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園
我的父親
文｜汪曾祺
我父親行三。我的祖母有時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陰歷九月初九重陽節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親那一輩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廣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畫時有時也題別號：亞癡、灌園生……他在南京讀過舊製中學。所謂舊製中學大概是十年一貫製的學堂。我見過他在學堂時用過的教科書，英文是納氏文法，代數幾何是線裝的有光紙印的，還有“修身”什麽的。他為什麽沒有升學，我不知道。“舊製中學生”也算是功名。他的這個“功名”我在我的繼母的“銘旌”上見過，寫的是扁宋體的泥金字，所以記得。什麽是“銘旌”，看《紅樓夢》賈府辦秦可卿喪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嚕蘇了。
我父親年輕時是運動員。他在足球校隊踢後衛。他是撐杆跳選手，曾在江蘇全省運動會上拿過第一。他又是單杠選手。我還見過他在天王寺外邊駐軍所設定的單杠上表演過空中大回環兩周，這在當時是少見的。他練過國術，腿上帶過鐵砂袋。練過拳，練過刀、槍。我見他施展過一次武功，我初中畢業後，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輪船上，一個初來的偵緝隊以檢查為名勒索乘客的錢財。我父親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頭，從船上退過跳板，一屁股坐在碼頭上。我父親平常溫文爾雅，我還沒見過他動手打人，而且，真有兩下子！我父親會騎馬。南京馬場有一匹劣馬，咬人，沒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住它的嘴。我父親偷偷解開韁繩，一蹁腿騎了上去。一趟馬道子跑下來，這馬老實了。父親還會游泳，水性很好。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學的。
從南京回來後，他玩過一個時期樂器。他到蘇州去了一趟，買回來好些樂器，笙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胡、揚琴，甚至還有大小嗩呐。嗩呐我從未見他吹過。這東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戲班子，一般玩樂器人都不在家裡吹。一把大嗩呐、一把小嗩呐（海笛）一直放在他的畫室櫃櫥的抽屜裡。我們孩子們有時翻出來玩。沒有哨子，吹不響，只好把銅嘴含在嘴裡，自己嗚嗚作聲，不好玩！他的一支洞簫、一支笛子，都是少見的上品。洞簫簫管很細，外皮作殷紅色，很有年頭了。笛子不是纏絲塗了一節一節黑漆的，是整個笛管擦了荸薺紫漆的，比常見的笛子管粗。簫聲幽遠，笛聲圓潤。我這輩子吹過的簫笛無出其右者。這兩支簫笛不是從樂器店裡買的，是花了大價錢從私人手裡買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個理發店裡換了。他拿回理發店的那面琵琶又髒又舊、油裡咕嘰的。我問他為什麽要換了這麽一面髒琵琶回來，他說：“這面琵琶聲音好！”理發店用一面舊琵琶換了他的幾乎是全新的琵琶，當然樂意。不論什麽樂器，他聽聽別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學會，他彈過一陣古琴，說：都說古琴很難，其實沒有什麽。我的一個遠房舅舅，有一把一個法國神父送他的小提琴，我父親跟他借回來，鼓揪鼓揪，幾天工夫，就能拉出曲子來，據我父親說：樂器裡最難，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別看它只有兩根弦，很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子硬馬尾多，滴的松香很厚，松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面來了。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有時使勁拉一小段，我父親一看松香就知道我動過他的胡琴了。他後來不大擺弄別的樂器了，只有胡琴是一直拉著的。
摒擋絲竹以後，父親大部分時間用於畫畫和刻圖章，他畫畫並無真正的師承，只有幾個畫友。畫友中過從較密的是鐵橋，是一個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寫的小說《受戒》裡的石橋，就是以他為原型的。鐵橋曾在蘇州鄧尉山一個廟裡住過，他作畫有時下款題為“鄧尉山僧”。我父親第二次結婚，娶我的第一個繼母，新房裡就掛了鐵橋的一個條幅，泥金紙，上角畫了幾枝桃花，兩隻燕子，款題“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寫賀”。在新房裡掛一幅和尚的畫，我的父親可謂全無禁忌；這位和尚和俗人稱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禮法。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有點“胡來。”