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的一個晚上，在北京日壇公園附近，哈貝馬斯的身邊圍繞著“中國搖滾之父”崔健、電影導演薑文、作家徐星、哲學家周國平和媒體記者們，他們都希望從這位“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口中，聽到關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道路問題、市場經濟下的社會與文化，以及知識分子在公共社會能夠扮演什麽角色等問題的論述。或許，沒有哪位學者能夠像他一樣，身邊會圍繞著這樣一群身份迥異而耀眼的群體。哈貝馬斯的這次訪華，被認為是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尋找試驗田。
於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 ），德國作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人物。
“必須在生活中學會面對人們的敵意。”十五年前的今天，在自己七十五周歲生日時，哈貝馬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這位被公認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的德國哲學家，借助龐雜而深刻的思想理論和宏大而完備的話題體系，自從二十四歲嶄露頭角以來，便以極富衝擊力和爭議性的話語，不斷地在世界範圍內保持著高度的媒體曝光率，以話語論戰的好鬥方式影響著知識話語和公共議程。
在學術研究和公共話語之間，哈貝馬斯總能夠找到自己獨特的一席之位；在個人號角和眾聲喧嘩之間，哈貝馬斯懂得如何在爭論中定位正確的批評和良好的政治。這些也讓他將自己推進了學術研究和政治實踐之間的雙重折磨之中，與此同時，也正因為他的公共政治乾預活動，我們得以不斷地被提醒著重新探索民主及其邊界的現實問題。無論是他早期因批判海德格爾的納粹問題而一炮走紅，還是當下為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歐盟積極辯護，哈貝馬斯終生都在探尋著民主的前途和可能。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不僅影響著學術話語，還不斷地在公共領域發揮著作用：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他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進行了歷史譜系式的探索，希望在資本主義晚期續接公共領域的社會功能；在《知識與人的利益》中，他考察了現代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為我們認知當下提供了洞見式的參考；在《理論與實踐》中，哈貝馬斯制定了新的批判理論哲學框架；而後又在兩卷本的皇皇巨著《交往行為理論》中，希望通過理性的商議程序，我們就如何重塑社會提出不同的方案，而且在期望政策對批評和修改保持開放的同時，我們也對系統做出修正；當然，面對世界的轉向，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進行了類型化的重估和分析，為全球民主的健康發展探尋著新的可能……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精通媒體之道的於爾根·哈貝馬斯，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之外，不斷地以激辯的語氣，向時代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調戲，思考著如何深化民主的事業。當然，由於好鬥的性格，哈貝馬斯長期都伴隨著爭議性。不管如何，這位“不想成為思想大家的思想大家”，已經為世界的道路和時代的未來足足戰鬥了九十年。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公共論戰，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如果說知識分子——這種人常常攻擊自己的同類，並宣告自身的滅亡——有一件事不能容許的話，那就是變得犬儒。”
值此之際，唯有祝福：生日快樂，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生日快樂！》（視頻製作：實習生 魏曉琳）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一
反思德國人的歷史責任：控訴海德格爾
於爾根·哈貝馬斯出生之時，正值經濟危機在全球爆發。生活上的重負不斷為德國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加溫，曾被視作民主理想的魏瑪共和國已經搖搖欲墜。後來的歷史學者常把哈貝馬斯和他的同齡人稱為“高射炮的一代”（anti-aircraft generation），因為他們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在納粹德國時期度過，絕大多數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這個準軍事化組織的一個訓練任務就是讓這些十來歲的孩子操作高射炮，擊落德國本土上空的盟軍戰鬥機。
