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不出，爝火何熄——《狂人日記》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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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不出，爝火何熄

——《狂人日記》百年祭

賈振勇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將刊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7期

非經注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一百年前，寂寞如大毒蛇纏住靈魂的魯迅，未能忘懷寂寞時的悲哀和年青時的夢，終於發出“鐵屋的呐喊”。大約七年後，張定璜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七期、第八期，連續發表長文《魯迅先生》。這應該是魯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統、深入和細致地評價魯迅。

或許同代人相似的社會人生體驗與暢想未來情懷使然，張定璜在魯迅這個“不是和我們所理想的偉大一般偉大的作家”身上，在流動的文學和歷史暗影中，感到了深深的共鳴：“《雙枰記》等載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中間不過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相去多麽遠。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雙枰記》《絳紗記》和《焚劍記》裡面我們保存著我們最後的舊體的作風，最後的文言小說，最後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後的浪漫的情波，最後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讀了他們再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的炎光裡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這段修辭色彩濃鬱的評價，無法不讓我們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多少年來，在我們的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中，對《狂人日記》及魯迅的評價與定位，自然也達到了無人堪比的“峨冠博帶”地步。然而，一百年轉瞬即逝，“狂人”及其呐喊，是春風化雨、落地生根，還是漸行漸遠、行將湮滅？那些高亢的關於歷史進步的幻影與修辭，是否能掩蓋住人生輪回與歷史循環的噩夢？

“中國人一向自詡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無賴’的怒罵”

當我們為文學扎上僵硬的籬笆，是否想過已經畫地為牢？觀念的枷鎖是否常常限制我們心靈的自由飛翔？我們是否因為把《狂人日記》僅僅當做小說，而忽略、淡化乃至曲解了它在現代精神史、心靈史上的真實位置？想想風雅頌和屈騷時代，那些滿懷詩意的靈魂，何嘗認為自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在從事偉大的文學創作？初衷難道不就是抒發胸臆、一澆塊壘？

文學門類的獨立，自然是人類思想和精神逐步伸展、演化的需要，但壁壘森嚴的科層分類往往將我們囿於體制內的邏輯自足乃至狂歡，我們也常常忘卻文學本來就是世界整體意識的一種特殊的、具體的展現形式。魯迅自然首先是借助於文學形式抒發胸臆、一澆塊壘，是“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所以他說“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許，距離藝術有多遠，並不是魯迅考慮的首要選項，魯迅也沒有多麽在意那些文學的清規戒律，只是想創造一種適合自我又表達自我內心衝動的方式而已。

出於日常邏輯和認知慣性，魯迅的絕大多數同代人首先是把《狂人日記》當作小說來解讀的。比如第一個做出評價的傅斯年就說：“就文章而論，唐俟君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筆法，達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誠然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再比如後來的李長之，就認為《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傷逝》和《離婚》八篇小說，才是“完整的藝術”、“有永久的價值”。仔細翻閱《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搜集的相關文章，民國時代魯迅作品被評價最多的是《阿Q正傳》等小說，專論《狂人日記》者實屬寥寥，且大多掩映在對《呐喊》的總體評論中。

應該說，此後儘管人們從各種角度、視野、立場，運用各種理論、概念、方法，賦予《狂人日記》以更加豐富、駁雜的內涵與意義；但從傅斯年開始的將《狂人日記》作為小說來評價、闡釋和研究，逐漸成為權威和慣用的思維模式與闡釋傳統；民國時代的有關評價與闡釋，已經基本奠定了1949年後《狂人日記》研究的邏輯框架和話語體系。由此，也逐漸造就了後來文學史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中關於《狂人日記》的那些“權威證詞”，登峰造極者當屬教科書體系。蘇雪林那句“發表後‘吃人禮教’四字成為‘五四’知識階級的口頭禪”，何嘗隻屬於“五四”那代知識階級？有多少後來者將“吃人禮教”凝固為僵化的知識與刻板的教條？

