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身勾勒頒布灣文學的脈絡之外，朱西甯先生和朱天文、朱天心全家同時是另外一個視點當中的台灣史。他們固然也是以作品的方式負載著，但同時是以他們的家庭故事、傳奇式的人生在傳遞著歷史。——戴錦華
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灣現代主義書寫的實驗。——張大春
張愛玲在他的小說中找到國人失去與錯過的一切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78期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發自北京
全文約8352字，細讀大約需要1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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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墳哪兒去了？
宿遷鬧市區的楚街。整齊劃一的時尚酒店、古董商鋪，標配的灰瓦紅梁，人流熙攘。朱天文和朱天心覺得好玩，又有點頭暈目眩。若不是同行的親戚還記得大概方位，她們壓根沒法辨認祖輩們仙去後棲身過的方寸之地。
“原來就是一塊棉花田，旁邊是大豆田。荒涼得很。”姐妹倆回憶。“現在上頭就是個餐廳了，虧得姑奶奶們的後人能認出來，說是哪口井、哪棵樹，我們於是就約在餐廳門口見。”
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生長於台灣。父親朱西甯心心念念的故鄉有兩個：山東臨朐，和他的出生地宿遷。
“我們在台灣的身份證件上填的籍貫都是山東臨朐，1988年跟著父親第一次回大陸的時候，才知道老家竟然在蘇北的宿遷。原來百年前，父親的爺爺從臨朐出發，帶著妻兒出去討生活，也不曉得要去哪裡，就往南去吧。一直走到宿遷。有一天在井邊打水，一個地主看到這壯漢（朱西甯父），打的第一盆水是給他父親洗乾淨，還為他準備飲水。能吃苦，又本分，就留他們下來當長工。從此朱家才在宿遷落腳。”朱天文描述。
轟轟烈烈的大陸建設潮，改造甚或抹去舊時的家園，對經歷過台灣經濟提速、城市更新的朱天文姐妹，本也不會太過驚奇。2018年秋天，為《他們在島嶼寫作》的朱家篇拍攝紀錄片，她們再一次返鄉。這一回，“文明城市示範街”的建築把朱西甯親手修葺過的朱家祖墳舊址蓋得嚴嚴實實，徹底從視野裡清零。
“一直想找的黃河廢古道，全部成了生態公園。還要走到很遠很遠的白馬湖，再過一個非常浩渺的湖，到了湖對岸的一個小沙洲，才看到父親筆下所謂的下湖。”
那麽在乎故鄉，為了修族譜、建祖墳、老家孩子上學傾盡力量的父親，在天上有知，會不會難過？
朱天心覺得還好。“他固然在人世間有一個身份是為人子，可父親很早就告訴我們，道統重於血統。我覺得他對血緣也盡了責任，是可以超越這些（變遷消逝），甚至笑著面對的。至於尋什麽什麽不遇，這也是那一代人或是我們的真實處境。你在歷史上這頁翻過去了，一點痕跡都沒，只能用文字、用其他的什麽來保留它。”
朱西甯很早就意識到，唯有文字可以永恆。他畢生大半時間筆耕不輟，被譽為“最後一位民國小說家”、“台灣第一位新小說家”。只是因了外省人身份，在島內被有意忽視。大陸也是直到近60年後，才出版他早期的經典小說《鐵漿》與《旱魃》。
讀朱西甯的作品，與探尋這個文學世家的生命旅程，難言輕鬆。儘管朱西甯本人反對用“原鄉作家”來定義自己，但唐諾認為，拋開文學評論取向，正是朱西甯長達一生的書寫，幫助作者不斷地踏上返鄉之路，最終抵達精神的家園。
