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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顧: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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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顧: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撰稿人:王磊光 楊義成

圖文版式:溫雅紅 危明星 吳豔

2019年6月29日至7月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百年回顧: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隆重舉行,近八十位海內外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

開幕式

6月30日上午,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開幕,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劍瀾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孫鬱教授首先致辭。陳劍瀾教授向海內外來賓表示歡迎,認為會議以學術態度回望五四世紀歷程,紀念歷史中的重大時刻,意義深遠,並預祝會議圓滿成功。

孫鬱教授在致辭中回顧了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歷史,指出人民大學之延安傳統,使該校的誕生與發展,成為中國百年文化和學術轉型的縮影;世界各地學者在此相會,從不同視角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與東亞文明,別有深意。

主題發言(一)

大會發言第一場由香港浸會大學黃子平教授主持,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點評。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首先發言,題目為“互為包孕的‘新文化’與‘五四’”。陳平原教授指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擁有不同的發展脈絡,他辨析了兩者的相互包孕關係,以救亡與愛國為核心的“五四”不能涵蓋以民主與科學為中心的“新文化”,“五四”乃是新文化運動進一步推動的可能性之一。

北京大學何懷宏教授的發言為“‘東西殊途’與‘無問西東’——梁漱溟東西文化論再思考”。何懷宏教授指出,梁漱溟在近百年前依據對人生的根本態度之不同,提出了自己對世界文化的三分法:即一意向前和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和屬於東方文化中的兩支:向後和向內的印度文化與折中平衡的中國文化。他認為未來的世界文化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但是,中國自己應該先走西方的路。百年之後,東方西方在根本的價值觀念上都比較趨同,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但同樣存在巨大的隱憂。這不僅因為各國若單純追求自身利益不一定能消弭衝突;還因為無限制的逐物追求有可能對整個人類及其生存環境提出嚴重挑戰。

本次研討會不乏知名國際學者的身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胡志德教授的發言題為“Wenxue and New Practices of Writing in Post-1840 China”。他注重分析“文學”詞義在近代中國的變遷。“文學”現在的意義是19世紀末從日本借用過來的,來源於英文的“literature”,但“文學”這個詞在中國早已被長久使用。最有意思的現象是所謂的“重寫本效應”,也就是說,近現代“文學”的“前歷史”是否存在對文學新意義和新作用的未確認影響。

韓國白石大學柳泳夏教授的發言題為“敘事與文化解讀——為重構東亞話語”。他從分析韓國歷史博物館的敘事出發,探討東亞話語的現在性。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示,是博物館的組織總動員、長時間準備下誕生的產物,正是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活教材,在此層面上是自己國家歷史中心的,其敘事所呈現的認同和可能與事實並不相符。歷史博物館可說是探索某個地區或組織本土性的最佳場所。

主題發言(二)

大會發言第二場由北京師范大學方維規教授主持,北京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黃喬生教授評議。

湖南人民出版社朱正編審作報告“陳獨秀與胡適的交往”。他概述了陳獨秀與胡適因《青年雜誌》出刊而相識相交的過程。報告展示了陳獨秀與胡適二十多年交往的許多重要史料,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從中得到體現。胡適為《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所作序言,對陳獨秀最後的民主政治的見解作了相當高的評價,這對陳獨秀和胡適都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魏簡教授的發言題目為“魯迅與章炳麟:新文化、保守主義與地方傳統”。文章回顧了魯迅師從章炳麟所受到的思想影響,並通過對魯迅小說的分析,探討其政治立場。同大多數五四思想家一樣,魯迅對他所希冀的新文化運動所能帶來的民族解放並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概念。直到1927年,魯迅小說中仍然可見國粹理論和其他保守主義思想家對魯迅的早期影響。

香港浸會大學黃子平教授的發言為“聲的偏至——魯迅留日時期的主體性思想研究筆記”。身處二十世紀初中華文明的總體性淪亡之中,魯迅“別求新聲於異邦”,呼喚“摩羅詩力”和“神思新宗”來衝決“人界的荒涼”。他以是否出於“純白之心”的“獨具之聲”來判斷晚清思想言論的“誠偽”。“聲”的主題或意象貫串於魯迅留日時期的文字活動,構成了他彼時之主體性思想(“立人”)中的“聲的政治學”或“聲的倫理學”。“心聲”是魯迅留日時期“立人”方案的基點,他把一種聲音和人的主體“心性”結合起來,“聲”是主體“心性”或“自性”的表征,亦可與一民族的命運相關聯。先覺者的“心聲內曜”於是成為“世界—歷史”的新的推動力。