這當然是一種“自由”選擇。包括魯迅在內，每代人都有運用自己時代的主流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進行言說的需要與權力。問題是當故步自封於這種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時，我們是否要付出“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的代價？《狂人日記》最初的反響寥寥，就說明這種代價自始即有，只是尚未於今尤烈。劉大傑在1936年紀念魯迅時說：“……狂人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借著狂人這個名目，把他自己的思想反映出來。這思想確實有點新奇，也有點大膽。當日的遺老遺少，不知怎的沒有注意到這種危險，大概是胡適之的白話文學問題鬧得太凶了，遮掩了遺老遺少們的眼珠。”

其實早在1923年，茅盾就意識到後世評價與當時反響的懸殊：“那時《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學革命’，方在無情地猛攻中國的傳統思想，在一般社會看來，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幾乎是無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記》夾在裡面，便也不見得怎樣怪，而曾未能邀國粹家之一斥。前無古人的文藝作品《狂人日記》於是遂悄悄地閃了過去，不曾在‘文壇’上掀起了顯著的風波。”茅盾、劉大傑不約而同地將《狂人日記》誕生之初的平淡，歸因於《新青年》和胡適之的“白話文”，自然是對歷史現象的實事求是的記憶。可是，中國向來有視小說家言乃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傳統；那麽深層原因中是否該有小說作為一種觀念而帶來的認知、體驗和闡釋壁壘呢？

所幸的是，民國時代有關《狂人日記》的評價，儘管從小說出發，卻沒有止步於小說。魯迅的同代人們，憑借共同的歷史、生存境遇和相似的社會、人生體驗，感受最為刻骨銘心的，大概應是《狂人日記》藝術虛構中的“寫實”。這種“寫實”體驗，絕非文學觀念意義上的“寫實”可以框定的，而是出於人生體驗的痛切感受、社會經驗的強烈共鳴。

比如劉大傑所說：“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以忠實的人生觀察者的態度，去觀察潛在現實諸現象之內部的人生的活動。他不是人道的教師，也不是社會生活的指導者。他有銳利的眼光，捉住旁人所不注意的種種的人生的活動。他板著面孔，莊嚴的毫不留情的，用他諷刺的筆，把這些東西，逼真的寫出來。他不批評，也不說教。把人類的社會的醜惡，一件件陳列在讀者的眼前，他就算盡完了責任。”

再比如甘人所言：“他的性情是孤獨的，觀察是深透的，筆鋒是峭刻的，他的態度是Cynical，但是衷心是同情的，他將自己完全拋開，一雙銳利的目光，注視著我們的社會。他將看懂了的，懂透徹了的東西，拿來告訴我們。”

正是出於強烈的感同身受，對魯迅的同代人而言，小說描寫的世界，既不是虛無縹緲的藝術之宮，更不是森嚴壁壘的知識雷池，而是他們的肉身與靈魂無處可逃的棲居之地。如果反用成仿吾所說“《狂人日記》為自然派所極主張的記錄（document）”，那麽藝術虛構中的狂人居所，自然也就是他們祖祖輩輩置身其中、念茲在茲的家園。

最能惟妙惟肖將閱讀體驗的這種鮮活性、真實性留存下來的，非茅盾莫屬：“那時我對於這古怪的《狂人日記》起了怎樣的感想呢？現在已經不大記得了，大概當時亦未必發生了如何明確的印象，隻覺得受著一種痛快的刺戟，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絢麗的陽光。這奇文中冷雋的句子，挺峭的文調，對照著那含蓄半吐的意義，和淡淡的象徵主義的色彩，便構成了異樣的風格，使人一見就感著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

難能可貴的是，在鮮活現實體驗基礎上，魯迅的同代人們已經充分意識到《狂人日記》和魯迅的文學史價值與意義。比如有著史者從文學史角度進行的評價之準確和到位，就絕不亞於今天的我們：“在近代中國小說界中，最偉大的莫如魯迅（周樹人）。他的觀察能鑽入世態人心的深處，而洞燭隱微；其筆又尖刻，又辛辣，能曲達入微，描寫最為深刻。他的小說簡直就是一面人生的照妖鏡。”更難能可貴的是，文學觀念和文學史體系建構並沒有讓他們的真切體驗和深刻洞察，凝固為知識的歸納、累積與因襲。

