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銀行職員在讀哪些書？

作為一名金融史研究者，我一直很好奇，民國時期的銀行職員在閱讀哪些書？

有關民國時期的一些著名銀行家，譬如張嘉璈、陳光甫、周作民、錢新之、卞白眉等，坊間已有一些文章，披露了他們豐富多彩的讀書生活。這些文章的資料，大多來源於這些銀行家的個人往來書信及日記，具有相當的可信性。可是，作為當時銀行從業者主體的銀行普通職員們，他們的讀書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數年前，在編纂《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初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月刊分類輯錄（1929-1949）》時，曾有一些文稿由於體例、篇幅等原因，未能入選。春節假日，我在翻檢這些積存的舊稿時，對當時銀行職員的讀書生活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1930年代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營銀行裡的圖書館

1933年6月出版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刊《海光》雜誌刊有一篇題為《一個月來的圖書館》的文章，作者為南橋。文章稱：“本行圖書館，沒有經過充分的準備，匆匆地開幕了”， 並且，“本館現在藏書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個人來借書，足見同人對於求知欲望的熱烈”。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一家民營銀行，由陳光甫於1915年創立。上文中提到剛開幕的“本行圖書館”，即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圖書館。該行的圖書館事業由來已久，早在1923年10月，總經理陳光甫將私人藏書移入該行，就已粗具規模。之後，該行不少高級管理人員和熱心者也陸續捐出私人藏書，並有專人負責管理。1933年2月，根據陳光甫的指示設立了圖書館委員會，是圖書館正規化管理的開端。

《海光》雜誌上的一篇《圖書館委員會報告書》（1933年10月，五卷十期）透露了圖書館開幕八個月來的經費開支、藏書及借閱人數等情況。

就開支情況而言，“共支經費洋三千一百零四元六角七分，已付二千八百二十七元四角六分，現存五百五十七元二角一分，另有細目待核。”其中，已付費用中，“內家具佔洋一千一百五十一元三角五分。”從經費來看，該行對圖書館的資金投入顯然還是相當大的。要知道，當時一個普通職員的月薪也就在五十元左右。

就藏書情況而言，“自原有書籍外，增添國文書籍五百五十七冊，英文書籍二百零七冊，合計七百六十四冊；其中捐贈者五十冊，由同濟路宿舍移庋者二十八冊，余悉購置；較珍貴者有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最新《每人百科全書》、《銀行大辭典》等書。雜誌國文七十七種，英文三十二種，日文二種，合計一百十一種；中有二十二種，系向海外訂購。”

僅從藏書的規模看，並不算大；但從藏書的結構看，包括了中文、英文、日文等語種，且相當部分系從海外訂購，則顯然還是不容易的。從藏書內容上看，“雖其簡陋，亦有可觀，其中尤以經濟金融一類為多”（宋春舫，《本行圖書館暫編藏書目錄敘》，1933年6月）。

報告還統計了借閱人數：“借閱人數：五月為三百九十一，六月四百零六，七月二百八十八，八月六百二十二，九月九百五十八。”並分析，九月借書人數激增，一方面是由於館內初次寄發新編書目，一方面是因為新舊書籍時有添增。而借出的書“以文學一類為最多，社會科學次之”。

圖表顯示1933年9月借書人數激增

報告還提出，由於職員借書熱情高漲，圖書館人手有限，忙不過來：“惟規模雖具，而人手有限，職員二人，支薪月僅九十五元，以較他處，相差尚遠。閱覽時間既長，不能片刻無人，尤以十二時半至二時，五時至七時為甚，幾有應接不暇之勢。”

根據該圖書館的規定，外地分支行處的職員也同樣可以借閱總行圖書館的圖書。在資訊並不發達的當年，對嗜好讀書者而言，雖然手續較麻煩，卻可視為一種不小的福利。

借閱熱門：小說

我花費了不少時間，找到了1933年和1934年各個不同月份借閱圖書分類統計表，並進行了系統整理。從統計數據來看，借閱小說、傳記、文學類的最多，其次是社會科學類書籍。關於銀行以及經濟金融的書，都歸在社會科學裡。