這條畫的兩邊還配了我的一個舅舅寫的一幅虎皮宣的對子：“蝶欲試花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我後來懂得對聯的意思了，覺得實在很不像話！鐵橋能畫，也能寫。他的字寫石鼓，畫法任伯年。根據我的印象，都是相當有功力的。我父親和鐵橋常來往，畫風卻沒有怎麽受他的影響。也畫過一陣工筆花卉。我們那裡的畫家有一種理論，畫畫要從工筆入手，也許是有道理的。揚州有一位專畫菊花的畫家，這位畫家畫菊按朵論價，每朵大洋一元。父親求他畫了一套菊譜，二尺見方的大冊頁。我有個姑太爺，也是畫畫的，說：“像他那樣的玩法，我們玩不起!”興化有一位畫家徐子兼，畫猴子，也畫工筆花卉。我父親也請他畫了一套冊頁。有一開畫的是罌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絢麗。一開是月季，題了兩行字：“春水蜜波為花寫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兩個品種，我覺得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見過父親畫工筆菊花，原來噱頭的顏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幾道。揚州有菊花名種“曉色”，父親說這種顏色最不好畫。“曉色”，很空靈，不好捉摸。他畫成了，我一看，是曉色！他後來改了畫寫意，用筆略似吳昌碩。照我看，我父親的畫是有功力的，但是“見”得少，沒有行萬裡路，多識大家真跡，受了限制。他又不會作詩，題畫多用前人陳句，故布局平穩，缺少創意。
父親刻圖章，初宗浙派，清秀規矩。他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有幾方刻得不錯，但是過於著意，很拘謹。有“蘭帶”、“折釘”，都是“做”出來的。有一方“草色入簾青”是雙鉤，我小時覺得很好看，稍大，即覺得纖巧小氣。《陋室銘》印譜只是他初學刻印的成績。三十多歲後，漸漸豪放，以治漢印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齋印存》，經常放在案頭。有時也刻浙派少印。我記得他給一個朋友張仲陶刻過一塊青田凍石小長方印，文曰“中匋”，實在漂亮。“中匋”兩字也很好安排。
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親的石頭是相當多的，他最心愛的是三塊田黃，我在小說《歲寒三友》中寫的靳彝甫的三塊田黃，實際上寫的是我父親的三塊圖章。
他蓋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劈砂”，這是朱砂裡最貴重的。大劈砂深紫色的，片狀，製成印泥，鮮紅奪目。他說見過一些明朝畫，紙色已經灰暗，而印色鮮明不變。大劈砂蓋的圖章可以“隱指”，即用手指摸摸，印文是鼓出的。他的畫室的書櫥裡擺了一列裝在玻璃瓶的大劈砂和陳年的蓖麻子油，蓖麻油是調印色用的。
我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致。他會做各種玩意。元宵節，他用通草（我們家開藥店，可以選出很大片的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西洋紅很貴，齊白石作畫，有一個時期，如用西洋紅，是要加價的）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著看。清明節前，他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隻蜈蚣（我們那裡叫“百腳”），是絹糊的，他用藥店裡稱麝香用的小戥子約蜈蚣兩邊的雞毛，——雞毛必須一樣重，否則上天就會打滾。他放這隻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線，是胡琴的老弦。我們那裡用老弦放風箏的，家父實為第一人（用老弦放風箏，風箏可以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子”）。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傅公橋麥田裡放風箏。這時麥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著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壟間奔跑呼叫，為樂如何？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一老了。夏天，他給我們糊養金鈴子的盒子。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塊一小塊，再合攏，接縫處用皮紙漿糊固定，再加兩道細蠟箋條，成了一隻船、一座小亭子、一個八角玲瓏玻璃球，裡面養著金鈴子。隔著玻璃，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裡面爬，吃切成小塊的梨，張開翅膀“叫”。秋天，買來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鏤刻出很細致的圖案，做成幾盞西瓜燈，西瓜燈裡點了蠟燭，撒下一片綠光，父親鼓搗半天，就為讓孩子高興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親死後，父親給她糊了幾箱子衣裳，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不知從哪裡搜羅來各種顏色，砑出各種花樣的紙。聽我的大姑媽說，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樣，能分出灘羊、灰鼠。這些衣服我沒看見過，但他用剩的色紙，我見過。我們用來折“手工”。有一種紙，銀灰色，正像當時時興的“慕本緞子”。