有人就越過了文學的閾限，敏銳而深刻地領悟到《狂人日記》的核心指向，及其在我們精神史和心靈史上的軸心價值：“從他的《狂人日記》創作上我們可以看出他揭穿了中國歷史在一切治人者階層的哲學的宗法的偽裝下面的人民的、被人喝血的命運，這是歷來所見的射穿過一切玄學的煙霧的最明澈的光，說明所有一切統治階層的哲學的一個基本共通點就是吃人。”

對照民國時代那些不成體系、不合學術規範、甚至只是零散的讀後感式的評論，尤其是那些溢於言表的同代人所擁有的真實性、鮮活性、誠摯感和痛切感，後來者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當我們的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將《狂人日記》供奉於文學殿堂最高端的時候，是否應該警醒這種高聳雲端的供奉，已經有意無意將《狂人日記》關進了語言的、觀念的牢籠？已經有意無意在忘卻《狂人日記》為何誕生？尤其在這個啟蒙早已終結的時代，《狂人日記》和魯迅是否早已遠離我們，已經化為黃昏中的偶像？

“血紅的書面，雖然有些黯淡，但它的精神似乎是不能磨滅的”

1926年，《京報副刊》實名製票選“新中國之柱石”。第619票選魯迅的理由是：“文學界的大元帥。他先生的文鋒，足以殺進一般醉生夢死的人們底祖宗墳內去。”仔細回味這個理由，我們是否需要就此思考：當我們將反叛歷史、抨擊傳統、批判現實、反封建、反禮教、思想啟蒙、改造國民性等主題賦予並框定《狂人日記》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知識譜系、價值秩序和意義系統，除了理論規範、方法多樣、術語嫻熟、概念清晰、專業分明的優勢外，還能在哪些方面比投票者朱嶽峙走的更遠？

需要強調的是，當失去了“同甘共苦”的歷史、文化語境，我們應該警覺自己的眼光，是否已經固步自封於文學的園地？自說自話於學術的領地？同樣，如果換位思考，眼光的越界必須要依賴可靠而扎實的專業坐標。只有首先從文學、從小說及其使命出發，才能避免凌空蹈虛，我們的眼光或許才能更加準確與犀利。回首晚清民初時代，有那麽多抨擊傳統、批判現實、揭露黑暗的文章，論調不可謂不高亢，言辭不可謂不激烈，影響不可謂不廣泛，可是悠悠百年後還有多少辨之者？所謂質而無文行之不遠，斯言不虛。

《狂人日記》當初雖不如陳、胡輩文章之耀眼一時，但“那樣的譏誚而沉摯，那樣的描寫深刻，似乎一個字一個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顯然使之更具有歷久彌新、仰之彌高的深遠潛力。魯迅內心衝動之托形藝術，終獲更持久的生命力。因此，無論賦予《狂人日記》怎樣繁雜的內涵與意義，不管是浪漫還是寫實，不管是寓言還是象徵，不管是隱喻還是轉義，不管是間離還是戲仿，不管是反叛還是啟蒙，我們都必須從一個約定俗成的基本事實出發：《狂人日記》首先是以小說形式存在並傳世的。

福柯嘗言：“在古典時代裡，並不存在瘋狂文學，因為瘋狂並沒有它自主的語言，並沒有以一個真實語言來說明自身的可能。……瘋狂自己並無權力操作它的語言和真相之間的綜合。”在古典時代，瘋狂的確沒有獨立存在的條件與太空，更無法形成自發、自主乃至獨立的真實語言。但是，卻有扭曲、變異乃至變態的語言和形式，來表達異化的自身。

比如魏晉南北朝，戰亂頻仍，災禍橫行，血汙遍野。魏晉文人，抗言直辯者，人頭落地，廣陵散絕；放浪形骸者，苟全性命，托形文藝；但是，“文的自覺”和“人的自覺”卓然於亂世，迄今血脈流傳、余韻不絕。無論是阮籍的窮途猖狂，還是陶潛的桃源夢想，所謂魏晉風度者，那麽灑脫、開闊、深沉，骨子裡那股巨大的悲哀、無盡的憂傷，至今仍然深深觸痛我們的心靈。魏晉文人的“自覺”，雖然沒有錘煉出一種獨立的“真實語言”，卻以自身的佯癲詐狂，校驗和證明了自身的真實性。

