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與卡西爾：康德哲學的批判之批判

文研講座89

2018年6月13日晚，“北大文研講座”第八十九期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主題為“海德格爾與卡西爾——康德哲學的批判之批判”。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慶節主講，文研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趙敦華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南星出席並參與討論。

主講人王慶節教授

講座伊始，王慶節教授首先指出，1929年海德格爾與卡西爾在瑞士山城達沃斯關於康德的辯論是當代歷史中最著名的“思想事件”之一，它影響了之後的整個現代哲學。以往的研究已對這場辯論有了諸多解讀，但在王慶節教授看來，這場辯論的實質既不在於是強調“理性主義”或“非理性主義”，也不在於康德究竟訴諸“自發性”還是“被拋性”，甚至不在於堅持了“人文主義”還是“反人文主義”。

其實，理解這一思想事件的關鍵在於：康德為哲學形而上學奠基所作的努力，究竟是一個哲學人類學的“問題”，還是一個存在論上的“疑難”？從《存在與時間》到《人道主義通信》，這個問題在糾纏困擾著海德格爾的同時，也構成了他哲學發展的一條主線。

本次講座，王慶節教授給大家帶來了他對這場辯論的最新研究。本次報告分為兩個部分：“導言”和“辯論”。由於時間原因，王慶節教授隻呈現了“辯論”的前半部分。

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

一、導言

導言部分，王慶節教授解釋了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即疑難、對話和戲劇。

首先，在海德格爾的語境中，“疑難”與“問題”是不同的。比如對於“哲學人類學”這個概念，“哲學人類學”不是“人類學”，它追問的是人的本質。在康德看來，人的本質是理性，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但在馬歇爾看來，人不僅具有理性，還要加入情感和愛——但這些所謂的“人的本質”在海德格爾看來不過都是用一種本質的概念代替另一種本質的概念，未能進入到存在論的層面。而哲學不能僅僅停留在概念之上，它要追問的是“存在問題”。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先前的哲學家都在問“存在者”，而哲學真正要問的是“存在”。但是，有關“存在”的問題其實已經並不是“問題”，而是“疑難”。“問題”往往在提出時就已經預設了回答，隻待才智相當的人來把這個答案找出。但如果一個東西連“問題”都不知如何提出，那就是“存在難題”或者說“形而上學難題”了——它們不是“問題”，而是“疑難”。這也是為什麽王慶節教授會把海德格爾在達沃斯辯論之後撰寫的著作譯為《康德和形而上學疑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達沃斯辯論正是卡西爾所堅持的傳統哲學人類學和海德格爾所代表的存在論之間的辯論。

書房中的海德格爾

其二是對話。從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始，論辯性的對話一直是哲學歷時悠久的傳統。王慶節教授按照辯論目的的不同把哲學對話分為三類：第一種是“傳資訊”，這種對話不在於“求真”，而在於“求實”，要求資訊的準確性，目的是讓對話者能夠準確理解詞句內容；第二種是“辯真假”，目的在於證明對方的錯誤或者說服作為第三方的聽眾，這種對話要揭示的不僅僅是詞句的字面意思，更要揭示它賴以為真的基礎；第三種是“啟示性”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辯論的內容和真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聽眾可以從中“得悟”，可以“豁然開朗”——卡西爾和海德格爾的對話就屬於這一類。

對於後世的學者來說，去判定卡西爾和海德格爾誰真正準確地解釋了康德哲學已經毫無意義了，而他們二人的辯論對下面聽眾的影響以及由這場辯論開啟的劃時代的哲學分野，才是這場辯論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成果。

海德格爾手稿

其三是戲劇。對此，王慶節教授指出，哲學對話往往具有戲劇性。卡西爾與海德格爾的這次論辯作為思想史中的一個事件，也可以當作一個戲劇來讀。在這個戲劇中，台上有表演者，台下有觀眾；過程中也有序幕，有主場。