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的發言題為“‘奴隸’、‘奴才’與‘奴隸性’——重讀《阿Q正傳》”。“奴隸”與“奴才”是魯迅文章中常出現的兩個關鍵詞,有時看上去意思接近甚至不無混淆。但實際上兩個概念有著微妙且意義重大的區別。《阿Q正傳》還出現了另一個概念“奴隸性”,這個概念最為具體地體現了魯迅關於“奴隸”和“奴才”兩個概念的長期思考。

日本早稻田大學小川利康教授的發言為“剖析《人的文學》的思想骨骼——藹理斯與新村主義的影響”。小川教授對於周作人研究頗有造詣。他分析周作人參照的文獻,指出《人的文學》包含藹理斯與新村主義兩層思想結構。周作人在此影響下發展自己的文學理論,走向神秘主義,關注“想象”。但他思維偏於理性主義,無以全面接受神秘主義。總體而言,五四時期周作人同時接受日本文學思潮和十九世紀末英國文學思潮的影響。

第一分會場

6月30日下午,會議進入分組討論階段。第一分會場第一場發言由陝西師范大學李繼凱教授主持,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洪昔杓教授評議。複旦大學陳建華教授首先發言,他的題目為“魯迅《肥皂》解讀——從商品的角度”。文章從商品經濟、物質角度分析魯迅小說《肥皂》,側重探討魯迅作品中現代物質文明、女性、家庭與城市生活的話題。《肥皂》標誌著魯迅從“國民性”的整體批判轉向對日常生活與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的人性及其階級屬性的複雜形態的思考,在其精致寫實小說形式的追求中蘊含著對現實中國更為準確的把握。

沈陽師范大學季紅真教授和裴爭的發言題為“文白同體/詩文互征:共時形態的對話結構——《狂人日記》複調藝術新論”。作者認為,《狂人日記》最突出的特色表現在多重話語在一個共時結構中彼此對話的複調敘事方式。這直接體現在文白同體的語言形式上,同時還形成了詩文互證的修辭特徵,於是生成了《狂人日記》複調小說獨特的中國式樣,區別於起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域外複調小說形式。

美國衛斯理學院宋明煒副教授的發言為“《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論科幻小說的詩學問題與魯迅對於科幻文學的影響”。他指出,在熟悉的魯迅文本背後,將《狂人日記》置於科幻文學史中考察,結合魯迅與當代科幻作家韓松的創作進行分析,同樣可帶來許多啟示。

中國傳媒大學逄增玉教授發言題為“魯迅的多元中國觀與其啟蒙思想和文學的裝置”。作者指出,在魯迅小說的整體世界裡,思想分裂與對立而導致的普遍性的無法交流對話的思想文化休克現象廣泛出現。魯迅小說對啟蒙主義的訴求同時又包含了對啟蒙的質疑和顛覆的主題和敘事裝置,與他對社會、國情和多元化中國的認識和價值判斷,存在深邃的精神接點和聯結。

中國人民大學張潔宇教授的發言為“從體制人到革命人:魯迅與‘棄教從文’”。文章指出,通過其雜文寫作,魯迅將文學創作變成一種更加直接真實、更具行動力的戰鬥方式。雜文以其高度的現實關聯性和巨大的藝術涵容性,令魯迅從一個“體制人”過渡為自覺的獨立的批判的思想家,並在現實的逼迫下,完成了“棄教從文”這一重大的人生抉擇。

第一分會場第二場發言由中山大學林崗教授主持,美國衛斯理學院宋明煒副教授評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明鳳英教授的發言題目為“晚清摩登?:從‘新小說’到海派‘摩登’”。民國初年,“通俗小說”流行,成為雜誌和文學市場的新寵。本文提出“晚清摩登”的說法,追索晚清“新小說”到民初“摩登”小說的發展,勾勒出晚清到民初小說發展的文化地形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趙稀方教授的發言為“翻譯與現代性建構——《學衡》的翻譯”。《學衡》同人已經不會單一化地看待西方文化,而是站在西方文化內部有所區分和辨明。他們所譯介的西方文學,是按他們的標準所選擇的西方文學精華,與五四新文化人的視野並不相同。《學衡》不遺余力全面譯介古希臘文化,試圖向國人展現西方文化中理性典雅的路徑,平衡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偏至。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洪昔杓教授的發言為“周作人的‘東亞文明’意識——以武者小路實篤、柳宗悅對周作人的影響以及他對韓國文化的認識為中心”。1919年前後周作人對日本“新村運動”及“白樺派”知識分子的理念產生共鳴,嚮往人類主義或世界主義。他高度評價韓國的文化地位和藝術價值,翻譯“朝鮮傳說”以論證韓國文化自我認同。遺憾的是,周作人雖積極提倡研究東亞文明,卻未能將研究引向“思想”的深度,最後走上了親日附逆歧途。

