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藏書是我國古代四大藏書體系中最早出現的藏書體系，主要有中央政府的國家藏書為主。它不僅保存了燦爛的古代典籍，傳承了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文明，而且對我們今天圖書事業的發展仍有很多借鑒作用。在宋代，館閣藏書無論是藏書的品種數量，或是藏書的內容、藏書的方式方法、藏書的利用等都已全面地確立和形成，它已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本文擬就以上幾方面展開分析說明宋代館閣藏書的特殊之處。
1.重要藏書處所
三館秘閣：為國家藏書和修纂的機構。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稱三館，再加上後建的秘閣，被正式稱為“館閣”。據《文獻通考?經籍考》記載北宋平定諸國以後，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98年)始修建崇文院，盡遷舊館三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六庫書籍正副本凡8萬卷，北宋除了崇文院以外，還建有秘閣。秘閣是宋太宗時藏書的處所，同時也可以稱為國家藏書的特藏書庫，它建於太宗雍熙中，其典藏情形，《宋會要輯稿》第70冊曾記載其事說：“雍熙五年五月辛酉，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充其中，”《玉海》卷63也曾記載：“取四庫書四萬卷藏之。”《經籍考》又說：“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歷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閣書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閣”。因此，秘閣藏書除了一般書籍之外，還有天文、術數等書。秘閣與其它三館合稱四館，一般稱為館閣，館閣也就成為宋代國家圖書館的代名詞。
太清樓：建於太平興國四年(979)，樓址在迎陽門的後苑內，與玉宸殿相望，和延春、儀鳳、翔鸞諸閣相接。這是一座嵬峨雄偉的藏書樓。南宋王應麟在《玉海》卷27篇中輯有詩雲：“巍巍太清，旋題耀日。四庫群書，彪列昈析。”北宋宰相晏殊在《和太清閱書歌》也讚其“瓊宇金扉回倚天”。其樓分上下二層，上層專藏太宗聖製禦書、墨跡石本；樓下分經、史、子、集、圖書、天文六閣，共藏四部書25192卷。龍圖閣：是在建築和藏書內容方面與太清樓極為相仿的另一重要藏書處。它為紀念宋太宗而設，藏書質量很高。建於真宗大中祥符初年，亦分上下二層。閣上也專藏太宗禦書、禦製文集5115卷、軸，又有太宗禦書素扇數十把以及正寺所進的宗室名冊、譜牒等物。閣下也分六閣：經典閣、史傳閣、子書閣、文集閣、天文閣、圖畫閣，共藏各類圖書29714卷。宋真宗十分重視龍圖閣的藏書搜集和整理，並編有《龍圖閣書目》等目錄。
天章閣：建於天禧四年(1020)，次年落成。閣上專藏真宗皇帝禦製文集和禦書。元佑七年(1092)五月，曾把重新繕寫的高麗所獻的異本書，藏於此閣。南宋時，它收藏的範圍逐漸擴大，圖書典籍、寶玩符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進的宗室名冊、宋歷代皇帝畫像與即位前的旌節全藏在這裡。
除以上重要藏書處所外，還有樓閣9處，玉宸殿、宣和殿2處，這些藏書處一般都建得極為華麗。館閣加上這些藏書處便構成了宋代公家典籍收藏機構的主體。
2.館閣藏書的主要來源及數量
