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是如何誕生的？是誰向他約的稿？

100 年前的今天，魯迅的《狂人日記》誕生了，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1918 年 5 月 15 日 4 卷 5 號《新青年》雜誌，《狂人日記》是魯迅創作的第一個短篇白話日記體小說，也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在形式和思想上都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思想史。

那麽，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魯迅寫出這篇經典小說的呢？魯迅沒寫過新小說，誰向他約稿的？為什麽是魯迅而不是其他人才能寫出來呢？《狂人日記》發表後，大家是如何看待這篇小說的呢？新文化旗手魯迅是如何誕生的呢？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狂人日記》是如何誕生的。

《狂人日記》是如何誕生的

李宗剛

魯迅成長為新文學作家，是諸多歷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新青年》編輯的約稿對魯迅成為新文學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正是在《新青年》編輯的再三勸說下，魯迅才改變了既有的人生態度，開始新文學創作，由此走上了“一發而不可收”的歷程。

到底誰向魯迅約的稿？

清末民初，上海作為得風氣之先的現代都市，既創辦了大量的文學期刊，也孕育了大批的作家。一方面，譴責小說流風猶存，譴責小說作家們的文學創作勢頭依然不減當年，像曾樸創作的小說《孽海花》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會言情小說異軍突起，深得諸多文學期刊的青睞，社會言情小說作家備受矚目，像徐枕亞創作的《玉梨魂》便是如此。在此情形下，作為一個期刊的編輯，如果根據社會流行的標準來約稿，那自然應該是先向那些成名的小說家約稿。《新青年》的編輯則不然，他們對那些流行的小說不以為然，甚至還多有非議，而對像魯迅那樣還沒有創作出新文學作品的“未來作家”，卻再三約稿。

當《新青年》編輯開始向魯迅約稿時，他們對魯迅能夠創造出什麽樣的文學作品，也許沒有清晰的把握。魯迅固然具有創造新文學作品的潛力，但這一潛力如果沒有一定的外部條件，也不見得會自動地匯聚到新文學的洪流中來。因此，魯迅在創造出新文學作品之前，《新青年》編輯的約稿，便成為其現代小說“破繭成蝶”的重要外部條件。而《新青年》編輯之所以會再三向魯迅約稿，就在於期刊從文化啟蒙的理念出發，不再是被動地接受作者的自然來稿，這種情形使得期刊的生產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這對那些還沒有創作實績、甚至還沒有創作出新文學的潛在作家走上文學創作的路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人們既有的印象中，魯迅開始創作新文學作品主要得力於錢玄同的約稿。這種情形在其《呐喊·自序》中有著明晰的交代。魯迅把現實中的“錢玄同”稱之為“金心異”。人們據此就把約稿的最大功勞歸結於錢玄同。其實，魯迅在不同時期不同文章中對誰來約稿有不同表述。在 1922 年 12 月 3 日寫就的《呐喊·自序》中，魯迅與錢玄同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密切的，所以他就突出了錢玄同的約稿之於其走上現代小說創作之路的特別作用。

到了 1929 年，魯迅和錢玄同漸行漸遠，他們之間的戰友關係不複存在。以至於到了 1932 年 11 月 27 日，魯迅應邀到北京師范大學講演，時任該校國文系主任的錢玄同竟然表現出了決絕的態度：“我不認識一個什麽姓魯的……要是魯迅到師大來講演，我這個主任就不再當了。”魯迅對錢玄同的這一說辭，自然表達了強烈的不滿。這樣一來，他們之間關係的裂變便會對魯迅的記憶和文字表達產生一定影響，再加上有關錢玄同的約稿已經在十多年前有所表述，而魯迅對陳獨秀的約稿則沒有表述過，因此，魯迅在後來特別突出陳獨秀的約稿對於其文學作品的重要作用。

從《新青年》編輯部來看，陳獨秀作為《新青年》的主編，曾經主導過許多的約稿，像對胡適的約稿便是陳獨秀主導的。胡適翻譯出《決鬥》這篇小說後，之所以投給《新青年》，是與上海亞東圖書館汪孟鄒代表《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的約稿分不開的。那麽，陳獨秀向魯迅約稿的具體情形又是怎樣的呢？魯迅在 1933 年 3 月 5 日的文章中就這樣回憶道：“《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魯迅在此把“最著力”這一修飾語送給陳獨秀，那豈不是遮蔽了錢玄同約稿的作用了嗎？其實，陳獨秀催促魯迅的小說創作，在時間上多集中在 1918 年魯迅的《狂人日記》刊發之後，是著眼於其小說《呐喊》、《彷徨》的多數小說而言的，並非是“旗開得勝”之作。

實際上，陳獨秀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之後，才對其小說創作“一回一回的來催”。如 1920 年 3 月 11 日，陳獨秀在致周作人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8 月 22 日，他又在致周作人信中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9 月 28 日，他又承續著魯迅小說創作的話題，強調指出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這說明，陳獨秀約稿的“最著力”是從魯迅的整個小說創作著眼的。至於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初，還是《新青年》編輯錢玄同主導了向魯迅約稿這一事情。

