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脫歐論者和川普的能量源於精英的失敗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當代西方社群主義最著名的理論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講席教授”之一。

本文由吳萬偉譯自Michael Sandel: “The energy of the Brexiteers and Trump is born of the failure of elites” BY JASON COWLEY。譯者為愛思想網特約作者。

詹森·克沃利（以下簡稱問：）我們從脫歐說起嗎？此刻在英國已經非常臨近了：留歐一方在民意調查中仍然佔優勢，但是自從對話轉向移民、滲透性邊界和歐盟內移民勞工的自由流動之後，差距已經大幅度縮小。是什麽力量推動了英國人脫歐的欲望？

邁克爾·桑德爾（以下簡稱答：）作為外來的觀察者，我覺得自己並不合適就英國應該如何投票提出個人的觀點。我認為這裡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脫歐是否對歐洲有好處，另一個是脫歐是否對英國有好處。在我看來英國繼續留在歐盟對歐洲是有好處的，但是對英國是否有好處就需要英國選民做出決定了。

辯論的很大一部分是有關經濟的，如就業、貿易和繁榮---但是我隱約感到選民的決策與其說是經濟倒不如說是文化和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等問題。

問：從表面上看，英國似乎是個被壓抑下來的平靜社會，但是我們已經經歷了情感的大爆發。2014年我們進行了蘇格蘭獨立公投，幾乎看到了英國的解體。如今我們迎來了是否繼續留在歐盟的全民公投。為什麽有這麽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為什麽英國人這麽焦躁不安？

答：我認為你描述的焦躁不安反映了人們對在當今世界大部分民主國家看到的對民主普遍的焦躁不安。人們普遍對政治、政客、現有政黨感到失望和沮喪。這裡有若乾理由；其中之一是公民對大部分民主國家公共話語中的空洞詞匯感到沮喪。對大部分人來說，政治沒有能解決最重要的和公民最關心的重大問題：什麽構成公平正義的社會，以及公共利益問題、市場角色問題、作為公民意味著什麽的問題。第二個沮喪之源是人們越來越感到無法控制那些支配我們生活的力量。民主自治工程似乎在逐漸擺脫我們的控制。這可以解釋整個歐洲和美國出現的反對現行體制和政黨的政治運動崛起。

問：脫歐論者的關鍵口號之一是重新獲得控制權。為什麽這個口號在這麽多人中引起共鳴？你對這種論證有某種同情嗎？

答：啊，我的確認為它能引起深刻的共鳴。我認為這不僅出現在英國，在美國政治選舉中，在整個歐洲的反對現行政黨的運動中，我也看到這個現象。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的共同主題是奪回控制權，恢復對支配我們生活的勢力的控制，把民眾的聲音表達出來。

至於我是否同情這種情緒，我的確同情，但我並不同情所采取的很多實際政治形式。

上一代主流政黨的最大失敗之一是沒有能嚴肅看待民眾的渴望，沒有直接回應民眾覺得自己在塑造支配其生活的勢力方面有發言權的訴求。這部分是民主問題：民主在實踐中到底意味著什麽？這也與文化和身份認同問題密切相關。失去權力的無力感（disempowerment）部分就是自治工程失敗的感受。當它與邊界問題和重新確立對邊界的控制的欲望結合起來時，還顯示出失去權力的無力感與民眾的身份認同受到圍困的危機感密切聯繫在一起。

工人階級選民中的大部分不僅感受到經濟把他們拋在身後，而且文化也把他們拋在身後，他們的尊嚴之源、勞動尊嚴等因為全球化的發展、金融的崛起而遭受侵蝕和嘲弄，政治光譜中的各個政黨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經濟和金融精英和現有政黨的技術官僚身上。我認為在上一個年代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趨勢的展開。刺激脫歐情緒的很多能量之源就產生於精英的失敗，現有政黨的失敗。

問：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趨勢是整個歐洲的主流社會民主黨的失敗---包括工黨在內。曾經受到中間左派激勵並支持中間左派的許多人如今受到左右兩邊的民粹主義運動的吸引。為什麽社會民主黨失敗呢？