我父親為人很隨和，沒架子。他時常周濟窮人，參與一些有關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緣很好。民國二十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蹚著齊胸的水出去，手裡橫執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我在小說《釣魚的醫生》裡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裡系了鐵鏈，讓幾個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裡系了鐵鏈，一頭拴在王淡人的腰裡，冒著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不過他不是去為人治病，而是去送“華洋義賑會”發來的面餅（一種很厚的面餅，山東人叫“鍋盔”）。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裡，我記得很清楚。
父親後來以為人醫眼為職業。眼科是汪家祖傳。我的祖父、大伯父都會看眼科。我不知道父親懂眼科醫道。我十九歲離開家鄉，離鄉之前，我沒見過他給人看眼睛。去年回鄉，我的妹婿給我看了一冊父親手抄的眼科醫書，字很工整，是他年輕時抄的。那麽，他是在眼科上下過功夫的。聽說他的醫術還挺不錯。有一鄰居的孩子得了眼疾，雙眼腫得像桃子，眼球紅得像大紅緞子。父親看過，說不要緊。他叫孩子的父親到陰城（一片亂葬墳場，很大，很野，據說韓世忠在這裡打過仗）去捉兩個大田螺來。父親在田螺裡倒進兩管鵝翎眼藥，兩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過了一會田螺殼裂了。據那個孩子說，他睜開眼，看見天是綠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沒有再犯過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醫書上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這個“孩子”現在還在，已經五十幾歲了，是個理發司機。去年我回家鄉，從他的理發店門前經過，那天，他又把我父親給他治眼的經過，向我的妹婿詳細地敘述了一次。這位理發司機希望我給他的理發店寫一塊招牌。當時我很忙，沒有來得及給他寫。我會給他寫的。一兩天就寫了托人帶去。
我父親配製過一次眼藥。這個配方現在還在，但是沒有人配得起，要幾十種貴重的藥，包括冰片、麝香、熊膽、珍珠……珍珠要是人戴過的。父親把祖母帽子上的幾顆大珠子要了去。聽我的第二個繼母說，他製藥極其虔誠，三天前就洗了澡（“齋戒沐浴”），一個人住在花園裡，把三道門都關了，誰也不讓去。
父親很喜歡我。我母親死後，他帶著我睡。他說我半夜醒來就笑。那時我三歲（實年）。我到江陰去投考南菁中學，是他帶著我去的。住在一個市莊的棧房裡，臭蟲很多。他就點了一支蠟燭，見有臭蟲，就用蠟燭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來，看見席子上好多好多蠟燭油點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親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時，他還在信封裡用玻璃紙包了一小包“蝦松”寄給我過。我父親很會做菜，而且能別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這時候哪裡去找螃蟹？父親就用瓜魚（即水仙魚）給他偽造了一盤螃蟹，據說吃起來跟真螃蟹一樣。“蝦松”是河蝦剁成米大小粒，摻以小醬瓜丁，入溫油炸透。我也吃過別人做的“蝦松”，都比不上我父親的手藝。
我很想念我的父親，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他。我的那些夢本和他不相乾，我夢裡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場，不知道怎麽會攙和進來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原載一九九二年第八期《作家》
父親節快樂
父親汪曾祺：西南聯大的“壞學生”
文｜汪朗 汪明
寫作是因為數學不佳
爸爸出生在江蘇高郵縣，當時汪家在高郵還算是殷實人家，有兩百多間房、兩千多畝地和兩家中藥店、一家布店。汪家雖沒出過大官，卻有些文化，家裡人大都讀過書，書畫、字帖之類的也不少。爸爸的祖父考取過小小的功名，算是“儒商”；爸爸的父親畫畫在當地很有些名氣。所以爸爸上小學時，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滿分，畫的畫也總被貼上牆展覽。
