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秦牧：文以“言志”的另類

言志

從另一視角看秦牧

文 |吳周文

歷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各種版本，都把秦牧的散文與楊朔、劉白羽並舉，作為共和國成立之後17 年間的“三大家”。對他散文的評價，基本上從主流話語的價值對其進行評論和定位，自然也就成為較長時間的一個共識。毋庸諱言，在那個無法改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間，頌歌與頌歌模式製約著散文作家的創作，作家們在一個共同的審美框架中進行歌詠和書寫，這是任何人都無法規避的時代局限。自然，秦牧也不能例外。

散文三大家

秦牧、楊朔、劉白羽

在歷史局限面前，秦牧有著自己“言志”的藝術個性。對此，評論者和讀者還沒有發現與闡釋。如果我們從“言志”的視角，重新認知其散文的價值，就會發現秦牧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存在。他又明顯地區別於楊朔與劉白羽。

散文“言志”的本義，由“詩言志”而來，是抒發心之所向的情感和志向。五四新文學之後，則賦予散文以“自我表現”的特有含義，運用到學理上，“自我表現”是“五四”新文學打倒“文以載道”的同時，而建立、置換的散文美學之核心理念。可在散文的“頌歌”時代，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載道”，消解了個人的“言志”，五四的“言志”傳統以及30 年代林語堂等人的“論語”派的“閑適話語”。在“言志”被禁錮的年代，文學制度要求作家用大一統的思維表現為政治服務、為時代歌唱、為工農兵立傳的“載道”；而敢於“言志”的，也就是秦牧的散文。他在《藝海拾貝·跋》裡說過：“美學，也好像變成十分艱深的東西了。這使我不由得想起自然科學出版物中《趣味天文學》《趣味物理學》一類的書籍來……世上既有那種趣味的自然科學的著作，自然也應該有更多趣味的文藝理論……這本《藝海拾貝》，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嘗試。我寓理論於閑話趣談之中。”那個時候，雖然不能用犯忌的“閑適”字眼進行表述，但秦牧將自己訴求“閑適話語”的審美趣味，婉轉地以“閑話趣談”來表明他的用心，充分顯示他“言志”的特立獨行。他當年的膽識及他創造的散文美學價值，是當代文學史應該給他寫下的光彩的一筆。

《藝海拾貝》

《藝海拾貝》這部關於文藝理論的隨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在他個人出版史上創下印刷發行逾百萬的紀錄，是因為讀者的歡迎，充分表明“言志”是廣大讀者喜歡的趣味。不僅一本《藝海拾貝》，《貝殼集》《星下集》《花城》《潮汐和船》等散文集，都是他在頌歌時代以“言志”理念進行書寫的作品。它們同樣被讀者所欣賞，而且認同他“言志”的文學魅力。既往肯定的所謂知識性與趣味性，其實是秦牧散文“言志”理念的演繹。他談古論今、海闊天空地說歷史、說人物、說故事、說花草、說名勝、說奇聞趣事，看上去是傳播知識，究其實，這些不過是他散文依憑的題材而已。真正的魅力，是作家的“言志”，即通過有趣味的知識傳播，來闡釋散文中與眾不同的個人思考。一般散文作家都應時代的要求，進行一統的思維，故而他們在散文中普遍欠缺的是批判精神。而秦牧的可貴在於，他不僅在散文中表現著歌頌性的“載道”主題，而且還表現著某種程度的、尚能存在的批判精神。《不老》《複雜》《土地》等作品，是雜文式的“言志”，分別批判著享樂主義、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封建專製的特權、剝削階級佔有土地的罪惡等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要不斷鞭撻資產階級的腐朽事物，批判剝削階級思想，為消除舊社會舊制度遺留下來的汙穢而鬥爭。”（《長河浪花集》序）雖然是有限制的批判，但秦牧的批判精神在當時卻顯得有超常的難能。