北京師范大學黃開發教授的發言為“論語派小品文話語的政治意味”。在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論語派小品文具有高度政治性。林語堂等人關於小品文的言說,反映出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體現了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文化政治意圖。其話語是通過小品文、性靈、自由題材、閑適筆調和幽默等關鍵詞建構起來的。圍繞著它們,論語派與左翼作家展開激烈論爭。

河北大學劉潤濤老師的發言為“魯迅‘走異路、逃異地’考述”,通過考校各種史料,重建歷史現場,勾勒魯迅“走異路、逃異地”本相,論證其所謂“走異路”實為“逐新潮”,“學費貴”實為“無資格”,“逃異地”實為“投叔祖”。將魯迅言行嵌入其人生經驗、思想心態發展歷程中,才能相對客觀地在實證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

第一分會場的第三場發言由沈陽師范大學季紅真教授主持,中國傳媒大學逄增玉教授評議。北京大學王風教授的發言為“‘文學革命’的思想問題”。王風教授回顧“文學革命”展開的歷史過程,梳理其中重要人物如錢玄同、二周兄弟等參與的歷史背景。如魯迅、周作人兄弟,起始對《新青年》既無附和的衝動,也無駁斥的意圖,他們也未考慮改行白話。而張勳複辟成為他們參與新文化運動的關鍵觸媒。

浙江師范大學高玉教授以“文學與國語/現代漢語建設新論”為題發言。當代“國語”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確立起來的,同清末以來或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具有質的區別。現代漢語應重回文學語言的傳統和標準,重新規範化,重回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雙向運動。語言學研究和詞典編纂都應以文學作品為語料和語庫,維護現代漢語的純潔和健康。

四川大學李怡教授發言題為“‘成都模式’與現代文學發生的多重路徑問題”。作者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必要改變沿襲多年的外來文學與文化的衝擊/回應方式,進一步發掘梳理中國社會與文化自我演變的內部事實。“成都模式”與北京、上海一起,代表著中國社會走向近現代的獨特的市民文化與區域文化基礎。

武漢大學嚴靖副教授發言為“楊墨美蘇之辨——1940年代後期知識界政治思想之一瞥”。美式和俄式這兩條道路的選擇,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政黨論爭競逐的焦點。在抗戰結束後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溝通融匯中西文化,以楊墨並進概括時代,進而以楊墨譬喻美蘇,深刻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變化趨勢和自身存在意識。

四川大學妥佳寧副研究員發言為“反專製運動中內含的專製因素:安那其主義視角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安那其”包含反對一切形式的統治之意。以安那其主義的視角看,新文化運動雖然是一場反專製運動,但也內含著專製因素,其反專製邏輯存在對自身的盲視。事實上,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知識精英“開明專製”的色彩,即以一種被視為普遍真理的知識來啟蒙民眾,從而改造國民性,卻很少反思這種啟蒙本身的絕對合理性來自何處。

第二分會場

在同日下午的第二分會場,第一場發言由四川大學李怡教授主持,北京語言大學李玲教授評議。這場發言圍繞性別維度及女性書寫展開。廈門大學王宇教授的發言為“陸萍為何是醫生——重讀丁玲《在醫院中》”。報告對丁玲作品進行分析,指出“陸萍是醫生而不是文藝知識分子”這個問題,隱含著重要的歷史語境。對於五四一代,棄醫從文是因為認為拯救靈魂更加重要;而對丁玲這樣的“五四二代”,肉體上的救助也許更具意義,因為只有以肉身為依托的啟蒙才是真正有效的。因此小說主人公必須是醫學而非文藝知識分子。