再如被後世譽為中國最偉大文學作品的《紅樓夢》，開篇就虛晃一槍：“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然後，作者才能借“通靈”之說，發“假語村言”，以“滿紙荒唐言”的自嘲自抑，來換取演義“一把辛酸淚”的語言獨立與心靈自由。

艾森斯塔特論及“中國歷史經驗和中國現代性的某些方面”時，認為：“不像在其他文明中所發生的那樣，中國在制度領域沒有產生任何突破。……在中國出現的反叛和意識形態的發展，通常僅僅對主流價值結構提供了一種輔助性解釋……大多數人強調天命的意識形態與符號體系，沒有從根本上孵化出新的取向或制度模式，尤其在統治者的責任方面，更是如此。”

回首百年風雲，諸多反叛言行及其意識形態、符號體系，最終歸順主流價值結構者，總是屢見不鮮、比比皆是；新的價值取向和制度模式，依然進退維谷、步履維艱。但是，自辛亥革命終結帝製之後，專製儘管身形百變、與時俱進、自信滿滿，卻在語言上、精神上，再也無法阻止人們“剪辮的自由”。

“瘋狂之所以可能，條件是在其四周必須存有一個寬廣的幅度，一個遊戲的太空，允許主體可以自發地說著自己的瘋狂語言，並建構自身為瘋狂。”當帝製倒塌，專製再也無法冠冕堂皇、名正言順地監控和奴役人的思想，一個存有寬廣幅度的遊戲太空，就開始逐步建構起來。“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終於開始獲得獨立的太空、獨立的形式、獨立的生命和真實的語言。

100年前，需要產生陳、胡諸賢那樣“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去剪掉人們頭上的辮子；也需要魯迅這樣焦唇敝舌、恐其衰微者，去剪掉人們內心深處根深柢固的辮子。魏晉的佯癲詐狂，滿清的滿紙荒唐，在帝製的廢墟瓦礫之上，終於開出了《狂人日記》這朵獨異的中國“惡之花”。

從“真的人”訴求看，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獨立，是瘋狂文學為其先鋒乃至向導的。先是魯迅的《狂人日記》橫空出世，繼之鬱達夫的《沉淪》石破天驚，中國現代文學的自我確證與伸展，由此發軔，蓬勃生長。如果說“真的人”，既要體現在社會制度等人的外部世界層面，又要體現在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欲望等內部精神世界層面；那麽，“真的人”就是由人的外部世界和人的肉體、心理和精神等內在層面共同組成的一個存在標尺。

如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主要聚焦於思想、理性、觀念層面的啟蒙，是觀念性的、思想性的、理論性的、邏輯性的象徵與寓言；那麽鬱達夫的《沉淪》，則側重於情緒、感性、欲望層面的宣泄，是肉體的、情緒的、感覺的、意志的乃至潛意識的表現與擴張。是魯迅、鬱達夫等人的相繼登場，五四新文學運動才真正完成了從人的外部世界到人的內部標尺的全面性認知與體驗；才真正完成了從人的思想、觀念、理性等精神層面到人的肉體、情感、欲望、意志等心理層面的整體性言說與實踐。一個完整的“真的人”的觀念與實踐，一個完整的“五四精神”的自主世界，才得以較為徹底的完型與展現。

《狂人日記》與《沉淪》的降臨，標誌著一個由古典走向現代的中國人的完整心理坐標和精神尺度的建立。一個狂人和一個病的青年，以其巨大的歷史衝擊力、現實震撼力、藝術感染力和精神穿透力，讓“人的發現”真正獲得了獨立的歷史意識、自由的現實感受和自足的真實語言，更讓“人的發現”成為迄今依然是射穿“一切治人者階層的哲學的宗法的偽裝”的最明澈的光。