答：社會民主黨迫切需要重新恢復元氣，因為在過去幾十年它已經喪失了道德和公民能量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管理機構，對政治采取技術專家的立場。它喪失了激勵工人階級的能力，它的視野、道德立場和公民訴求已經動搖，行走起來步履蹣跚。在二戰後的兩代人中，社會民主黨的確擁有充滿活力的視野，創建和鞏固了福利國家體系，表達了福利國家的理想，約束了不受控制的市場資本主義的過分行徑，扮演了抗衡資本主義威力的角色。

這是社會民主黨的存在理由（the raison d’être），它與更大的理由聯繫在一起，即賦予不在階級體系上層的人們、工人階級和普通男女以權力，並且培養一種團結意識和對公民素質的理解，正是這些讓整個社會都感受到我們是休戚與共的一個整體。但是，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裡，這種目的意識喪失了，我認為它開始於羅納德·裡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時期。

問：你是說20世紀7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你所說的“市場必勝主義”的到來？

答：是的。就是從那裡開始的。但是即使在裡根和撒切爾從政治舞台消失，被中間偏左政治領袖如美國的比爾·克林頓、英國的托尼·布萊爾、德國的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取代之後，這些領袖並沒有挑戰裡根撒切爾時代市場信仰背後的根本假設。他們變得溫和，但鞏固了這些信仰和假設，即市場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結果，中間左派開始重新獲得政治權力，卻沒有重新想象社會民主黨的使命和目的，這些都變成空洞的不合時宜的東西。到現在為止，這仍然是尚待完成的工程。

問：甚至在金融危機之後仍然沒有完成，雖然左派的許多人認為這是社會民主黨的大好時機。

答：不錯，我認為我們很多人期待金融危機將標誌著不受約束的擁抱市場信念的時代的終結，有關市場在良好社會中的角色和範圍的新辯論的開始。但令人傷心的是，金融危機之後，雖然我們有關於監管改革的辯論，但辯論的範圍非常狹隘。我們甚至沒有對市場到底應該在社會中扮演什麽角色的根本性辯論。結果，社會民主黨不僅喪失了論證能力，而且沒有能力提出公正的社會的願景；沒有能表達民主作為一種自治的概念。它的傳統選民---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對社會民主黨喪失信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他們不再相信社會民主黨能夠作為更新共同體意識和相互責任或者實現集體的民主工程的工具。

問：是否也因為1970年代中期到後期的經濟失敗、戰後共識的解體、停滯性通脹等導致人們對國家的信任已經喪失？

答：我認為那促成了人們喪失對國家的信心，但我認為對國家喪失信心的另外一個根源是傳統上的民主國家的首要目的之一是作為自治的工具，讓公民能夠在如何被管理的問題上發表有意義的看法。但是今天，國家似乎更多成為有意義的政治參與和自治的障礙而不是實現自治的工具。社會民主的任何複興都要求不僅表達公正社會的概念，而且表達能夠更新民主承諾的政治參與的形式。

這與表達公平正義的社會的概念同樣重要，成立能夠振興作為自治工具的民主工程的機構和公民實踐。現有國家沒有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當人們觀看歐盟的時候，他們也感受到它不是民主自治的工具。所以我認為，民族國家和歐盟在這方面都是失敗的。

問：那麽，我們該怎麽辦？我猜想這讓我們英國人走向脫歐？

答：它留給我們的是潛在的後衝反應。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我覺得視之為後衝是錯誤的，它的表現是我們討論問題的方式---簡單地認為民眾突然變得內向，反對移民似乎是民眾沒有頭腦的偏執狂，是愚昧無知的民眾胸襟太狹窄。非常重要的是，支持留在歐洲的人能夠提出歐洲概念，這種概念能開始應對有意義的自治和發言權的渴望，但這個願望至今沒有得到滿足。

問：歐盟作為擁有自身社會標準和規則的社會市場的情況又如何？它有潛在的進步性嗎？它能從外部強製主權政府推行某些跨越國家的有利於工人的立法。

答：在政策結果方面，它有潛在的進步性，但是這還不夠。一個管理型的國家，無論其社會管理可能多麽有效和值得向往，都不足以贏得民眾的支持，除非這個管理過程與民主過程聯繫起來，在民主過程中民眾認為自己是有發言權的公民，自己必須發達意見。