血性
朱天心穿得素樸，樣式簡單的棉布衣褲，襯得眉眼越發清明透亮。初次在老家見到朱家後代，她發覺“那務農的、做黑手的、剛放學的……皆一臉雀斑、見人就臉紅的神情，哇好像在照鏡子，我既吃驚也眼熱，原來自己（的雀斑臉）並非石頭裡出來的。”
過得再拮據，朱家餐餐都像除夕團圓飯，一定擺妥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在他家住過的阿城曾經邊抽煙鬥，邊望著那一桌驚歎：“真是山東農民！像要下田乾活兒似的頓頓扎實！”
雖然朱西甯一步不曾踏進山東，但摘高粱葉兒、栽紅芋、抓螞蚱、牲口打號子，夏天躲伏、冬天烤火的民俗農情，臨朐、宿遷兩地相差無幾。
少時顛沛，成年後遷去台灣，而立之後動筆寫《鐵漿》的朱西甯，緣何可以將童年記憶保有得如此清晰，把農耕世相寫得那麽充滿質感？
“我猜他幼年就是一個寂寞的小男孩在鄉村裡頭，跟屁蟲似的整天跟著爺爺奶奶。老人們也只好編造故事給父親聽，裡頭會混雜很多山東的風土人情，故事傳說。那些道聽途說，恐怕已經比他當時所處的世界更生動鮮活吧。”朱天文這麽看。
新書發布會上，演員趙立新選擇了《鐵漿》中最為戲劇和濃烈的一段朗讀。為了與老對手沈家爭奪官鹽承包權，也為了一雪父親孟憲貴被打敗的冤罪殺機，孟昭有展開了孤注一擲的血拚，以自殘的方式激將對方，只求為家族贏得主控權：先是在小腿上插匕首，後來齊根剁了三個手指。不分勝負後，他實施了最後一回合的較量，將血紅滾燙的鐵漿像灌進沙模子一樣灌進自己張大的嘴巴裡，“凝固的生鐵如同一隻黑色大爪，緊緊抓住這一堆燒焦的爛肉。一隻彎曲的腿，主兒的還在微弱地顫抖……”
莊戶人的俠義、有種在書中不斷湧現。《賊》中，怯懦的狄三因母親病重偷了主家的首飾，未曾想長工魯大個兒冒著族人的敵視，挺身而出為他頂罪。《劊子手》裡，受刑的漢子把鄉董殺了，提著血刀上衙門投案，衝著堂上老爺們將唾沫吐過去，罵道“我莊稼戶唾沫是吐到手心裡做活的，今天吐你們贓官，算我這口唾沫白糟蹋了” 。
到《鐵漿》，生的渴望與強韌、死的悲憤與尊嚴，更是到達極致。張愛玲因此讚美這本小說集，有如“戰國時代的血性，在我看來是我與多數國人失去了錯過的一切。”
但血氣之勇逞罷，剩下的恐怕只是鬧劇和無力感。廈大台灣研究院助理劉奎指出，清末民初乃中國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轉折時代，而沿海省份山東所感受的歷史晃動尤甚。小說裡的鄉間小鎮即將鋪設鐵道，必然遇到鄉民的抵抗，因為會破壞村鎮風水，類似的情景在《旱魃》中呈現為鄉民毀壞電線杆，因為“電線杆”的杆與旱諧音。
問題在於，火車所帶來的現代化完全淘汰了舊的運輸方式，加之後人的蒙昧和不進取，都讓孟昭有驚絕一時的自我犧牲徹底失去了價值。鄉土社會既有的儀式和尊嚴、倫理和道德，也逃不脫崩解的宿命。
有讀者感歎，“那樣撼人心魄的時代和寫法都早已一去不複返了吧！”長期從事比較文學、後現代研究的戴錦華，直言自己是朱家姐妹的粉絲，但從沒讀過朱西甯的作品，“是一種熟悉的寫實，意味著某種我們在現代中國文學和80年代以後的大陸文學當中，逐漸生長出來的那樣一種文學基因。”
話音婉轉，意思卻是明了的，還是有些“傳統”和不合個人趣味。
對於朱西甯悍厲、乾脆的文風，少見異議。讀他的小說，在鮮活的畫面感和細節之外，常會有心口提著的緊張與被錘擊的痛快。莫言形容朱西甯的語言“強悍、飽滿、意象豐富猶如激流飛瀑。這樣的語言需要奔跑著閱讀，這樣的語言扔到水中會沉底。”還直言，如果早幾十年讀到，怕也不會有勇氣寫《紅高粱》了。
底色溫柔
沒到晚年，朱西甯一頭浪花般翻卷的銀絲，只剩鬢角的一點黑，被老三朱天衣打趣“八哥會拿去父親的銀發做巢”。身板清臒，鼻梁照挺，下頜骨的線條幾如直尺。朝向遠方的眼神，卻柔和得似乎可以包容天地。