最初向魯迅約的什麽稿？

錢玄同作為向魯迅約稿的主導者，他所編輯的稿件本來沒有固定的欄目。嚴格說來，《新青年》這一刊物與文學刊物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那就是《新青年》是一個高揚啟蒙精神的文化刊物，其中涉及的內容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還有宗教的，文學的內容除了翻譯過來的小說有一席之地，那種獨立創作的文學作品倒不佔據核心地位。至於我們專門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把“五四”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剝離出來，凸顯了《新青年》的“文學色彩”，那只是與我們囿於專業知識結構而來的偏狹解讀有關。所以，《新青年》並不是一個專業的文學啟蒙刊物。

儘管如此，這並不影響錢玄同對魯迅的文學創作抱有期待。錢玄同所期盼的是魯迅能夠創作出毀壞這“鐵屋子”的檄文。至於短篇小說等文體也許沒有在其考慮之中。這說明，錢玄同作為《新青年》的編輯，並不是具有清晰的文體意識的欄目編輯。由此推斷，錢玄同向魯迅約稿，僅僅緣於他對魯迅的獨立思想有所認同，而不一定就是期望魯迅創作出什麽“新小說”。因此，魯迅在創作《狂人日記》時，錢玄同的積極催促固然促成了它的問世，但還談不上錢玄同直接參與了這一短篇小說的建構。客觀情形是，魯迅創作出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很大程度上是帶有政論性的，這恰與魯迅作為小說家的歷練、作為西方小說翻譯家的體驗及其對國民性反思有著直接的聯繫。

錢玄同對“新小說”雖然缺乏明確的自覺建構意識，但在其思想深處，他還是通過對“舊小說”的清理，完成了對“新小說”的想象。錢玄同與胡適在 1917 年《新青年》雜誌上對曾樸及其小說創作進行過討論。錢玄同認為：“弟以為舊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六書耳。”胡適則認為《孽海花》等六書“皆為《儒林外史》之產兒”，“可居第二流，……不得為佳小說也”。錢玄同對此回應道：“玄同前以《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狀》六書為有價值之小說，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細細思量；得先生糾正，甚感。……又先生謂：‘以小說論《孽海花》尚遠不如《品花寶鑒》’，此說玄同亦以為然。”錢玄同和胡適就中國古典小說以及近代小說的商榷，既反映了《新青年》編輯對古典小說以及近代小說認識的不斷深化，又隱含了他們對“新小說”區別於近代小說的“新特質”的期待。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又號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將號綴於名字之前，稱為疑古玄同。五四運動前夕改名玄同。中國現代思想家、文學學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錢玄同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五四”時期參加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議並參加擬製國語羅馬字拚音方案。20 世紀初在日本留學。三十年代還為《世界日報》副刊《世界語之光》題寫刊名。著有《文字學音篇》《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古韻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古音無邪紐證》等論文。

錢玄同在“偶然想到、不曾細細思量”時，對以“六書”為代表的中國小說給予了肯定，錢玄同的肯定是建立在它們隸屬於“舊小說”這一基礎之上的。換言之，錢玄同和胡適對“六書”的認識差異主要體現在如何評價它們，但就其整體而言，他們都把“六書”視為“舊小說”。這就說明，錢玄同在成為《新青年》的編輯之後，既不會把曾樸這樣享有盛譽的“舊小說”作家當作約稿的對象，也不會認可那些充斥於報刊上的社會言情小說的作者。

那麽，真正值得他們約稿、並有可能創作出“新小說”的作者到底在哪裡呢？顯然，這些作者便是那些既沒有創作過“舊小說”、也沒有創作過“新小說”的潛在作者。正因為他們沒有創作過“舊小說”，他們才沒有進入“舊小說”創作的窠臼，才不受“舊小說”創作範式的鉗製；正因為他們沒有創作出“新小說”，所以，他們才有可能打破既有小說創作的桎梏，建立起“新小說”創作的範式。身為教育部僉事的魯迅，便是在此情形下進入了《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的視野。

對此，錢玄同曾經說過：“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這就是說，錢玄同最看重魯迅的還不是他的小說創作，而是他的思想。正是由於對其思想的看重，才驅使他邀請魯迅等人加盟。實際上，錢玄同不僅帶動魯迅加入到《新青年》的陣營中來，而且還帶動了諸多章太炎弟子加入到該陣營中來。像周作人、朱希祖、沈兼士等人加入到《新青年》的作者隊伍中，都與錢玄同有著很大的關係。當然，錢玄同的約稿之於魯迅成長為中國現代作家的作用不容小覷，但過分地誇大這種作用也是不科學的。