《海光》上有文章評述小說在職員中受追捧的原因：

“銀行職員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調劑，對於身心，都有極大的益處。從積極方面說，有一大半人，國文的通順，不由於誦習教室內所講解的書，而由於偷閑閱看小說。小說裡邊的悲歡離合，赤裸裸地表現著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吾們的經驗。從消極方面說，津津有味的看小說，至少可以少打幾圈麻雀，減卻幾次無謂的酬酢，較之任何勸誡，更有效力。”（《一個月來的圖書館》）

《海光》雜誌刊有圖書館借閱統計表

《海光》雜誌幾乎每期都會推出一個小欄目，即“新書介紹”。我對1934年6月至11月的新到書目作了統計，其中，6月推薦中文書47種，英文48種；7月推薦中文書45種，英文26種；8月推薦中文書52種，英文7種；9月推薦中文書48種，英文7種；10月推薦中文書28種，英文23種；11月推薦中文書65種，英文10種。六個月，合計推薦中文書285種，英文書121種。其中，英文書籍的品種佔了相當大比重。

“新書介紹”推薦的中文文學作品，有《秋天裡的春天》（巴金）、《心病》（李健吾）、《友人之妻》（金滿成）、《婦心三部曲》（施蟄存）、《鐵甲車》（戴望舒譯）、《小坡的生日》（老舍）、《笑靨淚痕》（朱松廬）、《如蕤集》（沈從文）、《一隻手》（郭沫若）、《反攻》（張天翼）、《超人》（謝冰心）、《南北極》（穆時英）、《前路》（謝冰瑩）、《趙子曰》（老舍）、《短篇小說上下二冊》（胡適譯）、《桃園》（廢名）、《死去的太陽》（巴金）、《隋唐演義》（袁籜菴）、《浮華世界》（伍光建譯）、《美人恩上中下三冊》（張恨水）、《從文自傳》（沈從文）等等。

一些當時出版的文學書籍

為提高讀者的閱讀與鑒賞水準，並提升圖書的使用效率，圖書館委員會的宋春舫、蔡南橋等人等還親自撰文對一些相關新書進行了重點介紹。例如，1933年7月，宋春舫先生對對蘇聯女作家亞歷山德拉·柯倫泰的小說《Free Love》（A. Kollontai, J.M. Dent &Co）一書作推介：

《自由戀愛》——已過中年，須發斑白的我，愛情是什麽東西，早已領教過不止一次了，看見了這樣一個標目，頭便痛了，何以再肯看下去，看完以後還肯執筆來作文介紹呢？就因為“自由戀愛”四個字的標題之下，還有幾個字，說：“這是蘇俄的一件戀愛故事。”

前幾天，在美國《新共和雜誌》，讀到一篇文章，內容仿佛說：“現在蘇俄的民族性，都改變了。”如果國家政治經濟組織的改換，能根本影響民族性，那倒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自由戀愛》的作者，是哥龍太氏。她不但是女作家，而且是有名的外交家，現任蘇俄駐瑞的大使。她縱然是貴族出生，但從一九一五年起，即加入過激派內工作。既然和政黨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對於近幾年本國民族性的變更，或者不致十分隔膜。

以下是書中的事實：

主人翁是一位女黨員，在黨內的地位，也不算低，她愛上了一位男黨員，這男黨員也始終真實地愛她。但蘇俄的男子，也和其他男子一樣，仍舊是多妻性的Polygamous，換一句話說，無論他們情人，如何美麗，他還得愛上其他的女人。蘇俄的女子呢，也和其他女子差不多，愛上了一個男子之後，即視為禁臠，無論她理智如何透澈，如何不斷地安慰她自己，夜闌人靜，孤燈獨坐的時候，她總覺得是啼笑皆非了。

結果，他們兩人，終於勞燕雙飛。男子呢，和他所愛年輕貌美的女子，到莫斯科去了。她呢，忽然有了孕，在萬分無聊之中，得到了一極大的安慰，繼續去研究黨的工作——這也許是蘇俄女子勝過其他女子的地方！