上海交通大學符傑祥教授發言為“‘忠貞’的悖論:丁玲的烈女/烈士認同與革命時代的性別政治”。秋瑾和向警予都是丁玲自覺追溯的革命源頭和精神教母。丁玲在禮教上拒絕烈女,在政治意義上卻認同烈女,在矛盾而不自覺的雙重態度中,最終走向現代的烈士崇拜。在新的意義上,女烈士是對烈女的超克,也是對烈女無法完全的超克。

美國丹佛大學李力教授的報告題為“Toward the Language of Life: Co-existence, Interconnectedness, and Organism in the Proses by Xiao Hong 蕭紅and Li Juan 李娟”。論文述及,儘管這兩位作者面對著相當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但仍可在她們的文學創作中發現互聯性。

中國海洋大學馬春花教授的發言為“魯迅、周作人失和與羽太信子的癔症”。發言指出,此前諸多關於二周兄弟失和的研究,屢屢歸因於羽太信子的癔症發作。歇斯底裡不僅是壓抑的結果,也是反抗的表征。羽太信子以偏執到歇斯底裡的凝視/發聲方式,將自己深刻嵌入了男性主導、書寫的歷史中。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作為“他者”的羽太信子的某種歷史能動性。

西南大學黃湘金副教授發言題為“威權的失落與主體的新變——呂惠如與南京女學風潮譾論”。知名女子教育家呂惠如在清末民初經歷了兩次南京女學風潮,其戲劇性經歷體現了晚清以來原有女子教育宗旨的崩裂,標誌著女學生主體性的重要新變,女學生在情感、信仰、思想等方面快速成長,於五四運動中真正成為“新女性”群體。

第二分會場第二場發言由首都師范大學張志忠教授主持,西南大學王本朝教授點評。南京師范大學楊洪承教授的發言題目為“五四時代與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起源——以陳獨秀、李大釗、張聞天、惲代英現代作家為例”。發言考察了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起源問題。它與近現代中國思想革新的重要歷史文化語境以及陳獨秀等一批集多重身份於一身的先覺者們密不可分。正是這批現代作家感應時代脈搏、匯聚多元資源,在心與身、言與行的互動過程中,呈現了革命文學源於同一性基調的使命感、憂患意識的社會關懷。

陝西師范大學趙學勇教授的發言為“1940年代:沈從文的思想與創作”。1940年代的沈從文內心苦悶孤寂。他進一步從形而上層面思索宇宙、自然等繁複問題,寫下不少散文。而在他的小說創作中,那個曾經最能代表沈從文個人敘事特點的湘西世界正在逐漸隱去。這種思想和創作狀況,體現了他個人命運所處的不確定性。

北京語言大學李玲教授的發言是“《駱駝祥子》窮人本位立場的意義與歧途——老舍小說《駱駝祥子》的人學思想新論”。發言認為,《駱駝祥子》總體上是一部以勤勉本份的窮人為本位的長篇小說。作品欣賞早先自強不息的主人公,否定走向末路時放棄奮鬥的祥子,從自律自為的自由意志覺醒角度來界定人的主體性,也生成了守護窮人基本生存權的權利意識。

北京師范大學趙勇教授作報告“《“鍛煉鍛煉”》:從解讀之爭到闡釋之變——趙樹理短篇名作再思考”。文章認為,經過董大中、陳思和重新解讀,該小說的“深層邏輯”和“潛在話語”被開掘出來,但此種解讀似有過度闡釋之嫌。所謂“深層邏輯”和“潛在話語”不在小說文本之內,而在文學場域之外。又因小說作者對現實重大問題的言說往往內外有別,“直諫”式話語無法直接進入小說內部“深層邏輯”,演變為“潛在話語”。

中國人民大學姚丹教授發言為“漠然‘旁觀’還是傾心‘融合’——沈從文川南土改行芻議”。作者關注20世紀後半葉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生存處境與精神活動,以沈從文書信為主要材料,從側面可以體察沈從文執著地由“思”的角度理解新中國社會變革的艱難、猶疑和欣悅甚至得意。沈從文自居“鄉下人”的自我意識,使得他更順利地站到人民的位置體會歷史。

第二分會場第三場發言由陝西師范大學趙學勇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梁鴻教授評議。中國人民大學高旭東教授首先發言,題目為“論百年現實主義的尷尬”。五四文壇主流高揚現實主義旗幟,但在創作上卻很少客觀模寫現實,多為張揚個性解放的抒情作品。其後對現實主義的詮釋五花八門,甚至有生搬硬套之嫌。