那麽，為什麽向魯迅約稿？

《新青年》編輯之所以向魯迅約稿，從《新青年》內在需要來看，其客觀原因估計有三：其一，《新青年》急於擴充作者隊伍和擴充文學地盤。《新青年》這一雜誌的作者隊伍，並沒有足夠的群眾基礎，要搞出一點影響來，還不得不唱雙簧戲。魯迅不但是教育部的僉事，有擔任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主任的經歷，曾經主持制定了《小說股辦事細則》和《審核小說之標準》。而且還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非常欣賞的知己，魯迅是典型的“新派”人物。在此情形下，魯迅自然就成為了“新青年”的約稿對象，這不僅魯迅現代小說地誕生有促進作用，也對《新青年》擴充其作者隊伍意義重大。

實際上，魯迅加盟《新青年》，意味著北京大學這個相對封閉的小圈子一下子拓展出了一片新天地，這既可以看作其星星之火已經燎原到教育部，也可以看作旨在提倡新文學的《新青年》和同時也在提倡新小說的教育部指導下的通俗教育研究會這兩大陣營連接在了一起，其帶來的社會影響自然是巨大的。其二，《新青年》急於通過向“新派人物”約稿，探索新小說的創作路徑。早在晚清時期，梁啟超等一班人便提出了新小說的理念，但是，新小說到底是何種模樣？人們並沒有創作出一部真正讓人服膺的新小說，人們對新小說依然還處在想象的階段。實際上，從《新青年》的初期規劃來看，它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好了路線圖，而是邊探索邊調整的路線圖。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作為曾經翻譯過“異域小說”的魯迅，自然被寄予了厚望。

從魯迅來說，他儘管主導並制定了《審核小說之標準》，並對《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作過審讀報告，但就其思想而言，他對新小說的想象只能說比其創作《懷舊》時更清晰了，但新小說到底怎樣，魯迅並沒有完全清晰的理性設計。《新青年》編輯的約稿，則促成了他對新小說的建構。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新青年》最終轉到“文學革命”上來，與其說是預先設定，不如說是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凝練而來。其三，《新青年》的讀者對“新作者”的期待。《新青年》刊發的文章，實際上是有一個不斷的選擇過程的，那些獲得了認同乃至推崇的作者及文章，便會得到進一步的張揚；相反，那些沒有產生較大反響的作者及文章，則逐漸地被邊緣化。

由上可見，《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儘管不一定有清晰的現代小說意識，但從總體上說，不管是編輯部的編輯，還是一些提倡新文學的先驅者，都清楚地意識到，將來的“新小說”和“舊小說”將不再是一個模樣，至於這些“新小說”到底將是一種什麽模樣，人們也不是非常明了。就在歷史呼喚“新小說”作家，也應該產生“新小說”作家的“文學革命”發生之初，魯迅走到了歷史的前台：他對西方現代小說有著明晰的把握，又以通俗教育研究會所聘任的審核員的身份，對一些翻譯的外國小說作品進行過審核；他親自翻譯過西方小說，又有小說創作體驗。所以，當魯迅拋棄了既有小說創作的成規，其創作較好地“縫合了現代性演進的時代主題”而又帶有自己的真聲音時，他便一下子建立起“新小說”創作的範式。顯然，這一“新小說”範式，既切合胡適對未來現代小說的想象，也切合《新青年》編輯對魯迅創作出不同於“舊小說”的“新小說”的期盼。

為什麽魯迅能寫出“新小說”？

在《新青年》編輯約稿之前，魯迅便已經具有了某些足以引起他們關注的文學創作潛力。那麽，魯迅的那些潛在的文學素養引起了他們的關注呢？

從魯迅的思想來看，早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便初步地完成了對現代思想的鑄造，抱定“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開始了救國救民的艱難探索之路。正如當時許多文化先驅者一樣，魯迅的探索也經過了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歷史進程。從早期的實業救國到醫學救國，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從文學救國再到教育救國，魯迅始終在追問救國救民的“藥”是什麽。在這一探索過程中，魯迅思想便逐漸地從物質層面轉向政治層面，又從政治層面轉向文化層面，最終定位於對“國民性”問題的思考。

那麽，魯迅為什麽會關注和思考國民性問題呢？據許壽裳所說：“因為身在異國，刺激多端”，尤其是“幻燈片事件”，使魯迅認識到對於愚弱的國民，“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這種認識，也就賦予了文學以改造國民性的艱巨使命。這樣的精神訴求和創作主旨，自然與晚清譴責小說的基本訴求主旨迥然不同。事實上，魯迅之所以能夠賦予其作品以全新的思想，恰是因為他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更新，對“從來如此”的文化提出大膽的質疑和批判。魯迅正是循著這一路徑一路走下來，才最終走出了晚清譴責小說的窠臼，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文學表現天地中。

