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現場
【“西索文明史講壇”引言】
西索，上海外國語大學名稱的英譯縮寫（SISU）之漢讀也。“西索文明史講壇”是上外全球文明史研究所（2018年3月正式設立）主辦的一個公開學術活動系列，以工作坊、講座等形式，邀請從事中外古今歷史、語言、文獻學、哲學、考古、藝術、工藝技術等領域研究的國內外專家來校講學、交流。
“全球文明史”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學科屬於歷史學，時間貫穿古今，地理範圍涵蓋全世界，卻不可簡單地等同於世界史，因中國也是世界一成員，所以特別是在中國學者進行的這項研究中，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往一般稱為“中外關係史”）更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把中國視角的全球文明史姑且看作世界史與中國史的一種特殊結合形式，也許是一個雖然樸素但也大體合適的表述。至於文明史的對象、任務、方法，說法紛紜，非三言兩語所能盡，但這也正是其概念具有開放性、容許充分的發揮太空的表現。
十分幸運的是，第一次活動邀請到高田時雄（京都大學／複旦大學）、沈衛榮（清華大學）、高峰楓（北京大學）和白玉冬（蘭州大學）四位教授，並特別邀請吳玉貴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複旦大學）、來國龍教授（佛羅裡達大學）擔任嘉賓評議。四位在各自研究領域從事前沿研究的學者，分別就法蘭西漢學、美國藏學、近東考古與聖經研究、中國與周邊王朝與民族的語言文化交流等問題發表巨集論，恰好為文明史的開放式綜合性研究提出了具體的示例：考古學發現與文獻考訂、思想文化闡釋，宗教研究基本方法與多維度視野之間的張力，跨文化長時段文化交流的語言學考查，等等。
第一次“西索文明史講壇”於2018年5月19日舉行。此次活動受到上外校方及科研處等部門的大力支持，謹表謝意。現借《上海書評》一方寶地，刊布四位先生此次講演的文字整理稿。
（王丁，2018年8月）
第一次“西索文明史講壇”現場
文︱何宇婷
2018年5月19日，作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公開學術活動系列之一，“西索文明史工作坊”舉行了一次四人會談。由王丁教授牽頭籌劃，邀請高田時雄、沈衛榮、高峰楓、白玉冬四位教授就文明史中的跨文明交流、中國與外國、中原與邊疆三大方面的代表性問題與學術史評估，進行開放式研討。同時，複旦大學教授吳玉貴、佛羅裡達大學副教授來國龍擔任此次文明史工作坊四人談的評議人，對四位教授談論的主題內容展開提問和拓展。
現任複旦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的高田時雄先生第一個發言。他首先表明，在這場四人談中，他要進行的是一場漫談而非論文展示，隨後他向大家分享了法國的漢學以及一系列漢僧的西域行記。法國漢學對歐洲漢學的重要性，可以根據雷慕莎於1814年11月26日上任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時說的一句話概括：“簡單說，中國文獻第一次在歐洲得到認可，應該歸功於我國傳教士，甚至可以說是法國的功績。”
高田時雄先生從歐洲發現中國書到歐洲漢學的形成講起，對法國漢學的興起做了歷史背景的描述，並借由蒙田、雷慕莎、沙畹、儒連、伯希和等人的相關事件，構建起法國漢學的發展之路。
針對所有歐洲漢學家一致認同的、最重要的求法行記——《大唐西域記》，高田時雄解釋了為什麽這本書沒有首先在法國被翻譯。他說翻譯的困難來自於得到原本的困難，這也是此書由俄國人瓦西裡耶夫首先譯成歐洲語言的原因——俄國有特權每十年向中國派遣一次東正教使團，在獲得中國文獻上有優勢。
在這次漫談的尾聲，高田時雄分享了法國漢學的重要人物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經洞無意發現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的奇跡故事，引發了在座學者對伯希和的熱烈討論；同時，吳玉貴就為何日本沒有人去到過天竺這一現象，向高田時雄提出疑問，高田時雄也作了回答。
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經洞
清華大學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沈衛榮向在座的學者分享的內容，則有關語文學、東方主義和美國藏學研究。
他以一本對他影響深遠的書籍《香格裡拉囚徒》作為引子，展開對美國藏學研究的探討。沈衛榮說，當初他閱讀《香格裡拉囚徒》的原因是他非常好奇為何外國人對西藏有如此大的興趣；而讀完這本書，加之其他相關研究，他覺得國外對西藏的迷戀來自《西藏生死書》一類的書籍，以及西方時尚、媒體等對東方神秘文化的建構，唐納德·洛佩茲更讓他體會到，比起中國人，西方人更能批判地解讀東方主義。