中國人民大學楊聯芬教授演講題目為“新文化運動與‘女性主義’之誕生”。“Feminism”最初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過幾種譯名,20世紀30年代之後,“女權主義”逐漸普及。不過在大多數譯介者和使用者那裡,各種譯名在含義和用法上並無本質差別。“Feminism”是一個開放動態、涵蓋面廣的思想領域,無論哪種譯名都難以完全涵蓋原詞的所有意義。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介紹民主根源和平等觀念,極大促進了新文化新道德的建構,使中國女性解放實踐在五四時期獨步一時。

河南大學張先飛教授的發言為“極度敏感的‘人間愛’信徒——‘人的文學’時期朱自清‘人間感’的發現與塑型”。朱自清作為“人的文學”時期的代表作家,在體驗和表現面對實際人生的新感受時,顯現出超乎常人的敏感與異常激烈的情感反映,最突出的是五四新人遭遇漠視理想“人間愛”的現實時的悲哀、無奈與激憤。

首都師范大學張志忠教授以“謝冕先生詩學思想論要——以《中國新詩史略》為中心”之題目發言,對謝冕的詩學思想進行回望和總括。謝冕先生一直站在當代詩壇最前沿,與中國新詩同命運共悲歡。《中國新詩史略》集其畢生之功,是他對百年中國新詩的莊嚴的總結。

第三分會場

6月30日下午的第三分會場,第一場發言由韓國白石大學柳泳夏教授主持,福建師范大學辜也平教授評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董炳月教授的發言為“1923-1925:‘國民文學’的倡導與論爭”。1923至1925年,發生在創造社成員和《語絲》群體之間的“國民文學”論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建設現代國家、塑造現代國民的歷史要求在新文學建設領域的體現。論爭從不同角度確認和闡發了“國民文學”的屬性,展示出五四新文學的另一種走向與可能性。

上海交通大學張全之教授以“《子夜》與1930年的絲業工人大罷工”為題發言。《子夜》寫出了1930年代上海的罷工鬥爭和共產黨對其的領導,反映了當時中國工人政治的複雜性。1930年7月中共在上海發動絲業總同盟罷工,《子夜》中的第三次工人運動即取材於此。選擇絲業作為小說表現對象,有著深邃思考和良苦用心。

首都師范大學孟慶澍教授發言題為“1920年代清華園中的國家主義思潮”。1920年代清華一方面深受歐美影響,一方面又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從留美清華學子中出現了“大江會”這樣的國家主義團體,也出現了聞一多等鼓吹國家主義的文學家,國家主義對清華影響之深廣持久,其事實清晰可見。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王翠豔教授作報告“燕京大學與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報告指出,目前1930年代北平地區左翼文學較少引起學界關注。北平左翼文學的主體力量,是當時就讀於高校的文學青年,其作品基本通過校園出版物或自辦同人報刊發表。左翼文學在燕京大學學生中產生廣泛影響,與其成為一二九運動策源地不無聯繫。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馮雪峰博士發言為“‘信’與‘愛’的辯證法——對20世紀中國知識話語範式的初步考察”。知識和價值的二分被視為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之一。自19世紀以來,在西方知識話語的強勢影響下,中國古典思想體系被動地開始經歷一個範式的轉變。回顧二十世紀對知識和價值問題的思考:王國維以“信”和“愛”的難題取代了古典思想體系的道術問題,到20世紀中前期確立了以社會認識論來規範價值問題,再到改革時期以文化相對論(文化建構論)來反思知識建構的問題。知識與價值的關係構成了理解中國學術話語範式問題的一條線索,即從現代知識話語的發軔,到認識論範式的主導地位,再到社會建構論話語的興起。

第三分會場的第二場發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董炳月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學張全之教授評議。首先發言的是北京師范大學李正榮教授,發言題目為“擬態制服百年祭”。魯迅在編輯“熱風”時,把中國“擬態生物”的“擬態”進化技術命名為“擬態的制服”。當魯迅抓住“擬態”的概念時,又順著時間之軸,“形而上”地看到中國擬態生物的本質:時間流轉,時代流轉,擬態生物的“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重讀魯迅,這一“擬態制服”詞組是一個能概括五四時期與百年中國的概念。