影響魯迅一生的幻燈片

早在 1907 年，魯迅便開始倡導新文學。他對西方的“摩羅派”詩人有著深深的共鳴：“迨有裴倫，乃超脫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抗拒破壞挑戰之聲。平和之人，能無懼乎？於是謂之撒但。”在對摩羅詩派的介紹中，魯迅大力張揚和讚美其中的“舉一切偽視陋習，悉與蕩滌”狂飆突進精神，對“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加以真誠禮讚。這種思想，如果改用白話文加以表述，那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創造新的狂飆精神，取著同一節奏。魯迅在這篇富含思想與充滿激情的文章中，寄托了以“摩羅派”詩歌的“詩力”，來改造萎靡困頓的國民性的理想。顯然，魯迅的這一主張，與十幾年之後的《新青年》編輯的啟蒙思想息息相關。如果說，《新青年》編輯不向“舊小說”作者約稿是道不同不相謀，那麽，魯迅與《新青年》編輯之間是“道相同則相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東京留學期間，魯迅除了積極從事西方小說的翻譯之外，還謀劃著找尋“同志”一起來辦《新生》雜誌，達到文學啟蒙的目的。然而，現實的客觀情形是，“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大家“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使魯迅的文學啟蒙實踐沒有如期結出豐碩的果實。然而，魯迅的這一“好夢”並沒有就此煙消雲散，他在“沉入於國民中”、“回到古代去”的同時，也獲得了更為深厚的人生體驗，淬煉了更為犀利的思想。這恰如“蟄伏”於漫長冬季的種子，一旦有春雷響起，便會破土而出。

“橫空出世”的“新小說”必然是既汲取了西方文學的精華，又對中國社會現實予以形象表現的“複合體”。就這一點而論，《新青年》的編輯和一些作者也基本上持有這種選材和創作觀念。胡適對未來的“新小說”創作也有過類似的設想：“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個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為此，胡適還對如何翻譯西洋文學的路徑進行了具體設計：一是“隻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二是“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這種看法，意味著五四文學革命發生之初，諸多的文學創建主體已經從理論上明確了未來中國的現代小說將要融匯外國現代小說的新質。如果說陳獨秀、胡適等人倡導有余創作不足的話，那麽，魯迅集外國短篇小說的翻譯者和中國短篇小說的練習者，自然就具有創作出“新小說”的潛質，進而具有彌補創作之不足的可能性了。

翻譯對《狂人日記》的影響是什麽？

魯迅作為外國短篇小說的翻譯者，主要的成績體現在他和周作人合作翻譯的《域外小說集》。這部譯作儘管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市場銷售情況甚為寥落，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本譯作就沒有產生任何作用。相反，這本譯作隨著魯迅的贈送，在掌握著相當話語權的知識界還是產生了較大影響。蔡元培在回憶魯迅在贈送給他《域外小說集》時說：“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林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止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對於小學的熱心了。”這說明，周氏兄弟“譯筆古奧”所顯示出來的深厚的“小學”功底，給蔡元培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蔡元培的這一深刻印象的背後，又表現了居於大轉折大蛻變過程中的知識分子的複雜心態。一方面，他們對“小學”功底深厚者依然推崇有加；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新學”訴求刮目相待。這種兩翼並存的情形，就使得周氏兄弟可以棲息於新舊之間，成為他們學識素養深受推崇的內在緣由。如果說魯迅深厚的“小學”功底，僅僅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讚賞，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麽，他還同時得到了學生的推崇，便可以見出歷史的複雜性了。有學生這樣回憶道：“那時白話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風氣尚盛，周先生對於古文的造詣，在當時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說集》裡已經顯出。以那樣的精美的文字來譯動物植物的講義，在現在看來似乎是浪費，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視文章的時代，是很受歡迎的。”顯然，學生把魯迅當年的譯文視為“精美的文字”，正表明了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為魯迅培養了潛在的推崇者，這對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接納魯迅其人其文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和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所顯示出來的“譯筆古奧”的特質，對魯迅文學地位的確立的影響是得失並存的。所謂“得”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小學”功底被推崇為真學問的時代，這部“譯筆古奧”的譯作，說明了周氏兄弟具有深厚的“小學”功底。以“舊學”尺度加以衡量，自然不在林紓之下；二是在“西學”逐漸獲得認可的時代，這部“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的譯作，說明了周氏兄弟又具有深厚的“西學”功底。以其“西學”尺度加以衡量，自然不在新派人物之下。所謂“失”，就是這部譯作過分地追求“譯筆古奧”，背離了文學發展的基本方向，暫時失去了直接參與現實文化變革的機緣。至於其在嗣後的歷史進程中，對魯迅參與新文化運動有某些鋪墊作用，那也是“歪打正著”，這並不意味著周氏兄弟的“文化策略”早就謀劃好了。不管怎樣，周氏兄弟合譯《域外小說集》的履歷，對《新青年》編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便再三向他們約稿的作用還是顯而易見的。