從這個意義上說，《狂人日記》實乃現代中國瘋狂文學之開山。它既是中國瘋狂文學當仁不讓的歷史界標，更是中國文學真實語言之詩性桂冠。福柯嘗言：“人之客觀化的重要時刻，和他陷入瘋狂的過程，乃是同一回事。相關於人之真相借以進入客觀界，並得以為科學感知所接近的動態過程而言，瘋狂乃是其中最純粹、最主要、最原初的形式。……人反而是通過瘋狂——即使他是在理性狀態下——才能在他自己眼中成為具體和客觀的真相。由人走到真正的人，瘋人乃是必經之道。”

大概福柯沒有想到的是，一篇署名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已經早於他四十年，就以詩性的、隱喻的、象徵的和寓言的方式，或者說以真正主體的、自發的、自主的、自足的真實語言，借狂人之瘋狂，說出了人之最為黑暗、最為晦澀、最為殘酷的迷思與真相。魯迅全部創作之核心、主調與方向，不但就此基本奠定，而且雖九死其猶未悔。誠如中外論者後來所總結：“這是一篇承前啟後的分水界，豫才此後的主要思想，在這篇《狂人日記》裡全找得到伏線。”“在他第一篇故事《狂人日記》中，他的文體和方針似已完全奠定了。”

毫無疑問，“吃人”是《狂人日記》最響亮的真實語言。可是，誰是被吃者？誰是吃人者？多少年來，歷經文學批評與研究的累積，我們有了不勝枚舉的關於吃與被吃的理解與闡釋。比如陳思和教授的《現代知識分子覺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記〉》一文，就從“歷史上的吃人傳統”“現實遭遇的吃人威脅”“對人性黑暗的批判”等視角，在學理層面較為全面地解說了吃人意象的演變。經過百年沉澱，今天已經能夠較為充分地看到，小說以高度凝練、自主、自發、自足的真實語言，全面、深入、細致地展示了吃人遊戲的觸目驚心：從仁義道德吃人、家族制度吃人、禮教吃人，到現實中吃人遊戲的於斯為盛，再到狂人自我拷問“現在也輪到我自己”；範圍之廣，綿延之久，危害之深，確乎從古至今、由外到內、由表及裡，由他者波及自身。

《狂人日記》展示出來的“吃”與“被吃”的整體性、綿延性、持久性和流動性，“吃”與“被吃”的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確讓人不寒而栗；吃人遊戲的整體性、持久性和殘酷性，在西方學者的眼中，甚至超過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殘忍無情：“魯迅的同胞們‘確實’是在吃人：他們受到中國文化最傳統形式和程式的影響與庇護，在絕望之中必須無情地相互吞噬才能生存下去。這種吃人的現象發生在等級社會的各個層次，從無業遊民和農民直到最有特權的中國官僚貴族階層。值得強調，吃人是一個社會和歷史的夢魘，是歷史本身掌握的對生活的恐懼，這種恐懼的後果遠遠超出了較為局部的西方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對殘酷無情的資本家和市場競爭的描寫，在達爾文自然選擇的夢魘式或神話式的類似作品中，找不到這種政治共振。”

在《狂人日記》問世後的第十八個年頭，魯迅說過一段常被研究者選擇性引用的話：“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

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裡（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裡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 Andreev）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裡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此後雖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微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刻，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魯迅所謂的“卻比果戈裡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只是遞進式說明“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嗎？考慮到魯迅語言的獨特性和曲折性，這是否還暗含吃人遊戲帶來的恐懼與夢魘的現實性、預見性、震撼性、強烈性與持續性？

作為創造者的魯迅，當然有天賦的權利，選擇任何適意的方式，去安置自己的內心衝動與表達欲望。從這個層面來看，李長之所謂“大抵在《狂人日記》，是因為內容太好了，技巧上似乎短少的是結構”之說，如果不是遺憾於美玉有瑕的感慨，就是陷入某種僵化文學觀念、自閉於某種固定文學模型的書生之見。其實，僅僅就小說結構藝術而言，我們就不能不佩服《狂人日記》的藝術創造性，而且我們還要佩服當年一位讀者的敏銳：“這一個狂人，我想決不是他篇首所聲明的什麽迫害狂，而簡直是推理狂了。”