哈貝馬斯不是個例外，他曾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在15歲的時候接受命令操作過高射炮。實際上，哈貝馬斯後來透露他的父親在二戰期間是納粹“消極的支持者”，也承認年少時一度相信過所謂的納粹世界觀。
不過相比於同齡人，年少的哈貝馬斯依舊和極端民族主義保持著一定的清醒和疏離。這可能得益於他有唇齶裂這個先天性的身體缺陷。一方面，語言障礙讓他成為主流社會的“局外人”；另一方面，長期遭受周邊人的歧視也讓哈貝馬斯擁有更為強烈的道德敏感性。
延伸閱讀·哈貝馬斯評傳
作者: （德）史蒂芬·穆勒-多姆
譯者: 劉風
版本: 索·恩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1945年，二戰結束。這改變了德國歷史的走向，也徹底地改變了這位德國少年的人生走向。紐倫堡審判和關於納粹集中營的紀錄片讓哈貝馬斯痛苦地意識到他的德國同胞對猶太人慘無人道的迫害和血腥事實。巨大的衝擊不僅讓哈貝馬斯因自己民族的深重罪孽而感到羞恥和悲痛，也促使他開始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這位二戰幸存的年輕人，決心把德國的戰後重建當作自己理所當然的責任。
不同於雅斯貝爾斯、漢娜·阿倫特或西奧多·阿多諾，哈貝馬斯既不是猶太裔，也沒有遭受過納粹的迫害。他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並非來自赤裸裸的生命威脅，而完全出自於正視事實後的深刻自省。德國人在這場人為災難中應當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很多人沒有勇氣去回顧這段不堪的過往，這也包括了當時的德國學界泰鬥，馬丁·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從事哲學的引路人，哈貝馬斯的博士論文就把海德格爾的本體論作為論證的出發點。但是，當哈貝馬斯在1953年讀到剛出版的《形而上學導論》中的一段話時，這位虔誠的學生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無以複加的震驚”。《形而上學導論》收錄了海德格爾1935年在弗賴堡大學的講座內容。其中談到了“這個運動的內在真理和偉大”。哈貝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德國人不會誤解術語中的法西斯意味。
沒有任何猶豫，當時大學還沒畢業的哈貝馬斯花了幾天時間寫了一篇嚴厲的批評刊發在《法蘭克福匯報》上。在這篇聲討文中，哈貝馬斯並沒有大力譴責海德格爾在納粹統治時期的立場，他只是對海德格爾竟然允許1935年的講座內容不經修正就直接發表；在二戰結束多年之後依舊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怒不可遏。
這篇文章剛一發表就引起了德國知識界爆炸性的大討論。有些人讚賞他的勇氣，但更多人在為海德格爾辯護。海德格爾本人也對此全盤否認。另一方面，哈貝馬斯與海德格爾的論辯開啟了此後30年德國對二戰歷史態度的大辯論。1986年，大批歷史學者響應西德總理科爾的“新歷史政策”，試圖通過對納粹行為的無罪化，為修正主義的歷史書寫做鋪墊。57歲的哈貝馬斯在《時代周報》上疾呼：德國人的道德認同與“承認對納粹罪行的共同責任”緊密聯繫在一起，需要“批判地繼承”德國的歷史傳統。
如今回看青年哈貝馬斯對海德格爾的批判，這場論辯的雙方是如此的懸殊：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哲學大師，一方是年僅24歲的大學生。但這場爭論標誌著哈貝馬斯正式登上了他所稱的“公共領域”的大舞台，半個多世紀以來履行著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責任。
哈貝馬斯部分著作中譯本《交往行為理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1月）《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9月）書封。
二
重建戰後德國的公共領域
什麽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和社會之間應該保持怎麽樣的關係？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雷福斯事件以來，這樣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歇，而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聯邦德國，關於知識分子的角色和責任的論辯更是進行得如火如荼。