新時期之後，秦牧將他的批判精神發揮到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的新的高度。《鬣狗的風格》，刻畫鬣狗猥瑣難看的模樣，狡黠懶饞的行藏以及看風使舵的風格，以此為“四人幫”一夥及其“震派”“風派”人物的寫照傳神。《犬的飛升和馬的槍決》，諷喻封建專製的“福蔭”和“株連”，甚至對某個大隊送給王光美同志的一匹駿馬，因批判劉少奇同志的需要而“執行死刑”。諸如此類的作品中，新時期以降的秦牧將他的散文當做匕首和投槍，對“四人幫”及其極左的思想行為、對既往“左”的方針路線政策，進行了“載道”思維的嚴厲批判。

長期以來，文學史家與理論家把“載道”與“言志”人為地割裂起來。這是五四文學革命徹底打倒與批判“文以載道”而遺留下來的一個錯誤。徹底批判“載道”是一個錯誤，將“載道”與“言志”人為的對立起來，又是關聯的另一個錯誤。新文學之後，對“言志”與“載道”之間關係的解釋，基本上存在著兩種說法。一種是周作人的“敵對說”。他說：“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他認為“載道”是偏於政治的，而“言志”是“浸在自己性情裡”的說理抒情，兩者是不相容的。二是朱自清的“矛盾說”。他在論述新文學時說：“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筆者按：意指自我言志），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論嚴肅》）。兩說意思基本相同，都強調兩者的互悖。因周作人與朱自清在文學史上的影響與地位，學術界也就在學理上將他們的觀點作為正確的學理而延續至今。秦牧的散文一方面恪守傳統的“文以載道”，立意在“道”、闡釋主流話語的微言大義；另一方面又自由自在地書寫自我的感觸、感悟和感情。他在創作實踐中間，將“載道”與“言志”兩者整合並整一起來，從而形成了自己踐行的“閑話趣談”、寓教於樂的理念；並對互悖的理念進行反正，反覆說明“言志”與“載道”的整一，是可以也是應該整一，這是符合科學的學理認知。新時期之後，在《長河浪花集》《長街燈語》《花蜜與蜂刺》《晴窗晨筆》《北京漫筆》《秋林紅果》《和年輕人聊天》等10 多部散文集中，他更加自覺地將“小我”的“言志”，與肩負時代、民族和祖國道義之“大我”的“載道”，渾成為一；通過“言志”的方式，對充滿文化悖論的方方面面的問題，言說他自我感悟的分辨、細析與針砭，反覆自證“載道”即“言志”的個人信念。

《秦牧全集》第一卷

秦牧在“言志”方面有著自己獨特的經驗。

首先，秦牧獨創了“雜文—小品”的散文文體。一般來說，偏重“言志”的散文，絕大多數採用小品文的體式，即敘事性、抒情性的散文體式。而秦牧多數採用的是雜文與雜感的文體形式，來進行他的“言志”書寫。秦牧走上文壇，是以其由前輩作家葉聖陶親自審處、於1947 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第一本雜文集《秦牧雜文》開始。以司馬文森的話說，他是“以打手的姿態”進入文壇的。如果以其《社稷壇抒情》《花城》等作品，認定他是純文學意義上的散文家，那是不太確切的。實際上，他是一位雜文大家。1981 年，我寫了一篇評論秦牧散文的論文《論秦牧散文的藝術個性及其風格》（刊《花城》1982 年第1 期），發表前曾寄給他看，他在7 月2 日的回信中說：“關於……雜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議論中的抒情韻味，放縱與控制等方面，我以為見解是貼切的。”他自己也很坦白地承認他是以創作雜文為主業的。以雜文文體進行個人的“言志”，而不是一般作家所採用的小品文，這是秦牧的個人作派。於是，雜文在他的議論裡兼有了小品的“抒情韻味”；也可以說，在秦牧的筆下，通過“言志”將雜文融入了小品的品格。因此，秦牧的散文體式是很特殊的，他將雜文精致化，演繹為精致的“美文”，這是他對散文文體創造的一個積極貢獻。（比較說，魯迅寫了大量的雜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藝術性的美文；同樣秦牧也寫了大量雜文，可其中絕大多數是藝術性的美文。）當代文學史上有“南秦北楊”之說，楊朔是借鑒古典詩章，將散文進行詩化，創造了“楊朔詩體散文”；秦牧是借鑒魯迅開創的現代雜文，進行化雅為俗的處理，融敘述、議論、抒情於一爐，很“文學”地創造了雜文即小品的“秦牧體”的詩性散文。