魯迅作為接受過西學熏染的第二代學生，不僅掌握了相當完備的西學知識，而且還對中國古代小說有著獨到的研究，這就使魯迅不僅是西方小說的翻譯者，而且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整理者和研究者。隨著魯迅文學夢的逐漸破滅，歸國之後的魯迅，陷入到了深深的苦悶之中，他發現了自己並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對此，魯迅曾經這樣回憶道：“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為了能夠“麻醉自己的靈魂”，魯迅在公余搜集、研究中國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並“寓在這屋裡鈔古碑”。

其實，魯迅除了“鈔古碑”之外，還經常搜集和整理中國傳統小說的資料，這一工作，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還得到了許多高校的認可乃至推崇，這從魯迅被許多高校聘去擔任中國小說史的講師可以看出。然而，魯迅在此期間“回到古代去”的人生體驗和知識積累，使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小說歷史了然於心，對他創作出“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的“新小說”，自然起著積極的作用。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如果魯迅賦予他所做的文章能夠喚起“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進而找尋到“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也就必然會以醒來者的真實體驗和真實感知，喊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聲音。這聲音，正是魯迅後來所概括的“人之子”醒來後的真聲音。由此說來，魯迅用小說形式所記錄下來的“這叫聲”，便成為區別於“舊小說”的“新小說”。

魯迅為何能在大刊物發稿？

魯迅在創作新文學作品之前，並沒有在文學創作上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也沒有創作出引起強烈社會反響的成名之作。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前期的文學啟蒙活動，就沒有起到什麽作用。相反，魯迅早期的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等文化啟蒙活動，已經初具“新文學”的雛形。從文學創作來看，魯迅在 1912 年創作出了短篇小說《懷舊》。這篇小說儘管是用文言文寫就的，但就其承載的內容和思想而言，已經初步折射了魯迅創作的“新小說”的雛形：對社會現實的真切觀照，在主題上賦予更為深廣的社會內涵，短小精悍的形式，都表明了他具有駕馭短篇小說的良好潛質，並由此給他貼上了小說家的標簽。

從民國教育體制來看，魯迅身在教育部並擔任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的主任，起草了中國通俗小說的審核和考核等細則，這由此使魯迅在中國通俗小說評判方面享有一定的話語權。魯迅所在的小說股負責對新舊小說的調查、審核、選擇、編輯、撰譯、改良等工作，除設一名主任主持辦理股內事務外，又設調查、審核、編輯乾事各三人分工負責股內工作。小說股主任這一角色，使得魯迅得以在民國教育體制的基點上思考“新小說”如何為新建立的民國政體服務。而周作人進入北京大學任教，自然會促成周氏兄弟與《新青年》編輯的了解與接觸，這既對周作人加入《新青年》的編輯和作者隊伍具有影響作用，又為魯迅進入《新青年》的編輯視野創造了新的“歷史機緣”。

清末民初，隨著新式教育的崛起，同學之情與同鄉之誼已成為人們最為重要的社會關係之一。在私塾時期，同學之情在人的成長過程中的作用並不是非常顯著，這主要是由私塾教育的封閉性決定的。而新式教育則不然，它以開放的姿態，打破了私塾教育的封閉性，改變了私塾學生的相對單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匯聚到學校這個新型的公共領域上來，使同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變得更加明顯。至於同鄉之誼，一旦跨越了地域而置身於一個具有全國或世界背景的舞台時，熟悉的鄉音和相似的文化，便使他們更好地走到了一起。

魯迅在 1902 年秋便參加了浙江籍留日學生一百零一人在東京組織的浙江同鄉會，會後還專門合影留念。這種同鄉之誼，既加深了大家的相互了解和認同，又為他們日後的互相幫襯和提攜提供了可能。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便得到了認同，與這種同學之情和同鄉之誼深有關係。他在留學日本期間，與錢玄同等人便從內心深處服膺章太炎，並拜章太炎為師。在此期間，他們結下了同學之情與同鄉之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初，章太炎的諸多弟子相繼進入北京大學，逐漸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包括進入《新青年》編輯部，成為編輯，擁有了“約稿”和“發稿”的權力。由此看來，魯迅留學日本期間所建立的新型同學關係，為他從新文化的邊緣逐漸位移到中心，並最終成為舉足輕重的作者，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在《新青年》約稿之前，魯迅儘管沒有創作出新文學作品，但《新青年》編輯對魯迅寄予了較高的文學期待也不是毫無由頭的。從新文學的發生來看，早在 20 世紀之初，魯迅等文化先驅的地位已初步確立起來，隻不過現實並沒有為他們提供大展巨集圖的舞台。這就像一條被阻隔了的河流，從奔騰不息的河流潛入地下，並不意味著它就此銷聲匿跡。當現實具備了奔湧的條件時，它便會從潛流重新浮出地表，再次喧嘩著奔流而下，最終匯聚成一條波瀾壯闊的新文學運動之河。

