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哈貝馬斯，一個憤怒的老頭

哈貝馬斯大事記

浸潤於德國的哲學傳統，哈貝馬斯深諳理論與實踐互動的重要性。他構建的理論不僅直指德國政治的病灶，而且不惜遭受長達數十年的質疑與非議，積極地投身於公共話題的討論之中，一生踐行他所信奉的政治和社會理念。

無論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哈貝馬斯一生保持著直言不諱的本色。正是這種不甘於犬儒的勇氣和擔當，讓哈貝馬斯成為當代最令人矚目的公共知識分子。

1929 出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

1949-1954 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以論文《絕對與歷史：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獲博士學位。

1954-1956 從事自由記者職業，為各類報刊撰稿。

1956-1959 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做助手。

1961 被海德堡大學哲學系聘任為副教授。

1964 接任霍克海默在法蘭克福大學的哲學和社會學教席。

1968 發表演講和文章，積極推動德國高校的民主化改革；與學生運動代表人物發生爭端。出版《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和《認識與興趣》。

1989 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參與關於德國重新統一的爭論。

1994 榮休。

1998 參與關於克隆、基因技術和意志自由的爭論。出版《後民族格局》。

1999 參與關於科索沃戰爭和基因技術的爭論。

2001 訪問中國，在北京和上海發表演講。參與關於宗教的公共作用的爭論。

2003 公開批評伊拉克戰爭和美國單邊霸權主義。

2010 連續數月發表若乾文章和演講，闡述歐洲一體化項目面臨夭折的危險。9月，出版《關於歐洲憲法的思考》。

2013 《哈貝馬斯政論文集》（12卷本）最後一卷《技術官僚統治的漩渦》出版。

反思德國人的歷史責任：控訴海德格爾

於爾根·哈貝馬斯出生之時，正值經濟危機在全球爆發。生活上的重負不斷為德國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加溫，曾被視作民主理想的魏瑪共和國已經搖搖欲墜。後來的歷史學者常把哈貝馬斯和他的同齡人稱為“高射炮一代”（anti-aircraft generation），因為他們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在納粹德國時期度過，絕大多數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這個準軍事化組織的一個訓練任務就是讓這些十來歲的孩子操作高射炮，擊落德國本土上空的盟軍戰鬥機。

哈貝馬斯不是個例外，他曾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在15歲的時候接受命令操作過高射炮。實際上，哈貝馬斯後來透露他的父親在二戰期間是納粹“消極的支持者”，也承認年少時一度相信過所謂的納粹世界觀。

不過相比於同齡人，年少的哈貝馬斯依舊和極端民族主義保持著一定的清醒和疏離。這可能得益於他有唇齶裂這個先天性的身體缺陷。一方面，語言障礙讓他成為主流社會的“局外人”；另一方面，長期遭受周邊人的歧視也讓哈貝馬斯擁有更為強烈的道德敏感性。

1945年，二戰結束。這改變了德國歷史的走向，也徹底地改變了這位德國少年的人生走向。紐倫堡審判和關於納粹集中營的紀錄片，讓哈貝馬斯痛苦地意識到，他的德國同胞對猶太人慘無人道的迫害和血腥事實。巨大的衝擊不僅讓哈貝馬斯因自己民族的深重罪孽而感到羞恥和悲痛，也促使他開始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把德國的戰後重建當做自己理所當然的責任。

不同於雅斯貝爾斯、漢娜·阿倫特或西奧多·阿多諾，哈貝馬斯既不是猶太裔，也沒有遭受過納粹的迫害。他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並非來自赤裸裸的生命威脅，而完全出自於正視事實後的深刻自省。德國人在這場人為災難中應當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很多人沒有勇氣去回顧這段不堪的過往，這也包括了當時的德國學界泰鬥，馬丁·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從事哲學的引路人，哈貝馬斯的博士論文就把海德格爾的本體論作為論證的出發點。但是，當哈貝馬斯在1953年讀到剛出版的《形而上學導論》中的一段話時，這位虔誠的學生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無以複加的震驚”。《形而上學導論》收錄了海德格爾1935年在弗賴堡大學的講座內容。其中談到了“這個運動的內在真理和偉大”。哈貝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德國人不會誤解術語中的法西斯意味。

沒有任何猶豫，當時大學還沒畢業的哈貝馬斯，花了幾天時間寫了一篇嚴厲的批評，刊發在《法蘭克福匯報》上。在這篇聲討文中，哈貝馬斯並沒有大力譴責海德格爾在納粹統治時期的立場，他只是對海德格爾竟然允許1935年的講座內容不經修正就直接發表、在二戰結束多年之後依舊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怒不可遏。