唐諾說，“朱先生年輕的時候非常俊美，一輩子沒有重過50公斤，到老滿頭白發，非常好看的一個人。看天文、天心長得不錯，其實是不及她父親的。”
這樣一個人，卻可使出強悍凌厲的筆調，刻畫出一眾個性鮮明的鄉野人物。
身兼閱讀達人與朱家家人的雙重身份，唐諾看朱西甯，強烈之外終有一層溫柔的底子和悲憫。“和魯迅的口誅筆伐不同，朱先生不會像鉛一樣一沉到底。對人性可能的勘探，較之他人更添幾層婉轉迂回。這或許和他的宗教信仰相關。”
朱西甯曾告訴唐諾，真正的悲劇不是善跟惡的衝突，因為善惡本不相同，“了不起就是說哪一個獲勝的時候是讓你欣慰開心還是讓你難受而已。他說真正讓我們有意識的悲劇是善跟善的衝突，即我們所說的價值之間的衝突。”
他的小說《破曉時分》寫的是一個審判時候連呼“威武”的年輕衙役，第一天上工就碰到一個偷情的案子，女生要被浸豬籠。最後到底是個冤獄。然而朱西甯無意把審判官老爺們寫成沒心腸的壞人，“沒有人有心要讓審判歪曲。可是經過整個過程，不知道為什麽走到後來，就成了一個叫人歎惋的冤獄。”唐諾解釋。
收入《鐵漿》裡的《賊》，以目睹招賊抓賊全過程的孩子視角來寫，其中的父親（大先生）體恤狄三的懦弱，也會斥他“敢做不敢當，差勁兒”，還在魯大個兒勇敢承擔、受罰後，給魯敷藥，安排好妥帖去處。朱西甯無疑對大先生這樣世故通達的明智者懷有偏愛——如同沈從文、錢穆乃至新時代尋根文學筆下的鄉賢，好像可以把殘酷紛亂的世界給解開來，對鄉間社會的安穩至關重要。
“有些時候太強烈會有危險，像魯迅或朱天心都會有。朱先生肯多看你一眼，他肯給別人機會。”唐諾說。
朱西甯夫婦加三個女兒，五個B型血。朱天心調侃父系如父親和六姑清嚴正直幽默、凡事入眼入心，母系則好玩好吃，依賴退縮怯懦，而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貫之。“我看人很容易看到缺憾的部分，非常非常敏感。該做的要做，該得罪、該決裂的，也絕不含糊。”
1976年，客居台灣的胡蘭成搬到朱家隔壁暫住，開講易經和禪學，文壇各路人馬絡繹不絕來聽講，朱家進入“鼎食期”，出現“不得不采以拿破侖陣列式，分批次幾人一組，盛飯盛湯後行禮如儀，分別捧碗退下的盛況”。到80年代中期，蔡琴、楊德昌、侯孝賢、詹巨集志、張大春也成為朱家的常客，朱家成了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策源地。
再忙亂，朱西甯也會騰出時間給到訪的年輕學子講解和指點。漸漸長大的朱天心覺得父親有點離譜了。“他對學生耗費了過多的時間。有學生把很爛的習作給他看，他也當成一個大師之作認真地讀，認真地給別人意見。有一次我直說，某某人其實是要來追天文的，不是來那什麽（求學）的。可是父親就說，他在流亡時期那麽地癡心文學，他覺得那個時候只要有一個前輩可以在關頭上點撥一下，他便可以少走多少彎路，從此可以有一個很不同的創作景象。”天心有些釋懷地笑，“所以他用這個心來對待那些大量的來追姐姐的年輕人。”
回，不回
冬天的台灣，雪是稀罕物。媒體報導裡，朱天心清晰記得這樣一幕：“四五歲的時候，很冷的一個清晨，父親把我們從被窩裡挖出來。我們很不情願被帶到房子外面，第一次見到葉片上是白白的。他好小聲對我們說：這就是霜。老家的冬天，早晨都是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小聲，好像怕驚破了這個畫面。”朱天心說。
如此濃鬱的鄉愁，緣何在22歲的那年，毅然做出棄文從軍的決定，南渡來台？女兒們多年後方才明白。
朱西甯祖父為清朝讀書人，後舉家受洗，祖父成了傳教士。抗戰期間，家族為參與遊擊隊進行地下抗日而加入幫會，但也因此被逐出教會（或為遷徙至宿遷的主因）。在杭州藝專時，朱西甯讀到與左翼作家風格迥異的張愛玲，對文學世界的興趣由此洞開。於是，從遍地戰火走來，唯獨一本《傳奇》始終塞在背包裡，不曾放下。