貌似凌亂的結構和無序的布局，恰恰是狂人得以存在的內在心理需要和必然藝術形式。借助於瘋狂這種“人走到真正的人”的必經之道，小說才抵達了自身真實語言、自身藝術使命得以綻放的澄澈境界：從歷史的深層結構，到現實的複雜表象；從集體無意識的塵埃，到現實中吃與被吃遊戲的血淋淋上演；最終聚焦於面向未來的渺茫呼告、絕望呐喊，《狂人日記》結構嚴謹、邏輯縝密、步步為營、層層遞進，一環扣一環、一波接一波地剝離出了“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的人之黑暗與真相。“救救孩子”的無望呼告，實乃陰沉與絕望中的最後搏擊。

“所謂‘日月出而爝火熄’，正是我們要求的命運。——但是日月一時不出，爝火總不令他一時熄去”

《狂人日記》雖以小說名世，卻終究要跨出藝術的象牙之塔，直抵人之存在真相，成為隱喻、抽象出我們這個世界整體存在狀態的“有意味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只要吃人的遊戲不終結，這個“有意味的形式” 就依然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早在民國時代，充分理解《狂人日記》的歷史底蘊尤其是現世旨歸、未來指向的，不乏其人。既有李長之從首開先河角度得出的判斷：“從此，新文化運動便有了最勇猛的戰士，最妥實的保護人，中國國民也有了最嚴厲的監督，青年則有了不妥協，不退縮的榜樣，而新文藝上開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這重要不止在魯迅，而且在中國！”也有譚正璧從整體觀照視野做出的定位：“他的小說集《呐喊》，是一部永久不朽的作品，很有地方色彩，而用筆冷誚暗譏，有特別風味。不但是好的文藝創作，是一本革命的宣傳書。”

耐人尋味的是，一個外國讀者的評價，或許應該更令我們深思：“自然那是一篇對於狂人心理的深刻的描寫，讀後即使人生恐怖之感；但它更是一種喝血的社會的反映。”《狂人日記》命題的世界性、普遍性、典型性和穿透性，是否由此可見一斑？

縱觀《狂人日記》的有關評價，茅盾堪稱一個出色而道地的“知人論世”者。他以一個卓越文人的筆觸，不但向我們娓娓傳遞了同代人對《狂人日記》的那種感同身受、無可替代的鮮活藝術體驗，而且更真切而具體地道出了《狂人日記》的歷史底蘊、現世旨歸與未來指向：“《狂人日記》是寓言式的短篇。惟其是寓言式，故形象之美為警句所蓋掩；但是因此也使得主題絕不含糊而戰鬥性異常強烈。”《狂人日記》的時代，或許民主共和的招牌尚在，或許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更為緊迫，但魯迅所謂“比果戈裡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是否同樣也在呼應著自家小說的“主題絕不含糊而戰鬥性異常強烈”？

由此，我們不能不想起《狂人日記》問世十年後發生的那場著名的“革命文學”論戰。1928年的魯迅禍不單行，只能“而已而已”之際又“運交華蓋”，猝不及防遭到了創造社、太陽社諸雄的垂青。《死去了的阿Q 時代》《“除掉”魯迅的“除掉”！》《請看我們中國的 Don 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的閑趣》《死去了的魯迅》《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魯迅之所謂“革命文學”》《魯迅罵人之策略》《朦朧以後——三論魯迅》，《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 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與年紀〉》，一系列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雄文，猶如晴天霹靂，令世人瞠目結舌。

僅從篇名的架勢看，就能感受到當年“圍剿”行動之飛沙走石、招招封喉。這場論戰涉及《狂人日記》者，當以錢杏邨最為雄赳赳、氣昂昂：“他不過是如天寶宮女，在追述著當年皇朝的盛事而已；站在時代的觀點上，我們是不需要這種東西的。”

魯迅是否如天寶宮女追述前朝盛世，如今已經不辯自明。對錢杏邨們的豪言壯語，當時就有人指出：“標語口號仍是標語口號，不過更堆砌了些鐵錘鐮刀，煤油石炭之類的字眼罷了。”再想想1935年行將被死亡所捕獲的魯迅，所謂“比果戈裡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之說，難道不是又多了一個活靈活現的現世注腳？難道不是又多了一次百足僵屍的滿血復活？往事並不如煙，今夕更當何堪。當“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反覆循環、輪回上演的時候，我們是否更應該細細咀嚼、感受和領悟魯迅所說的“比果戈裡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