哈貝馬斯對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也有清晰的看法。他認為，一個人不是僅僅因為是思想權威或具備專業知識，就擁有了知識分子的身份。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是因為這個人積極參與對話，提供讚成或反對一件事情的觀點。從質疑海德格爾開始，哈貝馬斯讓自己置身於形形色色的論辯之中，他相信在他搭建的“交往行為理論”的大框架下， 真理總是越辯越明。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全世界都彌漫著一股反叛的氣息。西德的左翼激進力量難以得到抑製，一群左翼的武裝分子分裂成為了恐怖組織，在西德境內肆意縱火、綁架和謀殺，最終誘發了改變整個西德政治氣候的“德國之秋”事件。一些保守派學者把激進帳子的思想根源歸結到法蘭克福學派和所主張的批判理論，這讓哈貝馬斯坐不住了。
在向松特海默的反擊中，哈貝馬斯用口號式語言斥責他把批判理論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與自由保守主義者之間的這場持久論戰，不僅是圍繞“啟蒙”這個主題的學術論辯，也是在公共領域中對抗70年代末西德急速轉向保守的政治氛圍。
在這場趨向兩極化的對抗中，哈貝馬斯仍然相信“交往理性”的存在，也相信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判斷標準：知識分子能否被大眾認可，完全取決於論點能否在公共討論中得到驗證，而不是把自己的解釋強加於人。
1981年，哈貝馬斯完成了兩卷本《交往行為理論》，這部代表作讓他正式步入了當代最受關注的思想家行列。這幾十年間，他也用公共領域的論辯實踐來佐證自己的體系王國。
三
最後一位“歐洲人”
意大利《快報》周刊在1995年採訪了66歲的哈貝馬斯。當記者問道“現在對您而言，做一個德國人意味著什麽？”時，哈貝馬斯回答：“確保讓人們不會因為1989年那個幸福的日子而忘記1945年那個富有啟示意義的日子。”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德國統一的進程，哈貝馬斯也逐漸將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政治理論、法律和宗教問題之上。當無數德國人為柏林牆的戲劇性倒塌而湧上街頭歡呼雀躍之時，這位一直“唱反調”的哲學家試圖和急劇的歷史轉折保持距離。國土的統一讓他擔憂，強權民族主義的觀念也在人們不察覺間慢慢複辟。相比於“統一”，他更喜歡“聯合”的說法。
從1990年到1992年，哈貝馬斯連續兩年在《時代周報》上撰文，批評強迫性的“領土拜物教，似乎通過合並民主德國讓我們可以獲得某種遺產。”但這實際上嚴重損害了民族的政治自我意識，致使不可能出現某種程度上雙方關係對等的統一過程。
德國統一的既成事實，讓哈貝馬斯擔憂德國的大國妄想症可能會舊病複發。早年的經歷和對納粹歷史的思考讓他根深蒂固地懷疑民族主義和以此為基礎建構的民族國家。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嗎？哈貝馬斯遵循康德的世界公民觀，構想出一個理想的未來世界形態：以民主形式實施社會自我調控的“世界公民社會”，而歐盟就是這個理想社會的雛形。
哈貝馬斯和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首任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在進行哲學與政治的對話。
如今，整個歐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個人，像哈貝馬斯這樣，熱切期盼著有朝一日，歐洲能夠成為一個沒有國界之分的政治統一體。
對於歐盟分崩離析的困境，哈貝馬斯認為答案絕對不是像英國脫歐這樣的民族主義的退縮，而是應當改變精英主義的管理模式，加強橫向的決策機制。也就是說，問題的根源在於德國和法國等大國政府在歐盟中的霸權地位，剝奪了大多數人民主決策的權利。
在歐洲一體化的討論之後，哈貝馬斯轉而開始關注國際法。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他因撰文支持北約的軍事乾預而飽受詬病，評論家說1968年的哈貝馬斯已經站在反越戰的前線，三十年後卻忘記了美國出於私利的霸權主義。四年後的伊拉克戰爭，哈貝馬斯又批評了美國的出兵政策。九十年代以後，哈貝馬斯還參與了基因技術和生命倫理、自然主義和自由等公共話題的論爭，時時讓自己成為飽受爭議的人物……
究竟是什麽，讓這位年近九旬的思想家一生持續地介入公共事務，在各種激烈的論辯中立場鮮明地烙下自己的印記，即使遍體鱗傷也在所不惜？是易於憤怒的性格嗎？媒體倒是常把哈貝馬斯描繪成一個憤怒的老頭。至少，哈貝馬斯肯定知道打破沉默的代價。他在2004年的訪談中表示，“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在生活中學會面對人們的惡意。有時承受惡意會長達幾十年之久。”“……但如果說有一件事不能容許的話，那就是變成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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