另一面，兄姊們不是參加北伐就是抗日，也給朱西甯的愛國心和政治傾向播下種子，內化了他的民族胸襟。
1949年，應孫立人招募，朱西甯隨軍來台。後來因為文才被提拔，成為與司馬中原、段彩華等齊名的軍隊作家。
“北伐時的革命軍是有光輝的，不是我們認識的後來那個腐化的國民黨。孫立人這位名將是西點軍校出身，七年新軍，有別於黃埔軍校的系統。父親棄學從軍是熱血而又鄭重的抉擇。他說服了最親的六姐和兩位高堂，親自送他到當時的南京立志社應征入伍。”年歲漸長，朱天文才悟出其中原委。
當1949年花果飄零，各自選擇去路的時候，朱西甯對於孫立人的追隨和他堅持的信仰不曾磨滅。幾年後，“孫立人案”發生，一代名將成為權力鬥爭和獨裁統治的犧牲品。朱西甯心中鬱積的不平，多年後才借由一份自辯文剖白。
那是1994年的一個兩岸三地研討會，有位評論家寫了一篇《懷鄉作家的原鄉情結》，把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作品歸為“懷鄉之作”。年屆古稀的朱西甯一生不曾為自己的作品做過任何解釋和辯白，居然寫了一篇《豈與夏蟲語冰》去回應。
“這篇文章裡，他白紙黑字地寫道，《鐵漿》寫的是家天下的不得善終。”朱天文在新書發布會上道明。原來，鄉野人物的傳奇、蒼涼的北國生存意象、底層鄉土社會的守舊和危機裡，包裹著的是對孤傲孫將軍的忠誠、對權力傾軋的憤怒。
像那時的數萬南下同路人一樣，朱家住過一個又一個的眷村。從鳳山到桃園，從板橋到內湖……客廳往往不是放著床，就是放著碗櫥、米缸和縫紉機的雜物間。板橋的浮洲裡淹大水，整個眷村淹到屋頂差一截，姐妹們跑到鄰居家的小閣樓上看著樂：“鍋子瓢盆都漂了，我們就站在裡間，腿都泡在水裡頭。床邊的那個鞋子也漂啊漂。”因為這場台風和洪水，孩子們才知道他們其實住在一個沙洲上。
搬到內湖，夫妻倆才加蓋了婚後第一間屬於他們的臥房，可放下兩張書桌和一個書架——多年眷村生涯裡的頭一遭。
即便如此，朱西甯也從沒考慮買房子。看侯孝賢的《童年往事》，裡頭父親死後，母親坐在榻榻米上幽幽感傷。家具一定要買竹的，這樣回家（大陸）的時候即便丟了也不心疼；厚重、穿不上的冬衣要收著，再窮都不能變賣，不然等到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費？這深深戳中了朱西甯，因為“人同此心”。
“買什麽房子，安家落戶的，就不打算回去了麽？！”父親的執念，長年蓋過了女兒們對更大空間的渴望。
關於外省人的命運，朱天文寫過小說《小畢的故事》等作品。朱天心則借由寫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終於明白，那些年間，父輩們為何從未把島嶼當作落腳生根處，“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
解嚴那年，天好像被“哐當”砸開一道口子。隨後，眷村拆除，成為歷史。對一群人，這是一個更開明時代的起步。對另一群人，卻是信仰幻滅的過程。“當初，父輩來台灣，付出了他們的自由、青春、健康甚至生命。天翻地覆之後，支撐他們可以過窮苦日子的這個信念變成了笑話一場。他們的黨派、外省身份，有意被忽視，包括他的作品、他的存在。這個部分我是非常非常地替父親不平的。”採訪時，朱天心說到這裡，胸口有些起伏。
從眷村走出，朱西甯終於在景美的山上買下了一個二層樓的小屋，從此居有定所。唐諾記得，“當時朱老師心情非常差，真的要安家在這裡了嗎？”
從那時起，生活了30年的島嶼，成為朱西甯和女兒們不得不去正視和認同的歸宿。
實驗與焦慮