《狂人日記》是被“催生”的

《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再三約稿，魯迅終於開始了《狂人日記》的創作。然而，這部作品並不是新文學作家在自然狀態下自發地創作出來的，而是在期刊的生產方式有了重大轉變的情形下被催生出來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恰是這部被“催生”出來的作品標誌著“新小說”的大幕徐徐拉開。對此，張定璜在論及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的意義時，曾專門與先它多年出現的《雙枰記》《絳紗記》《焚劍記》進行了對比：“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兩個不同的世界！”這種帶有切身閱讀體會的中肯之論表明，魯迅創作《狂人日記》不僅對他本人的文學創作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於中國文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麽，我們應該怎樣評價《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等人的約稿之於魯迅文學創作的意義呢？

其一，《新青年》編輯的約稿，重新喚起了魯迅的文學之夢，激發了魯迅文學啟蒙的熱情。如果說早在日本東京時期，魯迅就把文化啟蒙的希望寄托於文學創作的話，那麽，隨著魯迅等人所創辦的《新生》雜誌無疾而終，其文學之夢最終變得落寞異常，那種“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文學想象，並沒有如期出現，相反，倒是曾經的同路人開始分道揚鑣，最終落得“荷戟獨彷徨”的結局。對此，時過多年之後，魯迅在其回憶的文章中還如此感喟：“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正是這種被毒蛇一般纏繞的絕望體驗，使魯迅從事文學創作的熱情不複存在，甚至對文學啟蒙一度產生了懷疑。從此，魯迅逐漸地沉入古籍之中，或抄古碑，或整理古籍，開始銷磨自我通過文學啟蒙參與社會現實變革的“好夢”。

魯迅在東京

如果不是《新青年》的編輯再三約稿，魯迅也許會將其精力完全沉浸到古籍中，很難再次接續上自我文學啟蒙的夢想。實際上，即便是《新青年》的編輯錢玄同前來約稿，魯迅對文學啟蒙的作用和意義也曾深表懷疑，正如他所表述過的那樣：“把他們從鐵屋子驚醒來，但這有什麽意義呢？”這說明，隨著文學啟蒙之夢的破滅，魯迅對文學啟蒙的作用和意義已經產生了巨大懷疑。然而，由於錢玄同的再三說服，魯迅才又賡續上了當初的文學啟蒙之夢。

魯迅儘管尚未創作出被讀者認可的作品，但是，這並不影響《新青年》編輯錢玄同對魯迅創作出“思想上數一數二”的作品的心理期待。這樣的新思想恰好與陳獨秀、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相吻合。實際上，當魯迅的現代小說得到了熱烈回應之後，歷史便一下子奠定了他作為《新青年》重要作者的地位，以至於可以左右《新青年》編輯之間的不同意見。

魯迅對文學創作的熱情一旦被激發，便迅疾進入了“一發而不可收”的創作收獲期。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早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便毅然決然地放棄了正在學習的醫學，希望通過文學創作來拯救國民那麻木的精神。但他真正付之於實施而進入文學創作的收獲期，還是在創作了小說《狂人日記》之後。魯迅說過：“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這些“小說模樣的文章”，通過一些“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真實地表現出來，因而在不到幾年的時間裡，魯迅被譽為新文學創作實績的代表人物。

《狂人日記》版畫

對此，茅盾曾這樣評價：“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呐喊》裡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茅盾認為魯迅的這些小說“模樣”和傳統小說“模樣”截然不同，在其思想深處，他甚至把魯迅所說的“小說模樣的文章”也轉用過來；其實，魯迅和茅盾在此都突出《呐喊》所收錄的小說的“文章”屬性，正是區別於傳統小說的現代小說所具有的屬性。魯迅的多篇小說之所以做到了“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就在於其所要表達的思想有所不同，這恰是小說形式“隨物賦形”的自然結果。從外在的形式來看，魯迅創作的這些“小說模樣的文章”，截然區別於傳統小說的形式。而魯迅和茅盾在此突出其小說的“文章”屬性，自然是為了完成與傳統小說形式的切割，避免人們把這些“新小說”與“舊小說”混為一談。

魯迅對《新青年》有什麽偏見？

其二，魯迅糾正了對《新青年》認知上的偏差，積極參與到創造新文學歷史的進程之中，由此開始了他與《新青年》的共同成長的輝煌歷程。客觀地說，《新青年》在誕生之初，並非像歷史業已凸顯出來的影像那樣光彩奪目，它在諸多雜誌中也是平常的雜誌。而《青年雜誌》的主編陳獨秀，也並非是第一次主編雜誌，只是此前他主編或參編過的雜誌並沒有被歷史如此深刻地記憶著。這說明，陳獨秀主編《青年雜誌》時，並非像我們的文學史所凸顯的那樣，預示著一場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歷史大劇就此開始。在此情形下，《青年雜誌》如果不是陰差陽錯地從上海進入北京，那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角是否仍然還會是《新青年》，便很難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歷史即便沒有選擇《新青年》，也會有另外的雜誌承擔起這一時代重任。當然，歷史是不容假設的，但通過想象性假設，我們會對歷史如此這般發展過來的內在緣由有更深入的把握。