其次，秦牧注重絮語，是他散文慣用的“言志”方式。從源頭說，絮語來自英式隨筆（Essay）。中國現代散文接受、整合了英式隨筆中人本主義的“自我表現”，故而開創了走筆行文的絮語作風，一直被廣大讀者所喜愛。廚川白村曾經對英式隨筆進行過這樣的描述：“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性談話……”（魯迅譯：《苦悶的象徵》）。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17年間，隨著“載道”理念的強調與回歸，巨集大敘事的豪言壯語代替了現代散文的娓娓絮語。秦牧的可貴在於，散文文本中的言說，依然堅守絮語作風，而且成為他一貫的訴求。他在《花城》後記裡說：“每個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訴旁人的時候，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這裡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們在林中散步，或者燈下談心那樣的方式。”這段話，基本上與廚川白村描述的特徵一致，強調了絮語的自然、任性、率真、寬鬆，強調了言說語言的自由，更是強調了言說者心態的自由與對讀者的真誠。很多作家在十七年時期，用巴金《隨想錄》裡的話說，“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不敢對讀者講真話、心裡話；秦牧卻能夠把心交給讀者，在《花城》等集之中，雖不能說他的心向讀者全部敞開，但他至少堅守著“言志”的話語方式，在讀者面前不拿架子、不裝腔作勢，不做說教的高頭講章，而以自由的絮語方式，讓他的讀者感到他的“言志”的親切真誠。新時期給秦牧以審美心境完全的自由，他所寫的全部散文，心無掛礙地向讀者“聊天”，書寫自己內心的精神生活；愛恨什麽，美刺什麽，隨感隨寫，不藏不掖，汩汩滔滔全部倒出。他的絮語表現出心靈全盤的真實和澄明，同時在臧否針砭之間，還時時增添了發自內心的幽默和詼諧。

《語林采英》

秦牧的散文創作留給當代散文的經驗，最重要的，還有他“言志”的絕對自由。在秦牧的散文裡，立意是自由的，沒有刻意的構思；章法是自由的，隨著他與讀者的“聊天”，無拘無束，是控制下的放縱；抒情是自由的，隨著記敘的展開，通過他畫龍點睛的議論，而融情於理；絮語是自由的，他用明豁暢達又不乏清麗的語言表述，做到無不達之隱的自由。“言志”，是源於一種文學創作的自由心態，散文尤然，因為散文是最自由的文體。如果精神壓抑、心理障礙阻滯，或者“載道”的主題先行，那定然做不到“言志”的輕鬆與自由。秦牧在立意、章法、抒情、語言等方面的種種自由，是源於秦牧創作心態的絕對自由。散文是語言創造的藝術。在秦牧的種種自由中，筆者尤其欣賞他的語言的自由，欣賞其煉字煉句方面超人的功力。以理論研究而論，他專門寫了《語林采英》一書，探討語言表述的審美境界；以散文語言修辭而言，他以譬喻、排比、疊字疊韻、隱喻反諷等，以點化語言的張力和典雅色彩；以語言的通俗化而言，他又注重化雅為俗，盡量使用口語的詞匯和節奏，以增添絮語的韻味與氛圍。總之，語言的最大自由，是使秦牧的“言志”取得瀟灑自如風格的切實保證。

如果說五四現代散文建立了“言志”的傳統，那麽，上世紀30 年代小品熱的再度升溫，是言志傳統的再度發揚。如果說之後幾十年以周作人、林語堂為首的“言志”派逐漸式微，那麽，秦牧則成為“言志”文脈承傳的“中間物”。他是共和國17 年間“言志”的另類，是承繼五四散文“言志”傳統少數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新時期以降，汪曾祺、葉兆言等“言志”散文家的崛起，則是鏈接了孤獨已久的秦牧。從某種意義上說，秦牧的文學史意義，是他的“言志”的傳承，在於他是一位創造“言志”文體的大家。

（作者部門：揚州大學文學院）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12月19日5版

本期編輯 | 張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