但凡有特長者，必有特短之處，爸爸數字這根筋似乎就沒長好。我們都認為，爸爸是由於理科不好，才轉而去當作家的。此論並非臆測，有詩為證：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這詩是爸爸69歲時寫的，雖語帶調侃，但也有真實的一面。
他上初中時，有個老師見他美術不錯，曾想培養他成為建築設計師，這在當時是很吃香的職業。但是看了爸爸的幾何作業後，這位老師只好作罷，並發感慨：“閣下的幾何乃‘桐城派幾何’。”因為幾何求證須環環相扣，可是爸爸卻常常缺好幾個步驟，就毫無道理地得出了結論，硬是把寫文章時的跳躍思維挪到數學上來了。
西南聯大的“壞學生”
1939年，爸爸如願以償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用今天大學的標準衡量，當年的爸爸絕對算不上好學生。因為他生活太散漫，學習太偏科。爸爸的散漫是有據可查的。他在小說《雞毛》中，對聯大25號宿舍有這樣一段描寫：
二十五號南頭一張雙層床上住著一個歷史系學生，一個中文系學生，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兩個人合住了一年，彼此連面也沒有見過：因為這二位的作息時間完全不同。中文系學生是個夜貓子，每晚在系圖書館夜讀，天亮才回來；而歷史系學生卻是個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鋪的鋪主睡覺時，下鋪是空的；下鋪在酣睡時，上鋪沒有人。
這睡在下鋪的中文系的夜貓子，就是爸爸。
晚上不睡覺，白天自然不能按時上課，加之爸爸當時“自由主義”十分嚴重，有興趣的課便上，聽不下去的就逃，因此學習成績也就好壞參半，不少課學得相當差勁。
聯大文學院的必修課之一是《西洋通史》，可是爸爸對此始終沒有入門。他曾經交過一份作業，內容是他精心繪製的亞力山大時期馬其頓帝國的版圖，老師在發還作業時加了一段評語：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學術價值全無。所以第一學期，他的《西洋通史》考試只得了37分，第二學期只有考到83分以上，兩次平均分數超過60分才能及格。即便這樣，他也不想為此花費功夫，臨到第二次考試之前，他拉了兩位歷史系的同學坐在兩旁，左抄抄，右抄抄，居然抄了85分，總算過了關。
一些無法找人幫忙的課，爸爸就傻眼了。體育課便是如此。教大一體育的是馬約翰教授，當時他已經60開外，但是身體還頗為健壯。他是混血兒，上課不說中文而說帶有北歐口音的英語。學生列隊，他要求學生必須站直：“Boys! 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爸爸年輕時就有些駝背，始終未能straight起來，因此上過幾次課後，就逃之夭夭了。但是，聯大的體育是必修課，而且要上兩年，沒有拿兩年學分就不能畢業。為此爸爸以後可吃了苦頭。
還有一門必修課很讓爸爸頭疼，就是英語。大一英語他是連滾帶爬，湊合及格的。到了大二英語期末考試時，爸爸借來同學的筆記（他上任何課都不記筆記，實在是瀟灑得可以），連續開了幾個夜車複習備考，沒想到，由於過度疲勞，到了考試的當天，他竟然一睡而不醒，錯過了考試時間。結果大二的英語成績是零分。大學四年學習期滿，爸爸就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又在學校多待了一年。
爸爸更多的課學得相當不錯。這些課，有的是因為他非常感興趣，捨得下氣力往裡鑽；有的是他原本基礎就較好，又有靈氣，因而很能出彩。
西南聯大中文系有許多名教授，他們講的課爸爸大都聽過。這些教授對學生都不錯，但有的更喜歡遵守紀律、刻苦治學的；有的更喜歡有才的，不太刻苦也無妨。
在前一類教授面前，爸爸不太吃得開。例如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教宋詩，他很認真，上課時帶著一遝卡片，一張一張地講，還要求學生詳細地記筆記，還要定期考試，小考之外還有大考。可惜，爸爸不是這樣的好學生，他上課從來不記筆記。於是上朱先生的課便有些不適應了，所以就經常缺課了。大學學習期滿，爸爸找不到工作，當時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想讓朱自清先生收他當助教，朱先生一口回絕：“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麽能要他當助教？”
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
不過，教授中並不都像朱自清先生那樣要求嚴格，不少教授的課都不用考試，只是要求學生到期末交一份讀書報告。逢到這樣的課，爸爸就能夠應對自如，因為他的才能可以充分發揮，讀書報告常能別出心裁，受到嘉獎，這使爸爸很得意，以後屢屢向我們提起。
他在上楊振聲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課時，根據一句古詩“車輪生四角”，寫成了一份很短的作業《方車論》，從這合乎情而悖乎理的奇特想象中，挖掘出了詩中人物依依惜別的感情。楊先生看過大為讚賞。到了期末，楊先生宣布，班上的同學都要參加考試，只有汪曾祺除外。因為他寫了《方車論》。楊先生平素對爸爸也很好，有一次，他托沈從文先生帶話讓爸爸到他的住處去，親自給爸爸煮了一杯咖啡，然後讓爸爸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1876-1930，書畫家)的冊頁，因為他知道爸爸也喜愛繪畫。
