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理想的工作狀態是什麽？活少、錢多、離家近？

文 | 思小妞 編輯 | 星煮

最近，有一條熱搜讓職場人如釋重負。

5月25日在日內瓦舉辦的世界衛生大會上，世衛首次正式將“工作倦怠”納入《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世衛組織將“工作倦怠”定義為一種由於長期的工作壓力沒有得到有效管理而產生的一種綜合症。這種“疾病”有三大症狀：感到精力耗竭；與工作產生距離感，對工作產生消極、憤世嫉俗的情緒；職業效能感降低。

雖然第二天，世衛發言人澄清說“講錯了”，根據目前現有研究，“過勞”屬於職業現象而非“疾病”。但這不妨礙職場人士顧影自憐，大家紛紛表示，看了“症狀”才知道，原來自己真的病得不輕啊！

還有一些更務實的職場人，在澄清前盤算著這個過勞疾病算工傷麽？能報銷麽？

有些人則直接開出了藥方，你有病來、我有藥，“提高工資”這張處方保證藥到病除。

“提高工資”這服藥真的如此有效麽?我採訪了身邊幾位各行各業的職場人士，“你們理想的工作狀態是什麽樣的？”這是一道不設限的問題，可以從各方面去描述自己希望的工作狀態、期待、環境、目標……本以為“錢”會是大家在工作中最關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發現在很多人的“理想工作”中，錢是必須的、但不是靠前的。

首先，在理想的工作中，大家最看重的是“有意義”、“有價值”這些事， 一份工作，只有先得到自己的認可，才有動力做好並持續做下去。

其次，現代職場人也很在乎工作中的“自我空間”。包括能發揮的作用，比如思考， 雖然思考的過程挺“痛苦”，但每天隻做無腦的螺絲釘更痛苦。

還有能讓自己受益的“軟性”因素，比如能力、見識、資源，這些東西比到手的月薪排名更靠前。大家都明白，錢固然很實惠，但脫離了能力，錢終將淪為“不可再生資源”。

最後，大家考慮的是職場環境、坐班時間等這些外部因素。

這個時代，談工作不談錢會被批評為“不接地氣”，但那些說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義”的人絕不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而是有確鑿的科學研究證明意義對工作的重要性。

杜克大學行為經濟學家艾瑞裡（Dan Ariely） 做過兩項實驗，揭示了我們對於工作意義的出乎意料而又微妙的態度。實驗人員設計了一個小實驗，就是找人來搭建一些積木，比如用樂高拚裝一個生化戰士，每做成一個給參加實驗的人獎勵3美元，做成第二個後獎勵2.7美元，依次遞減。然後實驗人員會把拚好的積木拿走，並告訴他們積木將會被拆掉，供下一個組使用。 這一組稱為“小意義”實驗組。

另一組被稱為“西西弗斯”組（就是那位受到懲罰的神，他每天不斷推石頭到山頂，然後到達山頂後石頭又會滾下來他重新去推的故事）拚裝的要求和獎勵與“小意義”組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在他們拚裝第二個的時候， 實驗人員會當面把他們之前做好的那個拆開。形成了一個無限循環，參與者忙著拚裝，而實驗人員當著他們的面把拆掉。

實驗最後得出的結果是，在意義情境下（哪怕是極小的意義，比如要不要拚生化戰士），小意義組拚裝了11個積木，西西弗斯組拚裝了7個。

通過這項研究，艾瑞裡受到了啟發是，在工業革命時期，通過工作效率去獲取的報酬也許是“唯一”的工作動力。但在知識經濟時代，工作的意義被抬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個時代，人們必須自己決定要投入多少精力、注意力和心意、在上班路上或者洗澡的時候是否會想著工作。現在，意義、創造性、挑戰、 所有權、自我意識、自豪感等這些條件成為越來越多人工作的驅動力。

不是說人們不看重錢了，而是在工作中大家想要的更多了。 這個實驗給我們職場人的一點啟示是，過勞工作必然是辛苦的，但如果你能為自己的工作找到一些意義，也許可以苦中作樂。

除此之外，在不換工作的情況下，是否還有別的方法去靠近自己理想中的工作狀態？答案是換上一副“積極牌”鏡片去看待現有的工作。

在世衛描述的三大症狀裡——感到精力耗竭；與工作產生距離感，對工作產生消極、憤世嫉俗的情緒；職業效能感降低，前兩項都和情緒、心理狀態相關。而這張狀態的產生和這個社會鼓吹的一個成功準則有關，那就是“如果我更努力，我就會更成功，如果我更成功，我就會更快樂”。

美國暢銷書作家、心理學家阿克爾（Shawn Achor）說，從科學角度來看這個標準是不成立的，因為每次我們覺得成功的時候，就會對成功重新進行定義。好比在職場上，你找到了一個好工作，下一步你得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你達到了銷售目標，下一步必須制定更多的銷售目標。

可我們的大腦卻背道而馳，因為它天生是一個偷懶者。對付這個偷懶者，如果我們用積極的態度去訓練它，多巴胺就會進入大腦系統，不僅可以使大腦更快樂，同時還可以打開大腦中所有的學習中心，讓它的運轉更成功，我們的工作也會更努力、快速、聰明。

終於明白自己為什麽工作多年還碌碌無為、在溫飽線掙扎著了。都怪自己太喜歡抱怨工作、吐槽老闆、只想著賺錢沒顧上尋找使命和意義了。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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