吃人之所以是《狂人日記》最響亮的真實語言，實乃吃人的遊戲，從古至今構成了一個超級強悍的“無物之陣”。由於《狂人日記》不但是寫實主義的藝術、先鋒主義的藝術、象徵主義的藝術，更是未來主義的藝術；由於《狂人日記》的真實語言，是詩性的、虛擬的、戲仿的、間離的、寓言的、象徵的、總體的、開放的；我們當然不能將“吃人者”固定為某個實指，但更不能漠然指涉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他者”。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終究會有它強勢運行的核心機制，自然也是它維系自身統治的中樞與命脈。

這當然也是《狂人日記》早已明示的一個開放性、未來性命題：誰是第一吃人者？誰是吃人遊戲的主謀？路上的人、小孩子、古久先生、女人、陳老五、何先生、大哥、狼子村佃戶、乃至母親，雖然都主動或被動參與到吃人遊戲的行列；但那個“臉色鐵青”、“代抱不平”的趙貴翁，究竟是誰？在吃人遊戲中究竟扮演什麽角色？這個“用滿懷想像的藝術形式表現自己的概念——用統帥的形象象徵教條和理性的要素，形象而‘擬人地’體現出‘集體意志’”的代言人和象徵者，是否才是赫然盤踞在吃人遊戲金字塔尖的主謀、第一吃人者？以至於率先出場的“趙家的狗”都成為全篇最為奪目的意象？

百代皆行秦政治，祖龍雖死魂猶在。以趙貴翁為核心、以趙家的狗為先鋒、以大哥與陳老五為執行者、以路上的人等眾多吃人者為聯盟，一個完整有序、等級井然、無微不至、盤根錯節的吃人系統與機制，衣冠楚楚地屹立於歷史、現實以至未來的複雜流程中。吃人的脈絡是那麽清晰可辨，愚妄的歡呼是那麽令人毛骨悚然。

正如魯迅後來所說：“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與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吃人的遊戲，從古至今排演到現在以至於將來，確乎有始無終，猶如黑沉沉的夢魘矗立在人之四周，猶如銅牆鐵壁之牢不可破，令人難以視聽、艱於呼吸；不但絞殺著人的肉體，而且吞噬著人的靈魂，以義正辭嚴、美輪美奐的方式讓人無地遁逃：“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固然可憎；曾經的被吃者，又如何變成吃人者？“他們 ——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那麽怕，也沒有這麽凶。”按照“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歷史邏輯和巨集大敘事，狂人一聲呐喊，他們滿腔的熱血就應該沸騰，去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至少，他們也應該站在狂人的身後，默默地搖旗呐喊。

可是，魯迅的小說卻以非同凡響、無比透徹、撼人心魄的真實語言，撕碎了這歷史邏輯和巨集大敘事的虛幻面紗。做了華老栓、華小栓的，還算善良本分；做了康大叔、紅眼睛阿義的，又何止過江之鯽？“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魯迅的沉重與犀利，早已經明示後來者：萬分喜歡，是因為人人想成為趙貴翁，再不濟成為“趙家的狗”也可耀武揚威，最無濟於事的阿 Q也可以分一杯羹、吃幾片肉。所以，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太陽照常升起，吃人遊戲總是輪回上演：“有形的人吃人，古書上記載著，人們也有時看見過，便以為是有，便覺得它非常可惡，非常悲慘；無形的人吃人，人們因為它是無形的，不易察覺的，便以為是沒有，所以它也就是從古演到現今，現今還在一場場的開演，尚無停止的日期。……儘管魯迅先生在大聲疾呼並且指示我們以事實，而仍然救不了已經麻痹耳聾眼瞎吃慣了人的人們。”