讓歐盟擬訂約束市場力量，保護工人權利和保護環境，保護健康和安全的社會管理規定是值得向往的。所有這些都很好，但是它還不夠，我認為它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除非它讓民眾感受到他們不是在聽從布魯塞爾的看不見面孔的官僚機構的指教。即使那些看不見面孔的官僚擬訂了非常好的社會立法，民眾渴望發聲，民眾希望發言，民眾渴望更加充滿活力的民主體制。忽略這種感受是個嚴重的錯誤。

問：更籠統地說，自由市場的全球化能夠得到約束嗎？我們能否進入一個更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經濟時代？請考慮一下川普的言論。

答：我不同情川普的政治，但我的確認為他的成功反映了現有政黨和兩黨精英的失敗，他們沒有能表達我們在大部分中產階級身上看到的失去權力的無力感。主要政黨沒有能談及這些問題。川普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大部分工人階級的感受，他們不僅被經濟拋棄，而且文化也不再尊重工作和勞工。

這與最近幾十年給予華爾街和在金融領域工作的人的巨額獎勵、美國經濟的越來越嚴重的金融化、製造業的衰落和傳統工作的衰落有關。還有一種意識是不僅就業崗位通過各種貿易協定和技術進步而喪失，而且與這些協定和技術有關的經濟利益並沒有進入中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身上而是流進上層精英的口袋。那是一種不公平的意識，更重要的是，政黨政治的本質---我說的是美國的情況---自從克林頓時代以來已經嚴重依賴雙方---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指望金融業為其提供選舉資金支持。

問：比如，人們可能想到克林頓家族與高盛集團的關係。

答：啊，你有了一個例子說明民主黨如何變得對華爾街如此友好，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成為政治中的金錢勢力或者對金融業及其對政治的影響的有效抗衡。這就是為什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雖然不能贏得民主黨提名，卻能夠比任何人想象的還要成功得多。最初人們覺得他是邊緣性的候選人，只能贏得5%或10%的選票，但他在民主黨的初選中在很多州都幾乎與希拉裡·克林頓達成平手。誰也沒有想到這種情況。

民主黨的主流如此親密地擁抱金融業以至於當談及金融危機時或者在此後的有關監管方面的辯論時，它不能提供有效的抗衡。奇怪的是，來自右派的川普和來自左派的桑德斯有很多重疊之處。他們都批判給跨國公司和金融業帶來好處卻沒有在實際上幫助工人的自由貿易協定。

桑德斯大肆批判金錢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川普雖然是個億萬富翁也求助於民眾對金錢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憤怒情緒，至少在初選的時候，他能夠聲稱他自己支付競選開支，不依靠華爾街。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方向不同，兩者都觸及我們看到的民眾對主流政黨的失敗的沮喪和失望。

問：市場的局限性何在？在溫和社會民主陷入危機的時候，替代市場必勝主義的選擇是什麽？

答：約束對不加批判地擁抱市場的唯一方法是複興公共話語，通過更直接地參與有關價值觀的辯論。社會民主黨已經變得更少管理色彩和技術專家色彩，必須回到從道德和公民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的過分行徑的根源。在公共哲學或意識形態層面，它還必須提出公平社會的概念，必須提出公共利益的概念，必須提出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概念，因為這些與民主和賦權密切相關。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當今任何社會民主黨都還沒有實現。

複興的社會民主黨對市場威力的反應是試圖提出有意義的自治機構，全球化時代參與性民主的形式，因為權力似乎流向了跨國機構和各種協會。非常重要的是，找到提升參與性民主的方法。這要求政治想象力和政治勇氣。這是長期工程，仍然是個巨大的挑戰。但是，除非我們在更大的挑戰中取代進步，否則民主政治將仍然是脆弱的，在我們見證的後衝力衝擊下根本沒有招架之力，無論是英國的脫歐還是歐洲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或者美國的川普。

有一個替代選擇----但這個選擇是超越以現有政黨和精英為特徵的管理的技術專家型的政治途徑，重新與民眾關心的大問題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