如果把《新青年》置於歷史發展的“河道”加以審視，我們就會發現，《新青年》就其總體指向來看，恰像起源於高山峻嶺的涓涓細流一樣，它自然是循著河谷找尋著通向大海的河道，但是，這一歷史河道到底怎樣通向大海，並不是預先設定好的，而是在流動的過程中，邊找尋邊發展，最終才找到了通向大海的河道。假設陳獨秀一開始就對《新青年》的發展有著清晰的定位，那他就不會在不斷探索中把朦朧的啟蒙意識轉化為清晰的啟蒙路徑，而是直接刊發出像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類的革命性文章。然而，客觀情形是，當胡適提出文學改良的想法，並把這一想法在通信中告訴陳獨秀時，陳獨秀並沒有給予多少正面的回應，而是“顧左右而言他”。陳獨秀依然循著自己的思維慣性，期待著胡適能夠繼續翻譯一些像《決鬥》之類的外國優秀小說，以便在多年的改良之後，最終促成新文化的發生與發展。這說明，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並不像我們的文學史所作的線性描述那樣，它從一開始就直接指向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新青年》之所以最終成為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溫床，恰是它不斷調整、自我糾偏的歷史結果。

年輕時代的陳獨秀

魯迅對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的認知有個發展的過程。據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所說：“在與金心異談論之前，魯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並不怎麽看得它起。那年 4 月我到北京，魯迅就拿幾本《新青年》給我看，說這是許壽裳告訴的，近來有這麽一種雜誌，頗多謬論，大可一駁，所以買了來的。”如果周作人的回憶是真實可靠的話，那麽，我們可以推斷，魯迅不但不認同《新青年》，反而還認為其“頗多謬論”，而他“買了來”的目的，也就不再是把其視為“啟蒙”寶典，反而是作為“靶子”予以“批駁”。如果說，周作人的回憶並非完全可靠，那麽，我們從魯迅日記對《新青年》的記錄中可以推斷，魯迅對《新青年》良莠不齊的文學創作有所不滿，覺得其中的一些文章而並非是所有文章“頗多謬論”。

其實，早在 1917 年 1 月，魯迅就曾經給周作人寄過《青年雜誌》：“上午寄二弟《教育公報》二本，《青年雜誌》十本，作一包。”這說明，魯迅還是把《新青年》當作重要刊物，只是在一開始還沒有把它當作非常重要的期刊。否則的話，他不會在日記中先突出《教育公報》，然後再談及《青年雜誌》。1918 年 1 月 4 日，魯迅給許壽裳的信中談及《新青年》時，還基本上秉承了既有的認識，並凸顯了“《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這一困頓現象。其實，《新青年》的讀者群主要是新式教育下的學生，如果把其置於“書肆”之中，一般市民會購買社會言情小說期刊，而不會購買《新青年》雜誌。但魯迅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給許壽裳的信中如此這般地“平鋪直敘”。這正可以看作魯迅對《新青年》認識是有偏差的。

魯迅為什麽會對《新青年》有著這種偏差性的認識呢？這恐怕與該時期出版的《新青年》既沒有什麽驚世駭俗之作，又處於文化邊緣、未能進入文化中心有關。1917 年，《新青年》即便刊發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其所探究的問題及提出的解決方略，也大都在晚清的文學改良中有所體現。顯然，這樣的“文學改良”主張，除了會讓魯迅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之外，並不會帶來多少真正具有衝擊力的文化體驗。在某些情況下，《新青年》刊發的文章所承載的思想，在魯迅看來，甚至還“多有謬論”。胡適、陳獨秀等人對文學革命的呼喚被淹沒在了諸多其他文章中。

魯迅對《新青年》認知糾偏與《新青年》自我不斷調整的歷史過程是共生共長的。如果說《新青年》以其開放包容的文化姿態對異質文化采取了兼容的策略，那麽，魯迅同樣是以開放包容的文化姿態對外來文化采取了“拿來主義”的方略。這就使二者具有了相互交融的前提。隨著《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的約稿，魯迅對《新青年》的文化啟蒙歷史擔當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並由此開始加入到了《新青年》的作者隊伍之中。

新文化旗手的誕生

其三，魯迅重新從事文學創作，實現了自我的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融會貫通，這既使他創作的文學成為磅礴於時代的新文學主潮，又真正地實踐了他早年立下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社會巨集願。魯迅對改造中國文化的艱巨性有著非常清醒的認知。對此，魯迅在後來的講演中說道：“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也許，正是基於這一清醒認識，魯迅才逐漸地放棄了原來做得很好的“夢”，也不再指望“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而是沉潛到現實中，在絕望之中重新找尋希望。但是，他的文學啟蒙的情結並沒有就此紓解，他依然在枯燥乏味的現實社會中給自己繼續追求下去的理由。魯迅曾經這樣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如希望相同”。