無論心情如何，朱西甯在文學上的革新嘗試早早便開始。大陸1980年代出的一本台灣文學合集《愛的陷阱》中便有朱西甯60年代末的轉型之作《冶金者》。
農業文明與寫實文學的世界，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透明，完整。發展到現代城市，“你可能跟一個人擦身而過，一輩子就這麽一次，即使對他有感覺，也不知道他從何而來，去到哪裡，所有的故事都沒有了，變成碎片。”唐諾指著我手上的書封皮說，朱西甯後來的《冶金者》、《現代幾點鍾》明顯的“反情節、無主題”。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天文姐妹也覺得，父親寫的東西不太能看懂了。張大春直言，“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灣現代主義書寫的實驗。”
轉型在兩代人之間，前後發生。
對朱天文和朱天心來說，從眷村到台北，是一次具有斷裂感的辭鄉。仿佛甩掉了從前意識形態鬥爭的包袱和沉沉的“家國”夢，卻又多了一層現代意義上的焦慮與困惑。
王德威說，朱天文“越過顧影自憐的藩籬”，將眼光從遙想的“家鄉”轉移到台灣本土，寫作題材也開始轉變。從《世紀末的華麗》到《荒人手記》和《巫言》，都市人無根無依，道德在小說中越來越退場。但因著早期的理念與教養，朱天文的頹廢裡依然浮現著傳統的味道。
而朱天心越來越著重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的種種表達。我是誰？鄉歸何處？詰問在後續作品中如影隨形。現實當中，她和同道聯合發起社會組織，針對政治人物撕裂族群的言論進行批判。
10年前，朱西甯去世，朱天心猶如斷線風箏，驟然失去重心。父親的離去意味著“居然你也有至親的墳可上了”，但更可能預示著某種想象和期盼的凋零。
為父親而寫的《漫遊者》，仿佛是在世界各地的遊蕩裡走回父親的原鄉。除了抒發思念，還有另一重的表達。“他們這一輩（外省）人長期被訕笑和凌辱，價值被踐踏。這一頁翻過去，要是我不再吱個聲的話，後人也不會有人知道。”
她說姐姐天文和唐諾一樣心如止水，而自己性子很急，“非得希望當下正義實現，對錯清楚。”但她也有調適。父親走後，她曾在紀念文章中質疑他1949年為何會隨同國民黨來台灣。然而漸漸地，她終於學會看人不以事後之明的懶惰分法，例如不再用意識形態、主義、信仰（及其所衍生的陣營立場）來分出一代的“好人”、“壞人”，而是好奇於分辨出心熱的、充滿理想主義、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種冷漠的、現實的、只為自己盤算的兩類人。“前者在任一時代，都有‘站錯邊’的可能，而後者，當然是‘從不會犯錯、絕不會被歷史清算、最安全舒適的’。此中有高下嗎？求仁得仁而已。”
永恆的謎
女兒們構建起了她們的文學空間，父親也在一天天老去。
不知從哪天起，朱天心的孩子謝海盟成了朱西甯最親密的夥伴。小海盟最津津樂道的是，什麽樣的騾耐力最強，“神聖糞金龜”（屎殼郎）如何能團成一團糞，如何對付一隻聰明狡詐的黃鼠狼。爺孫倆會在月黑風高夜出去偷摘別人家的香椿，回來拌豆腐好開心。
兩人還都是戲迷。海盟喜歡老生戲、三國，朱西甯喜歡俏花旦、醜角、猴子戲。“所以海盟鄙視公公那個看戲的品位是超級差的。兩個大頭一白一黑嘰嘰咕咕的，每次爭論要勾哪幾個戲碼（戲曲演出的節目），可以爭論好多天呢。那時候都覺得好像永久會是這樣子。”朱天心輕歎一聲。
看到晚年的朱西甯在稿紙上寫書，小海盟爭著寫頁碼。“從第一頁簡直像是個電線杆的1，到後來一個棍子兩個雞蛋無限大，到最後，因為寫了十幾年，海盟的字已經非常的工整娟秀。”