聞一多先生也很喜歡爸爸，儘管兩人“政見”不同——在西南聯大期間，聞一多先生的政治態度出現明顯轉變，逐步成為先進的民主主義者，而爸爸當時則對政治基本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還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聞一多先生在聯大中文系開了三門課：楚辭、古代神話和唐詩。這三門課，爸爸都選了。
聞先生上課有一個特點：可以抽煙。老師抽，學生也可以抽。他一走進教室，便點燃煙鬥。有時抽卷煙，還問一問學生：“你們誰抽？”老師的煙，學生自然是不好意思要的，於是大家全都擺擺手，等到聞先生點燃煙之後，下面抽煙的學生隨即也開始吞雲吐霧，這其中便有爸爸。
聞先生教楚辭，爸爸記得最牢的是他的開場白：“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聞先生教的古代神話，爸爸的評價是非常“叫座”，因為聞先生講的這門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因此，不單是聯大中文系、文學院的學生爭著聽，就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學生也趕來聽。當時工學院與文學院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西，聽聞先生講課，工學院的學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
爸爸對聞一多先生講課的印象最深的，還是唐詩。一來聞先生課講得好，二來爸爸對此也感興趣。他不只一次說過，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世無第二人。因為聞先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十分了解。因此能將詩與畫聯繫起來講解，給學生開辟了一個新境界。他講晚唐詩人時，便是把晚唐詩與西方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印象派裡的pointillism（點畫法），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繫。
爸爸對聞先生的這門課可以說是“深有體會”，因為他也是對文學和美術都感興趣的一個人。後來，爸爸曾替一個比他低一班的同學代寫了一篇關於李賀詩作的讀書報告，聞一多先生看過大加讚賞，評價說：“比汪曾祺寫得還好！”
大齡結緣
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7年，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時期之一。在這裡，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結識了許多師長和朋友，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還認識了一個與他以後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人物——媽媽。
我們的媽媽施松卿，福建長樂人，1918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兩歲。
媽媽小時候，時而在老家，時而在南洋，跟著外婆到處跑。外公的收入按國內標準看還是相當可觀的，因此在老家建了房，買了地，日子過得還不錯。
1939年，媽媽來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和爸爸是同一年，但不是同一個系，所以並未相識。媽媽畢業之後，由於戰爭，家中經濟來源中斷，為了謀生，便到中國建設中學，這樣就和同在建設中學任教的爸爸成了同事，這才相識。之後很快就互相有了好感，有點相見恨晚的味道。那時，他們一個25歲，一個27歲。
談到大學的往事時，媽媽常常很得意地說，在西南聯大，人們叫她“林黛玉”，因為她長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細細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懶懶的樣子。還有叫她“病美人”的。當然，她的本意不是說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時尚且如此之美，沒有病就更不用說了。一次，我們問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說：“是聽過有這麽個人，有這麽個外號，但當時不熟。等到我認識你媽媽時，她的好時候已經過去了。”說得媽媽乾瞪眼。
一次爸爸媽媽聊起聯大的事情，媽媽對我們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著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
“那你怎麽看上爸爸了？”媽媽很得意地說：“有才！一眼就能看出來。”
節選自《老頭兒汪曾祺》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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