倡導激進女權主張的作家亞歷山德拉·柯倫泰（1872-1952）

與世界接軌的專業書籍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圖書館還有中、英、日文定期刊物，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宋春舫曾在《上海銀行圖書館之定期刊物》一文中，對1934年該館借閱情況進行了統計與分析：“去年一年中，本館借出書籍共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九冊，而其中小說有八千五百三十七冊，幾佔半數，此外即當推雜誌（三千五百六十二冊），位居第二，再次則為社會科學。本館之定期刊物，截至今日為止，共有一百四十種，其中英文三十四種，日文五種，中文一百零一種。定期刊物，由本館定閱者，共六十種，贈閱者共六十五種，與《海光》雜誌交換而來者十五種。以言類別，則有：一般讀物（如《新中華》《申報月刊》等），經濟，文學，工商，農事，合作，外交，邊事，電影，交通，建設，衛生醫學，教育，史地，體育，婦女，畫報，出版界等十餘種。”

從1935年1月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圖書館為介紹本館新書，“每月先擇一研究問題，將館中所有參考材料編成目錄，俾同人對此問題有研究興趣者，得隨意瀏覽。”該館首次在《海光》上介紹的是有關討論幣製問題的書籍，中文書包括《中國逐漸采行金本位幣製法草案》（王雲五）；《貨幣淺說》（楊端六）；《幣製改革中之金部門問題》（陶德琨）；《金貴銀賤之根本的研究》（資耀華）；《廢兩改元問題》（銀行周報社）；《中國幣製問題》（金國寶）等等。書單中既有基礎的貨幣金融知識，也關切時事，有不少分析當時國內外金融時局的著作。

幾種關於幣製問題的書籍介紹

1935年4月，圖書館介紹的重點轉為幾種關於會計簿記的書籍；1935年6月，圖書館重點推出了幾種關於棉業的書籍。從這些書目可以看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圖書館的藏書不僅頗具規模，而且具有相當專業性。這其中，幣製問題自然是銀行要關心的，會計簿記關係銀行日常工作，棉花則是當時銀行貸款的重要押品，而旅遊則是該行所開辦的中國旅行社的重要業務。對於一家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民營商業銀行而言，如此花費心思，應當說還是頗具戰略眼光的。

楊端六著《貨幣淺說》

這些書單總是中英文並重，英文書目的分量絲毫不遜色於中文書目。

例如，宋春舫曾撰文評介《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929-1931》一書，反映了他們對當時世界經濟大蕭條的關注：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929-1931》一書，為英倫麥美倫公司出版，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一九三二年六月三版，其第三版序中，有曰：“世界的不景氣，雖然繼續地延長，物價雖繼續的下跌，然而從人們心理的一方面看出來，似乎已有了進步和希望，Kreuger and Toll 的不幸事件，如果早一年發生，那他的不良影響，一定要比現在利害得多呢。”

作者Paul Einzig氏，為英國經濟家後起之秀，他以為此次不景氣之由來，雖為經濟畸形發展應有的結果，而政治方面，亦斷乎不能盡卸責任。所以在他結果裡，他竭力提倡任何方面，政府和人民，資本家和工人，店東和夥計，銀行和工商業等，亟應拋棄前嫌，努力合作。不但一國如此，全世界俱應如此，不但國內各方，須努力合作，國外亦因唇亡齒寒，必須同舟共濟。

那末全世界的前途，才有希望，而大同世界的實現，或許有變成可能了。書末有附錄十餘則，詳述世界各國不景氣經過之情形，足供研究經濟史者的參考。

評介文章發表於1933年，而這本介紹1929-1931年間全球經濟危機的英文原著初版於1931年5月，可以說是與世界接軌。在80年前的中國，一家民營商業銀行內部圖書館的眼界和效率，真是可以令今天的一些大型公共圖書館都相形見絀。

(作者系廣發銀行上海分行紀委書記，複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