這篇文章剛一發表就引起了德國知識界爆炸性的大討論。有些人讚賞他的勇氣，但更多人在為海德格爾辯護。海德格爾本人也對此全盤否認。另一方面，哈貝馬斯與海德格爾的論辯，開啟了此後30年德國對二戰歷史態度的大辯論。1986年，大批歷史學者響應西德總理科爾的“新歷史政策”，試圖通過對納粹行為的無罪化，為修正主義的歷史書寫做鋪墊。57歲的哈貝馬斯在《時代周報》上疾呼：德國人的道德認同與“承認對納粹罪行的共同責任”緊密聯繫在一起，需要“批判地繼承”德國的歷史傳統。

如今回看青年哈貝馬斯對海德格爾的批判，這場論辯的雙方是如此的懸殊：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哲學大師，一方是年僅24歲的大學生。但這場爭論標誌著哈貝馬斯正式登上了他所稱的“公共領域”的大舞台，半個多世紀以來履行著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責任。

重建戰後德國的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對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有清晰的看法。他認為，一個人不是僅僅因為是思想權威或具備專業知識，就擁有了知識分子的身份。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是因為這個人積極參與對話，提供讚成或反對一件事情的觀點。從質疑海德格爾開始，哈貝馬斯讓自己置身於形形色色的論辯之中，他相信在他搭建的“交往行為理論”的大框架下，真理總是越辯越明。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全世界都彌漫著一股反叛的氣息。西德的左翼激進力量難以抑製，一群左翼的武裝分子分裂成為恐怖組織，在西德境內肆意縱火、綁架和謀殺，最終誘發了改變整個西德政治氣候的“德國之秋”事件。一些保守派學者把激進帳子的思想根源歸結到法蘭克福學派所主張的批判理論，這讓哈貝馬斯坐不住了。

在向松特海默的反擊中，哈貝馬斯斥責他把批判理論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與自由保守主義者之間的這場持久論戰，不僅是圍繞“啟蒙”這個主題的學術論辯，也是在公共領域中對抗上世紀70年代末西德急速轉向保守的政治氛圍。

在這場趨向兩極化的對抗中，哈貝馬斯仍然相信“交往理性”的存在，也相信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判斷標準：知識分子能否被大眾認可，完全取決於論點能否在公共討論中得到驗證，而不是把自己的解釋強加於人。

1981年，哈貝馬斯完成了兩卷本《交往行為理論》，這部代表作讓他正式步入了當代最受關注的思想家行列。這幾十年間，他也用公共領域的論辯實踐來佐證自己的體系王國。

期盼沒有國界的“世界公民社會”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德國統一的進程，哈貝馬斯也逐漸將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政治理論、法律和宗教問題之上。當無數德國人為柏林牆的戲劇性倒塌而湧上街頭歡呼雀躍之時，這位一直“唱反調”的哲學家，試圖和急劇的歷史轉折保持距離。國土的統一讓他擔憂，強權民族主義的觀念也在人們不察覺間慢慢複辟。相比於“統一”，他更喜歡“聯合”的說法。

德國統一的既成事實，讓哈貝馬斯擔憂德國的大國妄想症可能會舊病複發。早年的經歷和對納粹歷史的思考，讓他根深蒂固地懷疑民族主義和以此為基礎建構的民族國家。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嗎？哈貝馬斯遵循康德的世界公民觀，構想出一個理想的未來世界形態：以民主形式實施社會自我調控的“世界公民社會”，而歐盟就是這個理想社會的雛形。

如今，整個歐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個人，像哈貝馬斯這樣熱切期盼著有朝一日，歐洲能夠成為一個沒有國界之分的政治統一體。

對於歐盟分崩離析的困境，哈貝馬斯認為，答案絕對不是像英國脫歐這樣的民族主義的退縮，而是應當改變精英主義的管理模式，加強橫向的決策機制。也就是說，問題的根源在於德國和法國等大國政府在歐盟中的霸權地位，剝奪了大多數成員民主決策的權利。

在歐洲一體化的討論之後，哈貝馬斯轉而開始關注國際法。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他因撰文支持北約的軍事乾預而飽受詬病。四年後的伊拉克戰爭，哈貝馬斯又批評了美國的出兵政策。上世紀90年代以後，哈貝馬斯還參與了基因技術和生命倫理等公共話題的論爭，時時讓自己成為飽受爭議的人物……

究竟是什麽，讓這位年近九旬的思想家一生持續地介入公共事務，在各種激烈的論辯中立場鮮明地烙下自己的印記，即使遍體鱗傷也在所不惜？是易於憤怒的性格嗎？媒體倒是常把哈貝馬斯描繪成一個憤怒的老頭。至少，哈貝馬斯肯定知道打破沉默的代價。他在2004年的訪談中表示：“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在生活中學會面對人們的惡意。有時承受惡意會長達幾十年之久……但如果說有一件事不能容許的話，那就是變成犬儒。”

撰文/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