福建師范大學辜也平教授的發言為“創建理想社會的實驗地”。主要研究對象為1920—1930年代發生在福建泉州鮮為人知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泉州到1920年代中期已形成相對穩定的無政府主義陣營,開展了反封建迷信、反苛捐雜稅、反階級壓迫、反侵略戰爭、反軍閥專製以及為婦女爭自由等無政府主義運動。1934年年初,南京國民黨政權實際控制福建後,這一運動很快被鎮壓下去,中國無政府主義實際運動也徹底“終結”。這場運動雖然最終以失敗而告結束,但產生了一批研究中國現代無政府主義運動史、教育史以及工人運動史等方面的重要歷史文獻。

南京師范大學譚桂林教授的發言題為“現代佛教文學批評視域中的蘇曼殊”。蘇曼殊作為活躍在新舊時代交界處的作家,地位類似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但丁,他是中國傳統舊文學的終結者,也是中國現代新文學的催生者,其影響可謂橫跨世俗文學與宗教文學,只有從這兩者的結合來看他的成就,才能真正看到他的價值與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張莉教授的發言為“關於當代作家性別觀調查的分析”。從2018年7月到2018年12月底,她用半年的時間對中國當代127位新銳作家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性別觀調查。從這次調查可以看出,中國新一代作家對兩性關係及性別意識的理解顯示了應該有的文明、現代,比如幾乎所有男性作家都特別提到自己的男女平等意識。但從中也可看到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隱秘發展曲線以及中國文學語境中的性別關係真實寫照。

第三分會場最後一場發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趙稀方教授主持,南京師范大學譚桂林教授評議。南開大學耿傳明教授的發言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傳統時代與百年中國的文化嬗變”。百年中國現代與傳統的角力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以舊壓新階段;以新壓舊階段和當下後傳統時代的新舊並存階段。如何認識“傳統”,受製於看待傳統的態度與目的,而既往之所以對傳統存在諸多的曲解和誤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現代觀”的主觀、武斷和生硬。因此有必要擬設一個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的具有超在性的“第三方立場”,從比較中立的立場促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對視與對話。

陝西師范大學李繼凱教授的發言為“‘文化磨合思潮’與‘大現代文學’建構”。發言指出,現代中國文化是在現代時空中的中外文化逐步“磨合”而來的。“文化磨合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產生了深切而又重要的影響。唯有“大磨合”,才有“大現代”。進入21世紀,伴隨著“文化磨合思潮”的深入發展,更具兼容性和多樣性的多元文化,使我國“新世紀文學”呈現出多元多樣的文學形態。

山東大學邱偉雲副研究員所作報告為“道的公共化:數字人文視野下中國近代‘公道’概念的形成與演變研究”。經過數字人文技術的協助,宏觀勾勒出“公道”概念的轉化軌跡,揭示“道”的公共化歷程,修正前人“由天到人”的說法,提出應加入“公”,中國近代價值觀的發展應是“由天到公,由公到人”的發展歷程。“公道”概念從以天道、天理為判最終轉移到普遍個人權利。由此亦可推進數字方法在人文研究上的應用。

美國肯塔基大學羅靚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淺談作為國際先鋒主義的五四精神及其當代意義——以田漢、伊文思及羅伯遜為中心”。發言進一步拓寬五四精神的所指,並以田漢、伊文思、羅伯遜及其一代國際先鋒主義者在一戰後的藝術政治活動為起點,梳理三者共同的“對中國的癡迷”,以此探究五四精神的國際性與中國性。在此基礎上反思五四精神在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語境中對當代人文發展的影響及其對未來人文研究方向的啟發意義。

主題發言(三)

7月1日,會議繼續進行。第三場大會發言由日本早稻田大學小川利康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學夏中義教授點評。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張誦聖教授發言題為“台灣‘現代文學體制’的建構從日治時期一波三折的白話文運動談起”。“現代文學體制”抵達台灣的時間點落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中段。從某種意義來說,二十世紀中葉的政治動亂所催生的意外果實,是幾個不同的豐富文化傳統在1949年後台灣文化場域中卓有成效的匯集。其中犖犖大者,是民國時期所發展的中國現代白話文學傳統中某些特定面向。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看,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和其他東亞地區出現的版本同樣具有某種意義下的“非規範性”,與這個區域共通的時代驅力和地理政治息息相關。它的某些面向凸顯了東亞地區“壓縮現代性”的特色。

南京大學沈衛威教授的發言為“對五四新文化的製衡與反思——從《學衡》到《東南論衡》”。發言指出,“學衡派”屬於相對松散的“文化保守主義”或“新傳統主義”文人群體。其社員的言論有相對的同一性,即試圖從文化發展的承繼性和規範化上,在國粹與新知、保守與開創的實際生活中,追求連續性和平衡性的融合。這一群體同樣在文化領域有著獨特貢獻,如在推廣白話文的運動中,歸國從事教育領導工作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生就起了重要作用。