序幕發生在達沃斯辯論之前，早在1923年漢堡的康德分會上，海德格爾和卡西爾已經有所接觸，這時的卡西爾在哲學界如日中天，是當時康德哲學領域的代表，而海德格爾才剛剛獲得教職。

主場則是1929年兩人在達沃斯的論辯，這場論辯可以按照問答次序分為四個回合，這四個回合也是王慶節教授研究的重點。

第三幕是筆端交鋒，在達沃斯論辯之後，海德格爾撰寫並出版了《康德和形而上學疑難》，而卡西爾作為回應也在《康德研究》上發表了有關《康德和形而上學疑難》的書評，延續了這場辯論。海德格爾在之後，也針對卡西爾的書評寫了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在當時未能出版，後來被收錄到《海德格爾全集》的附錄中，成為了我們當下研究的重要文本依據——這便是第四幕。

希臘埃皮達魯斯古劇場（Ancient Theatre of Epidaurus）

二、辯論

卡西爾和海德格爾的辯論分為四個回合，前兩個回合由卡西爾發問，海德格爾防守；後兩個回合則是海德格爾進攻發問，卡西爾招教、回應。

馬丁·海德格爾（左）與恩斯特·卡西爾（右）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的關鍵問題是怎樣看待康德哲學的實質。在海德格爾之前，德國哲學界一直認為，康德哲學是一門知識哲學。而海德格爾卻認為，康德哲學是在為他所期盼的新形而上學奠基。海德格爾的批判對象是“新康德主義”，且在其眼中，卡西爾正是“新康德主義”的最後旗手。但是，“新康德主義”究竟是什麽其實一直都沒有定論。卡西爾也是正抓住這了一點發出自己的攻勢，他質問海德格爾：“你為什麽認為我是新康德主義？”“新康德主義到底是什麽？”

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

海德格爾指出，新康德主義興起於現代的哲學困境，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興起，人文科學倍感“無家可歸”，哲學淪為了自然科學的“仆人”。就連康德本人也只能提出“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數學自然科學如何可能”這樣的問題，而無法去質疑已成現實的自然科學“是否是真理”。在這種解釋環境下，新康德主義只能把康德哲學看作一門探究人類認識能力的知識論，“你能夠知道什麽”就成了新康德主義眼中康德哲學的關鍵。

但其實，康德在晚年有對自己的三大批判進行總結：“我能夠知道什麽”“我應當做什麽”“我被允許期望什麽”。這些問題最後其實都導向了同一個問題——“人是什麽”，“是”也即存在。所以，在海德格爾看來，康德哲學的核心正是“人的存在論”或者說“人的形而上學”。且只有這樣，理解康德和康德哲學才能被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是整個論辯的核心部分。在這一回合，卡西爾提出了三個核心問題，即想象力、圖示化問題以及關於普遍性真理的問題。

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

首先是想象力的問題。卡西爾認為，只有承認想象力作為思維中創造性的“基本力量”，才能把握影像和符號的形式，也才能從經驗世界進入倫理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想象力扮演了自由、突破、超越的角色——這也是德國哲學界一直以來對對康德“想象力”的解釋。海德格爾則認為，從想象力出發走向圖示化歪曲了康德的本義，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想象力的“范型（Typen）”和絕對的規則沒有關係，絕對命令和經驗的、感性的影像也並沒有關係。也就是說，人們只有通過對自由疑難的發問，才能讓我們從有限的人的本質問題進入到絕對物的問題，從而跨越到了形而上學的世界。卡西爾認同海德格爾把傳統的知識論解讀和想象力的路徑區別開來的做法，但他認為海德格爾的解釋太過極端，甚至已經否定了康德本身。

由此也就引出了兩人更深入的有關“圖示（Schema）”地位的討論。海德格爾指出，強調想象力必然要強調圖示化，康德自己也將圖示化放在一個核心的位置。但在第二版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又確實把想象力在本質上歸屬到了理性能力之下——這就等於把想象力僅僅局限在了中介作用上。這種矛盾使得“圖示化”在康德哲學中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而在卡西爾等正統康德學者看來，“圖示”不過是彼岸世界在此岸世界的一個“見證”罷了。因此，圖示化只是康德哲學的起點，而非終點。