借由克里斯丁·魏德邁對《香格裡拉囚徒》的書評，沈衛榮厘清了羅伯特·瑟曼、傑弗瑞·霍普金斯、克里斯丁·魏德邁、唐納德·洛佩茲等美國藏學研究重要學者之間的關係和矛盾。針對美國大學的藏學教育，沈衛榮也分析了現今宗教和學術、神學和比較宗教學之爭。
《香格裡拉囚徒》書封
沈衛榮在分享的最後總結道：“雖然若以嚴格的文本語文學學術標準來衡量的話，美國的藏學研究，特別是其中的藏傳佛教研究，與歐洲、日本的印藏佛教語文學研究尚有很大的不同和較遠的距離，但它們中的優秀成果或有兼融語文學的嚴謹和哲學的智慧二者的特色，將樸學和理學更好地結合在了一起，並具有更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系主任高峰楓緊隨其後發言，他表示最近自己的興趣是十九世紀的聖經考古，古代遺存的考古發現對傳統的聖經考證帶來了巨大變化。
高峰楓教授首先向大家展示了大英博物館美索不達米亞館門口的兩個亞述守門神照片，這兩尊由英國人萊亞德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姆魯德（Nimrud）挖掘出的巨像，以及他挖掘出的一系列楔形文字泥板，對於楔形文字的破譯提供了材料參考，喬治·史密斯正是在泥板中解讀出了和《聖經》中諾亞洪水事件非常相似的情節，而這也直接影響了亞述學學科的建立。
大英博物館美索不達米亞館門口的兩個亞述守門神
高峰楓接著談到，亞述學學科建立的關鍵人物德力馳做過三次向公眾普及亞述文化的著名演講。演講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高峰楓表示，充滿爭論的事件才能揭露根本的矛盾，這正是他想要分享這一系列演講的出發點。這三次演講顯示了德力馳對巴比倫文明態度的變化過程，由對巴比倫文明的一腔熱情轉變成抬高巴比倫文明、貶低希伯來文化，到1904年的第三次演講中，德力馳更是直言耶穌思想不符合猶太人的傳統思想，並認為耶穌不是猶太人，而是巴比倫人的後裔。由此引發的巴比倫和希伯來之戰，不僅是亞述學與傳統聖經學的爭論，也對貶低舊約、反對基督教的文化潮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Friedrich Delitzsch,Babel and Bible: Three Lectur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ssyriological Research for Religion, Embodying the Most Important Criticisms and the Author's Replies, Scholar's Choice
高峰楓也談到，1990年代以後，很多人從殖民主義的角度來批判萊亞德的考古挖掘，認為這樣的考古發現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來國龍針對這一現象表示，我們現在很多學問都是根據當時或多或少帶有殖民主義的研究成果而來，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響和內化，當時激烈的學術爭論推動了學術進步。沈衛榮也讚同這種觀點，並認為不能因為帝國主義而否認和抹殺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
蘭州大學教授白玉冬作為最後一位發言者，介紹了歷史上北族與華夏的語言文化交融。作為背景，白玉冬先分別介紹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所屬的文化圈或者語系，再向大家說明突厥語族、蒙古語族、通古斯語族衍變與中原朝代推進的對應關係。白玉冬認為北方民族與中原華夏之間的接觸與交融，構成了中國歷史的核心力量之一，並推動著中國歷史向前發展。
工作坊現場
通過闕特勤碑文、暾欲谷碑文、回鶻磨延啜碑文等著名碑文，白玉冬概述了唐代北方草原胡語和漢語的碑刻文獻和其研究現狀。他坦言，國際上對於突厥魯尼文碑文已有百年研究史，而國內研究遠遠落後，國內能夠解讀婆羅米文、粟特文碑文的學者更是鳳毛麟角。作為國內為數不多能夠直接釋讀突厥魯尼文與回鶻文、蒙古文文獻的研究人員，白玉冬向在場的學者介紹了突厥文碑刻文獻、葉尼塞碑銘、敦煌藏經洞出土回鶻文書、蒙古語等中的音譯漢語詞或借用詞，其中關於回鶻文契約文書中的bax??（博士）一詞，在場的學者都顯示出了興趣，追問bax?? 的詞源，以及“博士”在這裡作為bax??的釋義是否和現代漢語的“博士”意義一致。白玉冬對此回答，bax??多半來源於漢語，而博士的意思更多是取自當時“茶博士”、“針博士”等詞中的“博士”。
最後，白玉冬表示，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北方民族歷史不可或缺。北方民族與中原華夏之間的接觸與交流，綿延數千年。歷史經驗反饋我們“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民族和諧發展之路，我們的歷史語言研究，要為多民族和諧共生社會錦上添花。這一結論也得到了與會學者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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