各縣一般設有圖書館，每個農會設立圖書室，陳列了許多革命書刊供廣大農民借閱。”（注：謝灼華.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M].第25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9月。）

漸趨完善的中國近代圖書館模式——公共圖書館。民國中期的“公共圖書館發展十分迅速，1925年全國公共圖書館僅294所，到1936年已達1,502所。所代公共圖書館的工作已基本完善，同時已逐步由省會轉向鄉縣，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公共圖書館體系。”（注：程文.民國時期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與評價[J].圖書情報知識，1986年3期。）近代公共圖書館主要特徵有：有政府的領導和支持；普遍得到社會的認可；有比較固定的館舍、經費來源和藏書來源；有較為完善的管理規章制度；有較好的管理隊伍和研究隊伍；形成了以國家圖書館為龍頭，省（市）級圖書館為龍身，鄉（鎮）級圖書為龍尾的遍布全國的公共圖書館體系。因而有較強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至此，中國藏書業已基本完成由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