第三個“普遍性真理”的問題也是“Dasein”的問題。在康德看來，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那麽人們很自然地就會想到：人有限的理性怎麽能夠保證數學、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呢？海德格爾認為，這個問題一旦提出就已經陷入了知識論上的主觀主義和道德哲學中的相對主義——證明數學、自然科學的真理性是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任務，而不是哲學家的任務。哲學家需要研究的只是存在論的問題，即說明它們“是什麽”，而不是去論證它們“是不是真的”。

有關這一點，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已經做出了說明。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把康德哲學解釋為“知識哲學”恰恰是弄錯了方向，實踐理性的本質是一個“之間（da zwischen）”的關係。這個“之間”蘊含著想象力中介的作用，卡西爾強調的只是超越的兩個端項，卻不強調超越的“之間”。

兩人在這裡的分歧可在卡西爾發表在《康德研究》的書評中更明顯地看到。卡西爾在書評中提到，在傳統的解釋中，康德是一種二元論的哲學，它包含現象和絕對本體，現象與本體間有一個不可跨越的認識論鴻溝。而在海德格爾那裡，現象與本體（物自身）是一元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自由不斷躍出，與存在本身發生關聯，這種關聯即Dasein所在的這個由圖示聯結起來的“之間”。在海德格爾哲學中，Dasein是不斷“去存在（zu sein）”的人，這是人本質的“原初展現”，也是自由和真理。

海德格爾在山中小屋

在這個論辯中可以看到，海德格爾和卡西爾都強調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強調從想象力導向自由。但海德格爾並沒有像卡西爾那樣在強調想象力的同時否定圖示化的核心地位，在他看來，這恰恰證實了圖示化的重要性。另外，海德格爾也在論辯中指出，康德的真理觀其實更接近自己的存在論真理觀，康德在文本中多次提到知識論的真理有很多偶然性。對此，海德格爾表示，這種偶然性正是因為作為Dasein展開方式的真理實際上是一種“去蔽”。因此，存在論的“真”才可能偶然地在這一處或者在那一處，也才可能產生出知識論上的“真”和“假”。

由於時間限制，接下來的兩個回合遺憾地未能在本次講座中呈現。

王慶節教授的報告結束後，趙敦華教授進行總結。他指出，雖然王慶節教授隻展示了一個開始，但已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當時達沃斯論辯的精彩。正如王慶節教授在導言中談到的，這場論辯不是真假意義上的對話，隻用“真”“假”二字也不足以概括這場辯論對二十世紀哲學的深刻影響。卡西爾與海德格爾的辯論涉及到了康德最基本的問題：知識論和道德實踐之間的關係，想象力和自由之間的關係以及康德的普遍真理觀等。海德格爾把康德的思想納入到了自己的存在論框架中，去重新解釋康德哲學。這種解釋在卡西爾等正統康德主義者看來，是一種“歪曲”和“篡竊”；但從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海德格爾新的解釋對後世的啟迪是十分深遠的。

互動環節，南星老師參與討論。他談到，海德格爾其實承認自己對康德的解釋是“強暴性”的。但對於哲學史來說，海德格爾對康德的解讀是否還原了其本義已經是不重要的了——他想做的不過是借康德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當然，南星老師作為研究康德的學者，也試圖從康德的角度來對這個“疑難”做出一些回應。他認為，康德哲學中確實存在很多矛盾，且康德本人在文本中都已對這些相互矛盾的點做出了深刻的論述。卡西爾和海德格爾討論的有限性和無限性問題正是康德哲學的一處關鍵矛盾——人到底是強調無限性的一面？還是有限性的一面？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人的自由是一種無限的自由，一種屬於本體界的自由。但圖示化理論又表現了人有限性的一面，在康德的文本中，我們很難找到他對這兩方面的調和，而這也為後來卡西爾和海德格爾的爭論留下了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