西南大學王本朝教授作報告“‘文藝複興’與‘思想啟蒙’——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身份認同”。“文藝複興”與“思想啟蒙”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共同存在、不可分割的兩個命題。雖然“思想啟蒙”曾被作為五四新文學精神內涵的主要特徵,但“文藝複興”卻暗潮湧動,且日漸成為主流話語,“思想啟蒙”則被反思、質疑或遮蔽,出現了從“反叛傳統”到“回歸傳統”的話語轉向。對於“思想啟蒙”與“文藝複興”的不同定位和價值確認,關係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發生的資源、路徑和功能問題。五四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擁有歷史和邏輯的必然聯繫,新文學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和載體,“思想啟蒙”和“個性解放”則被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賦予了崇高的歷史使命和價值期許。

浙江大學黃健教授的發言為“意義危機與現代中國文化和文學轉型”。在文化衝突導致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意義的失落、轉換和重構或重建,往往是這個時期出現的一種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標誌著一種全新的現代文化之興起,也標誌著晚清以降的中西文化衝突已從社會政治制度層面,全面進入到了思想和精神文化層面,出現了重新建構人生價值與意義的歷史呼聲。針對文學的語言藝術特性,新文學倡導者首先是選擇以改變話語權為突破口,發起“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運動。於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中國新文學充當了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急先鋒”,其主旨之一就是要通過文學這一最感性的形式,探尋重構現代中國人的價值和意義世界的新路徑。

特寫

主題發言(四)

第四場大會發言由中國人民大學高旭東教授主持,複旦大學陳建華教授評議。

中山大學林崗教授的發言題目為“文化的應激反應——‘五四’的啟蒙與救亡”。發言指出,五四新思潮以布告天下的姿態宣示中國以往二千年歷史文化為“罪惡”,它本身又是晚清民初複雜交纏歷史的產物。這種思想文化的“高光姿態”為中國三千年思想文化史所未見。它是思想文化在罕見的歷史時刻節點上發生的異常現象,如此決絕是因為舍此無以開辟未來。五四新思潮的“抉心自食”徹底改變了晚清思想文化點滴累積而變遷的方式,從根本上說,它是思想文化的“應激反應”——在環境高強度的刺激下發生的超越自身正常承受能力的特異反應。五四新思潮最令人回味的是它的決絕姿態創造了與既往傳統思想文化的鴻溝。與其把這理解為新思潮的過錯,不如理解為留待今人繼續努力的重任。

上海交通大學夏中義教授所作發言為“從中國學案看‘後殖民’闡釋潛能——重估‘美學大討論’暨《人間詞話》評論的地緣語境”。夏中義教授將“日丹諾夫模式與‘美學大討論’暨《人間詞話》評論之關係”這些中國學案,置於“後殖民”框架去作思想史透視。將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的蘇聯影響,納入後殖民批判視野。“後殖民”理論準確解惑了上述學案的若乾疑難,而且其所蘊涵的宏大闡釋潛能,也得以別樣噴發,從而使本屬“西學”範疇的“後殖民”走出其狹義格局而意外地贏得涵蓋地球的廣義格局。

北京師范大學藍英年教授發表演講“與曾彥修老先生的交往”。藍先生回憶了同曾彥修老先生的交往,從點滴日常中展現曾老犀利的分析能力和人格魅力。從老先生的文學成績與精神求索中,體現了追求真理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

華南師范大學劉納教授報告題為“重讀幾本書:回望上世紀90年代”。她回顧了上世紀90年代給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讀書經歷,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文化氛圍。通過漫談90年代讀書的方式,反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狀態,以另一個維度重新理解五四。

閉幕式

最後,會議召集人楊聯芬教授進行總結致辭。楊聯芬教授回顧1919年《新青年》雜誌對“我們理想的新時代”的定義和展望,強調“五四”既是歷史,同時具有當下性。本次會議所涉論題時間跨度較長、涵蓋問題豐富,與會的眾多學者,在五四多元性、魯迅研究、性別文化、翻譯、社團流派及理論思潮等議題上各抒己見,不時擦出思想火花,取得了豐碩的思想成果。

(轉自“現當代文學通訊”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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