宋代館閣藏書的主要來源有如下幾個部分：一是宋初接受平定諸國的現存圖書。宋太祖在統一過程中，從所滅各國中收取了大量圖書，其中除南漢圖書焚毀外，五代十國圖籍的精華部分，都歸北宋所有，而西蜀的圖書尤為數量多質量高。二是征集民間遺書，宋歷任皇帝無數次的民間征書都是利用政權的力量和獎勵辦法，“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提高了館閣藏書的數量和質量。三是當代人新印新撰的書籍，宋朝統治者在加強現有館藏管理的同時，竭力組織編寫新著，並加以收藏，其代表是太宗時編纂的《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真宗時編纂的《冊府元龜》四大類書。四是繕錄補寫各種副本書籍，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崇文院藏書幾乎被火燒盡，政府組織力量從太清樓借本抄寫，至仁宗天聖三年抄書17600卷。不僅組織人員抄寫圖籍，還設立了專門的機構來管理抄書工作。如在宋神宗熙寧七年設置補寫所，哲宗設置補寫書籍局，南宋高宗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詔秘書省置補寫所。
據《宋史?藝文誌》等書的統計，可以精確知道兩宋國家藏書的數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共有藏書3327部，計39142卷；仁宗、英宗二朝又增加1472部，計8446卷；神、哲、徽、欽四朝，共增加1906部，計26289卷。總計北宋一代，國家藏書共有6705部，計73877卷。南宋高宗得書44486卷，至寧宗時又增加14942卷。由此而知，兩宋300余年國家藏書共98019部，計119972卷。這其中不包括數量成倍增長的副本圖書。作為一種重要文化現象，國家藏書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水準，無疑深刻反映出兩宋學術文化的繁榮昌盛，它將對後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3.館閣藏書的求書方法
3.1 屢下求書詔，制定各種獎賞規定，廣開獻書之路
對於豐富的藏書淵源，宋歷任皇帝都有濃厚的興趣。早在乾德四年(996)太祖就開始詔求亡書，他規定凡是吏民有獻書者，史館首先要查視書籍，如果是國家藏書所無，則收之。獻書人也就送往學士院進行考試，合格者，即委以官職。
宋太祖繼承帝位之後，又制定出很為詳細的獎勵獻書者的規定，采取各種各樣的方法，接二連三發出詔書，來吸納民間遺書。最為奇特的是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宋太祖一月之內接連發布了二道搜訪書籍的詔書。一是專門訪求醫書，“宜令諸路轉運司，遍指揮所管州府，應士庶家有前代醫書，並許闕詣進納。及200卷已上者，無出身與出身，已任職官者亦與遷轉；不及200卷，優給緡錢償。有詣闕進醫書者，並許乘傳，仍縣次續食”。二是專門發布了搜訪鍾繇墨跡的詔書，這次詔書也很特別，一方面太宗命令開封和諸道轉運司及所轄州縣各級官吏，到民間盡力搜訪，進納者給緡貫獎勵，另一方面命令禦史台告諭文武臣僚，如有收藏者一定要交納，禦史台是中央監察機關，它有彈劾各級官吏的威權。從以上詔書內容來看，搜書內容已向專門化方向發展。並且這次訪求醫書，為後來宋代政府編纂第一部大型醫方書《太平聖惠方》100卷做好了充分準備。
宋真宗時期，至少發布了四次求書詔令，一次是鹹平二年(999)三月，二次是鹹平四年十月，三次是景德三年(1006)五月，最後一次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真宗的求書，除承繼了太祖太宗的一些做法以外，還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如對獻書的的賞格制定得更加細致。真宗以前的求書詔令，隻規定了獻書二、三百卷以上者的獎勵辦法。二、三百卷以下者，僅模糊不清地說賞給金帛，但到底獎勵多少，沒有說清。這無疑阻礙了民間零散書籍的收集。於是在鹹平四年的詔書中明文規定，每納一卷者給千錢，300卷以上者量才錄用。這使得獻書者能按卷估價，也使得收書官吏有所憑依。這種收書計酬的定量化，無疑更科學、更進步。另外在徽宗及南宋時期也都接連發布了求書令，制定措施也更具體。
3.2 按圖索驥——以書目手段求訪遺書