更令人無地自容、不寒而栗的是，在吃人遊戲的超級穩定結構中，異化往往約等於同化：“一旦‘服從’成為同一集團的事，它必然是自發的；不僅無須證明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有人認為，更糟糕的是還根據這一信念行事，即無須懇求、無須指出行動的路線，‘服從’就‘會到來’。）”由此，在狂人的棲居之地，“服從”就必然成為主動謳歌或被動低吟的主旋律，人性的黑暗、醜惡、貪婪與卑劣，仿佛就可以天經地義、名正言順地釋放與宣泄；狂人的呐喊終將在“凶人的愚妄的歡呼”中漸漸窒息，吃人遊戲將一而再、再而三地盛裝排演。

於是，《狂人日記》那個被人們反覆研究、探討的文言小序，就成為小說的畫龍點睛之筆。我們自然可以說魯迅深諳傳統小說之三昧，也可以說魯迅小說實現了融會中外、貫通古今的藝術創造；但我們絕不能忽略和忘卻的是，小說核心旨要的落腳點在於“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佐之以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佐之以蜂子或蠅子“又回來停在原點”，佐之以“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衰老，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在這樣的境地裡，誰也不聞戰叫：太平。//太平……”魯迅的憂憤為何深廣，難道不是一目了然？所謂“主題絕不含糊而戰鬥性異常強烈”，豈非不言而喻？

康德早在1784年就告誡說：“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製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狂人日記》以小說藝術的獨特方式，從人的外部世界的枷鎖開始，直抵人的內部世界的黝黑底層，深刻而鮮活地詮釋了“圈套”的根深柢固、花樣百出、歷久彌新。“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麽屁電報？”范愛農“鈍滯的聲音”，何嘗沒有隱含魯迅對 “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的狂人命運的絕望？一篇小說，即使是最銳利的投槍與匕首，在“無物之陣”中又奈其如何？

一段僅僅晚於《狂人日記》問世一年的評論，仿佛已經預言了狂人、《狂人日記》及其作者的命運：“譬如魯迅先生所做《狂人日記》的狂人，對於人世的見解，真個透徹極了，但是世人總不能不說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托爾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但是過了些時，何以無數的非狂人跟著狂人走呢？文化的進步，都由於有若乾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願不願，一個人去辟不經人跡的路。”

魯迅活著的時候，就極不願意將“苦的寂寞”傳染給正做著夢的青年，但他也無力改變吃人遊戲帶來的恐怖與絕望，只能借小說傾吐自己內心深處最為赤裸、最為真實的語言，給予沉默的大多數以警醒。

《狂人日記》不愧是魯迅作品真實語言的總綱與樞紐，首開創作先河之初，就早早預告了他後來更為直接的判斷：“‘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做‘天下太平’。”狂人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正是“霧塞蒼天百卉殫”之必然結局，也是大大小小無數沉默者的集體意志，更是《狂人日記》歷經百年滄桑遺留下來的最沉重、最無奈的象徵與預言。

一百年前的狂人，以“撞破腦袋”的莫大勇氣，掙脫精神的枷鎖，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告，震驚了我們的靈魂，也給我們留下了難以名狀的無盡悲哀。“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鬥爭”的魯迅，終究是深諳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魯迅。“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儘管“彷徨於明暗之間”實乃無法擺脫的宿命，但他卻敢遣春溫上筆端：為狂人，這現代中國最早的戰鬥者形象，吹響了希望者的號角，又寫下絕望者的誄文。

“如果一個人決定要拋棄枷鎖，那麽他首先必須感覺到這個枷鎖已經不可忍受。一個民族的精神上的黑暗經常必須變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腦袋來尋求光明。”一百年淒風苦雨，雖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但人壽幾何才能俟河之清？枷鎖早已不可忍受，黑暗早已沉重不堪，一次次的腦袋撞破、血汙遍地，是否換來了光明的出現？廣陵散是否已絕？

但願《狂人日記》的微光不被湮滅，終將擺脫“捧殺”和“棒殺”的命運，不但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更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一百年前，《狂人日記》的橫空出世，在我們的精神史、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刻下了一道奇麗詭譎、穿透黑暗的精神之光、心靈之光、思想之光、文化之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歷史從未有過終結，還在神奇而持續地循環與輪回。一百年風雨如磐的歲月，雖然不過是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可是對生之有涯者，心靈的拷問、思想的衝擊、精神的震撼和文化的審視，是否還依然在《狂人日記》中汩汩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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