這本書稿，便是朱西甯花費後半生心血的力作《華太平家傳》，寫的是自義和團、八國聯軍、甲午戰爭到辛醜條約，紛至蜂起的不“太平”年代，主角卻是一個名字反諷的孩童。祖父華長老傳教辦學，莊稼漢和洋人管家父親營生興家，兩條主線並行。祖父不但用山東土語講聖經，為人看祖墳風水、勸化土匪，也能用老子“反者道之動”來解說亞伯之命。
捨棄了新小說的實驗，朱西甯以父祖之名構建了一座回憶之城，一個想象之國。現實中，基督教文明與中國文化融合之可能，恰是他畢生之所想。
在大陸，幾番見到朱天文，她都穿著淺金色絲緞對襟襖，黑色魚尾針織裙，一席薄如蟬翼的絲巾輕輕系著。聲音溫婉殷切，著實有幾分古早時代的雅韻風致。
朱西甯堅信作家與本民族文化就像血緣的關係。用《文心雕龍》書名前兩字為女兒取名，或許正是他的文學抱負與視野使然。上世紀70年代，為了更了解張愛玲，朱西甯開始訪問胡蘭成。接觸胡氏學說後，對於“中國本位”的執著使得兩人愈走愈近；兩年後他更將胡蘭成接到住所隔壁成為鄰居。在父親推動下，朱天文、朱天心聯合一批熱愛文學的年輕人合力創辦了“三三集團”與 “三三書坊”——希望喚起三千名“士”，實現那“無明目的大志”。最重要的方式，則是學習和傳播詩書禮樂。
朱西甯因此得罪幾乎所有老友。“最典型的是瘂弦叔叔公開回憶說過，父親邀他聽胡講課，他答：‘聽你個頭！西甯我們都是一起走過抗日戰爭的人，你怎麽會和漢奸在一起？’” 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裡回憶。
在很長的時間裡，她都將那時“荒廢小說”，極力供養“三三”與胡氏講學的父親，看作如同“敦煌壁畫裡一列列擎花持寶的供養人”。
再回首，朱天文說，自己錯了。“他寫《華太平家傳》，裡邊的仁人志士無非就是想盡方法，用一己所能一生所學，來面對五千年來的大裂變。父親一直很遺憾自己受的是新式的、教會裡的教育，沒有受過舊學。所以他碰到胡蘭成的時候，發覺胡是把儒教推到漢以前，父親就想把他的祖父、父親所做的儒家與基督教文明合一，給兩種看似衝突的文明彼此灌入新的力量。”朱天文說。“找到了這個，他滿是求知欲，所以他根本不管外界是什麽看法。表面上看，他好像有些年頭放棄了小說家這件事，其實他一直在寫。”
生命的最後歲月，朱西甯從樓上的書房移到樓下的客廳寫作，回到最初來台時的狀態。沒有電扇，就從屋裡牽個燈到外面，在藤椅上架上洗衣板，借著燈光寫。在朱天文的眼中，父親的那個小角落形同馬爾克斯《百年孤獨》裡奧雷裡亞諾上校的工作坊，“父親就像那個鍛造小金魚的上校。”
歲月卻跟朱西甯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
《華太平家傳》八易其稿。第七稿寫了33萬字，等朱西甯有天要重新看稿的時候，發現書稿竟然悉數被白蟻蛀空：向著書桌的那一面全部粉碎，三分鐘熱度即可吹散。寫作的人替他痛惜，他卻覺得，也許是上帝用一個委婉的方式告訴自己寫得還不夠好，於是從頭再來。
預計寫300萬字的《華太平家傳》，最終寫到55萬字中止。“本來《華太平家傳》是要寫出朱老師這樣的家族，最後一個人莫名其妙因為時代的變遷，流落到南方的小島，在那邊成家，種種，直到當下。應該是一個世紀之書。”唐諾唏噓，“天心有時候說，雖然她對父親死是非常悲傷，但也許這樣走也好。父親怎麽看待此後的景觀，她也不知道。《華太平家傳》真的寫到今天的話會是一個怎樣的筆調，無人知，因為這是永恆的謎。”
（參考資料：朱西甯新書發布演講，《台北的朱家文學俱樂部》，《以父之名》。實習記者牛岩青、郭雪岩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理想國支持）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