北宋，宋太宗把唐人所編定的《開元四部書目》作為查找自己館藏缺書的依據，一方面表達了他欲以盛唐試比高的企求，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搜訪遺書提供了按圖索驥的標準，從而使追訪遺書的方向更加明確，方式也更加便捷，特別是規定了不願獻出者采取借抄的原則，更是一種極為通融靈活的新方法，它使那些不願當官要錢而又嗜書的藏書家打消了顧慮，紛紛公開自己的扃秘所藏。
南宋，一方面征集公私藏書目錄，與國家藏書相比較，決定取捨，按錄索書。如紹興五年閏二月詔，“史館秘書省四庫書籍未備，令下諸州縣學及民間，見收藏官書並開到出版，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時仍具目錄一本申納秘書省”。它要求各地所呈驗書目，既包括官藏，又包括民間存書，又包括刻板，指包羅一切門類的圖書。另方面公布缺書目錄，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固建議：秘書省以唐藝文誌及《崇文總目》之下鏤板，下發諸州軍，照單搜訪。於是同意將缺書目錄鏤板公布，流傳遠近。兩宋這種以書目手段求訪遺書的方法，在圖書事業史上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3.3 根據特殊情況，制定特殊政策
經過三番五次發布求亡書的詔令，效果雖然顯著，但遠遠未達到“蓄天下圖書”的目的，特別是一些交通不便，文化又極為發達地區，藏書名家往往輩出，但由於信息不靈，對天子收書的旨意茫然無知，針對這種情況，太宗制定了特殊政策：一是把募求遺書詔令張貼於百官等候上朝的待漏院中，盡可能使各級官吏曉瑜聖意；二是派專使前往各地訪求圖書。如淳化五年(994)五月，太宗命負責館閣藏書內侍裴愈等人前往私家藏書集中地區江南兩浙諸州，去尋訪圖書。裴氏每到一地，必定宣傳皇帝對獻書者的優惠政策，如願送官者，優給其值；不願者，就所在地命能書者抄寫。對那些借抄圖書的藏書者，除歸還舊本外，又采取回報以桃李的新措施，即把皇帝禦石本分賜給他們，這在封建社會裡是非常榮耀的事情。這種方法對後世影響很大。
4.館閣藏書的利用
宋代官閣藏書的讀者除了皇帝、近臣外，還有各藏書機構的管理人員、政府高級官僚，每年參加殿試的考生也可以利用，每遇到殿試，三館都要提供典籍入殿。秘閣所藏圖書仍專供皇帝禦閱，一般不提供給其它人利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典籍不但在整理時可以互相參校，而且能公開借閱，甚至還能抄錄，如著名藏書家蘇頌的許多藏書都是從秘閣抄錄而來。各館還專設有外借書庫，“熙寧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監三館秘閣言，欲將借本書庫原書籍添入經史子集，書數足備，更準備閱覽”。外借書庫以外的書則不能借閱。
宋代負責借閱工作的人稱為“庫子”，借書時有嚴格的程序，首先填寫“單子”，然後經“監門”檢查後才能將書借出。由於借閱典籍的人多，使政府所藏典籍散失嚴重。於是真宗就令有關官員“嚴行約束，杜絕因循”，並督促借書人員還書入庫。當時館閣藏書佚亡現象十分嚴重，如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就有“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的記載。到了北宋後期，外借典籍的損失更為嚴重。因此，政府規定只有集賢書院所藏典籍可以外借，其余公藏典籍不得借出，如有違反，私自借出則以法論處，借書的人也要受到處罰。另外，國子監、地方州學等機構的公藏典籍也可借閱。
宋代的公藏典籍除一般借閱外，還專為公私著述提供資料。如歷史學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寫到八卷後得到英宗的支持和重視，允許他在崇文院設館撰寫這部巨著。司馬光利用這一機會參考查閱了崇文院大量的典籍，尤其是史館所藏典籍。太宗、真宗兩朝編著的著名的《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巨著，也是利用政府公藏典籍所完成的。自此以後，宋代歷朝政府都充分利用公藏典籍編纂各種書籍，如各朝的《實錄》、《寶訓》、《日歷》等萬卷，《開寶通禮》、《太常因革禮》等禮儀著作3300多卷，各代會要約1900卷，及其他各方面的典籍。