但是，當魯迅在創作出《狂人日記》並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之後，他的整個人生就不再是單一的教育部僉事身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小說”作家。然而，如果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呼喚，沒有《新青年》編輯的再三約稿，魯迅的文學情結也許難以獲得紓解與復活的機緣，文學創作也許就難以成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其民國教育體制內的教育部僉事身份，也許就是標示其社會身份的唯一符碼。因此，當魯迅的“新小說”作家的身份取代了其教育部僉事的身份時，新文學作家便成為其人生具有恆久價值和意義的身份。在此情形下，魯迅不再像創作《狂人日記》之前那樣，對人生持絕望的態度，而是“聽將令”，參與到了毀壞“鐵屋子”的文化啟蒙隊伍中，甚至不惜放棄教育部的公職成為相對獨立的“職業撰稿人”。

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之後，它所引起的反響到底怎樣呢？從讀者的層面來看，一是他們關注作者魯迅到底是何許人也？這種追問，對教育部僉事周樹人來說自然具有激勵作用。其實，魯迅的這種寫作體驗，在以後也得到延續。據《魯迅年譜》載，當《阿 Q 正傳》在報紙上連載時，教育部的一些人對這部小說也議論紛紛，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聽由大家評論。周樹人作為教育部僉事，在教育部並沒有顯赫的權力，這種普通的職位再加上魯迅身材矮小，恐怕是難以被同僚所看重的。但是，當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之後，情形則發生了變化。

二是小說《狂人日記》對傳統文化作出的深刻反思與批判引發了讀者的共鳴。如果說“狂人”的思想在十多年以前還難以為讀者認同和推崇的話，那麽，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人們在民國教育體制內已經開始了系統清理傳統文化中那些與民主共和政體不吻合的內容。在袁世凱獲取政權之後，從複辟帝製出發，他將傳統的“忠孝節義”等思想依然奉為圭臬。顯然，這與民主共和的政體是背道而馳的。在此情形下，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反思和清理便成為時代共識。這種情形恰似清掃“舊理念的奧格亞斯牛圈”，唯此，“才有可能在一個新生的園地中建立自己的思想信念”。在這一歷史大潮的裹挾下，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與批判，便不再是“孤軍深入”的文化反思與批判，而是帶有一定“先鋒”色彩的文化反思與批判，也就是說，其作為“先鋒”是和“大部隊”可以前後銜接的，這與十幾年以前的那種“孤軍深入”所引發的“脫節”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著力表現中國傳統文化“吃人”的思想時，它便迅疾地引起了那些已經接受了現代意識熏染、又對傳統文化“吃人”有著切膚之痛的“新青年”的共鳴，隨後出現了一大許可證章回應這一思想，使其點燃的“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魯迅在此作為時代思想的代言人，等於對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思想混亂乃至當權者的倒行逆施，作出了“蓋棺論定”的結論。以此為肇始點，中國傳統文化從神壇上被請了下來，開啟了一個重構現代文化的新時代。由此說來，魯迅在創作出《狂人日記》之後，面對如此熱烈的讀者回應，既不會重歸“沉寂”，更不會“鳴金收兵”。

總的來說，從五四新文學的發生來看，《新青年》編輯向潛在作者魯迅的再三約稿，意味著期刊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正是在這種新生產方式的製導下，作者隊伍的構成以及作者所創作出來的文章，便不再是自然狀態下的作者，更不是自然狀態下進行創作的作者，而是在自覺狀態下的作者選擇，在確定好的潛在作者之後，通過再三約稿，把期刊的內在要求轉化為製導作者進行文學創作的自覺意識；編輯的構成以及編輯所編發出來的文章，也不再是自然狀態下的編輯，更不是自然狀態下被動編輯出來的文章，而是在自覺狀態下編輯主體的確立，這就使期刊刊發的文章體現了期刊的文化訴求；讀者的構成以及讀者所接受的文章，也不再是自然狀態下的讀者，更不是自然狀態下讀者被動地接受文章，而是在自覺狀態下讀者主體的確立，這就使讀者在接受閱讀的過程中滲透著清晰的閱讀期待。

《新青年》的編輯根據其辦刊理念重新選擇作者、重新定位，這才開啟了理念製導下的現代期刊生產方式，他們才向“名不見經傳”的潛在作者周樹人約稿。這種新的期刊生產方式，既改寫了潛在作者周樹人的人生軌跡，又改變了《新青年》在文化發展歷史上的邊緣地位，還促成了作為接受主體的學生對新文化啟蒙運動的認同和發揚。

原文刊於《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7 年第 1 期，原標題為“《新青年》約稿與魯迅現代小說的誕生”。李宗剛，《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主編，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