從以上宋代官閣藏書的利用來看，儘管讀者面很窄，局限於一定範圍內，但為後代官府藏書的利用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種利用藏書制度的出現，說明當時的圖書館已經具備了現代圖書館的一般功能和管理意識。
5.保護館閣藏書的措施
5.1 把正本抄成若乾副本。兩宋歷朝把征集來的圖書收入館閣之後，為防止意外之變便抄寫成若乾副本。這些副本圖書不僅使國家藏書在數量上成倍地增長，而且在質量上也遠勝原本。抄寫副本圖書的工作，幾乎和宋代國家藏書歷史相始終，一般是和國家的求書、編書、校書、刻書、等圖書活動同步進行。早在淳化元年(900)，太宗就命令直閣校理掌管秘閣圖書的繕寫事宜。鹹平二年(900)閏三月，在詔求逸書的同時，真宗又命令三館寫四部書二部，一置太清樓，一置龍圖閣。像這種例子，宋代歷朝幾乎都有。
5.2分櫥藏書。在宋代把藏書分類後放進木櫥，再把木櫥外塗上綠漆予以保護，時稱“綠櫥”。這種分櫥藏書，既有保護書籍之效，又方便查找。
5.3防蟲、防蛀。宋代多用椒水(胡椒、花椒浸漬汁)滲透紙中，成為一種防蠹紙。因為椒中含有香茅醛、水芹等，有驅蟲避蠹之良效；秘閣所藏正本、真本多用黃薜(柏)汁滲入紙中，以達到防蛀的目的。這種染紙防蛀保護圖書的傳統方法，在北宋已得到了推廣。另外，為了館藏圖書能長久保存，在北宋還健全了一年一製的曝曬制度。每逢5月至7月，太陽光最猛烈之際，把館內全部圖書分期分批取出屋外曝曬，以達到防霉防蛀，保護圖書儲藏的目的。朝廷十分重視曝曬制度的經常化。曬完書籍之後，朝廷在館內舉行宴請，以表慰勞。
5.4夜間推行宿直制度，把防盜防火相結合。據記載，宿直制度分官員宿直與職吏宿直兩種，官員宿直，規定秘書省之正副官長，“五日一輪”，每月還要向禦史台匯報。秘書丞(相當於秘書省辦公室主任)以下官吏，“日輪一員宿直”。如遇值班有事，允許請假，但必在“當月補填”。秘書省官長每旬檢查一次，至月終把值班事情與告假情況以書面形式報告禦史台。職吏宿直是指秘書省內的職員。吏員的值夜，每天2人，每日記錄情況，由當宿官(值班官員)檢查；每旬(10天)再由本省官長“點檢”，吏職員如遇“急事”，可向當值官員請假，也須當月補填。
6.館閣藏書的影響
宋代館閣藏書，在文治政策的指導下，更加蓬勃興旺起來。宋以前歷朝還沒有任何統治者，像宋代皇帝那樣關注藏書事業：他們在即位之初，都要發布求書詔令。從而使宋代國家藏書事業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並由此帶動和影響了其它三大藏書系統(書院、寺觀、和私人藏書)的飛快發展。如對私人藏書的影響：
私人藏書之風，至宋代而大盛，藏書之家指不勝屈。考究私人藏書來源不外采取三種途徑：抄寫、採購、饋贈。而這三種來源都與館閣藏書有著密切聯繫。蘇頌是宋代有名的學者及私藏家。他對經史、九流、百家之說、圖緯、律呂、星宮、算法、山經、本草，無說不通，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召試館閣校勘，仁宗嘉佑中遷集賢校理，宋神宗時加集賢院學士。蘇頌自已的藏書中有許多秘閣所傳之本，原因是他曾在館閣任職，得到抄閱秘閣藏書的便利條件。蘇象先(蘇頌之孫)稱“傳寫秘閣書籍，每二千言，歸即書於六冊。家中藏書數萬卷，秘閣所傳者居多。”後來南宋初最大的藏書家葉夢得曾得到抄閱蘇頌藏書的機會，蘇頌之藏便成為葉氏藏書之祖。
另外，朝廷賜書也是私人藏書的一個重要途徑。宋綬是北宋承平時期的大藏書家，曾為集賢校理，與其父同在館閣編校藏書。朝廷“每賜於(宋綬)必得二本”，此事一時在私藏家中傳為佳話。宋綬死後，朝廷將他的千字文及其所藏墨跡入藏禁中。司馬光、劉道原是《資治通鑒》的主要纂修者，神宗賞賜司馬光穎邸舊書2400卷，哲宗也曾賜書劉道原。以上是宋代館閣藏書對私人藏書的影響，同樣，館閣藏書也有賴於私人藏書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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