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大學教育的“霧霾”從未散去

今天的教育裡，我們好像仍然在強調一種可以被稱作「正確」的統一。

所有的問題，好像最終都應有一個「正確答案」。而偏離了這唯一的「正確」，就將被輕易視為異端。

可是，如果在學堂之上，只允許一種統一聲音的存在，失去了不同立場與觀點的碰撞火花，那麽教育本身只會變得蒼白無力，甚至失去原有的生命力。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任重道遠。

講述 | 梁文道

來源 | 看理想節目《八分》

最近，與大學高校有關的新聞似乎特別多。

相信你已經聽說了武漢大學的“賞櫻衝突”；前不久，河北另一所高校內，有學生身著漢服上學，卻被學校的輔導員認定是“奇裝異服”，甚至發出不換衣服就退學的“警告”。

除此之外，還有一所著名高校裡，一位教師被學生舉報了，舉報的原因則主要在指責這位大學教師上課的內容和方法有問題，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講授方法。

看完這些新聞和消息，今天我很想和你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什麽叫做「正確」？為什麽會有這麽多人關心與「正確」有關的問題？

1.

要求「絕對正確」，只會讓課堂本身變得更加蒼白

我常常會收到各種各樣的提問，而在這些提問裡，會發現不少年輕人喜歡問我關於“這樣做是否正確”，“怎麽想才叫正確”，“如何理解才能有正確的認知架構”這樣一類問題。

我一向不太會回答這類問題，不是不願回答，而是我不懂該怎麽回答，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什麽叫做「正確」。

為什麽這麽多人認為，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有「正確答案」的呢？

不可否認，當我們對事情形成一套看法，難免會自以為它就是正確的，這是一回事；可另一回事在於，一旦一種學說，一種主張，被認為是正確之後，好像自然的所有圍繞它的講述都必須以它是“真理”為前提而展開。

於是，在寫作創作，尤其是在教學的時候，好像就都必須依循一種唯一的模式去教授學生。

可是設想，我是一位教師，今天要向學生們講授馬克思主義，難道我就不能在課堂裡介紹各種反對這種主張的其他觀點和學說了嗎？根據最近發生的事件來看，似乎有些年輕人的確這麽認為。

按照這樣下去，恐怕今後所有課堂和課程內容，都將變成一成不變地表述一套學說、觀點或理論的「絕對正確性」了。但事實上，從古至今所有的學說和學問，都是在不斷爭辯之中，逐漸豐滿完善起來的。

如果失去了不同的立場和聲音，那麽這套學說或理論就將變得更加蒼白，不再具有生命力。

而且，一套學說或理論裡所真正包含的那些複雜的、高妙的、細致的內涵，就再也無法發展。

比如儒學的進展，從先秦到漢朝，正是經歷了許許多多接連不斷的爭論而成長起來的，這個過程裡的大儒，他們對於儒學的基本理念一致，但都各自發展出獨有的特色——這種獨有，就是通過與不同學派、不同流派的人爭相辯論而發展出來的，也才使得儒學愈加豐富壯大。

2.

先學會為你的對手，作出一番強有力的辯護

事實上，基本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種人文社科的學說不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因此當我們在教書的時候，必須讓學生們去認識到這些爭辯的過程，以及它所帶來的結果。

為了讓這個說法不那麽抽象，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闡述——

過去十多年，有幾位非常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學家相繼去世，直到今天，我們都還要不斷重讀這些人留下的著作。其中一位，就是讓20世紀政治哲學能夠重新煥發新生命的重要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羅爾斯作為一位哲學教授和大學教師，他又是如何教學的呢？羅爾斯在哈佛大學授課時，非常強調一種讀書的態度，他對學生們說，當你閱讀任何一位過去重要學者著作的時候，如果你發現他們在闡述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清，或者論證站不住腳，甚至你持反對觀點和態度時，你一定要做到的是，首先為這本書以及這位作者的理論進行最強辯護。

也就是說，你需要先從這位作者的角度考慮為什麽他會產生這樣有問題的論證，把你認為他的論證中存在空隙的地方填滿，而不是簡單直接地給予否定。

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你才能夠真正理解這些哲學家的觀點和論證，以及彌補建構你認為的缺失之處。

這個時候再去進行反駁，反對的就是一個最強版本的對手，那麽你做的反駁才是有意義的，也才是真正有可能站得住腳的。這就是羅爾斯倡導並堅持的一種閱讀和辯論方法。

3.

無懈可擊的論證，要通過對手的批評來完成

羅爾斯的另一位同事，羅伯特·諾奇克（Robert Nozick），在讀了羅爾斯的重要作品《正義論》之後受到非常大的啟發和激勵，也寫了一本極為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這是一本自由意志主義、自由至上主義的經典哲學著作。

所謂自由至上主義或自由意志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所有思想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上“最右”的一種想法，認為只要一個人不作出侵犯他人的行為，則ta可以利用自己的財產或其他所有條件去做任何事，是這樣一種非常右派的觀點。這本著作也寫得非常精彩，非常刺激。

當這本書在完成後又刺激到了另一個人，這個人對於今天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應該都相當熟悉，甚至深受他的影響——他就是已故的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政治哲學講座教授，G.A. 科恩（Gerald Allan "Jerry" Cohen）。

科恩在讀到諾奇克的書之前就曾寫下一本不朽的名著，我個人很喜歡這本書：《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要知道70年代的時候，哲學界很多人認為馬克思哲學，尤其是它在歷史理論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問題，於是科恩便決定替馬克思哲學提出一個辯護，重新解讀它的歷史唯物論是怎麽一回事。

儘管這本書也存在很多爭議，但基本用了分析哲學的方法做出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解讀和辯護。

當科恩寫完這本書之後，他就讀到了剛才提及的與他立場完全相反的諾奇克這位極端自由主義者的作品《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初稿。

要知道在西方學術界，常有這樣一個習慣，當一位學者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常會寫成一份初稿，在正式交給期刊發表前會先將這份初稿在同行學者之間相互交傳，為的就是收集各方的意見和批評，包括立場不同者的強烈批判，以此能更好地完善修改這篇文章，讓它的論證更加無懈可擊。

諾奇克的這份討論稿就被科恩讀到了，科恩當時頗受震撼，甚至有點不安，有點焦躁，有幾個月的時間科恩幾乎天天都在讀諾奇克的作品，天天都在思考，以至於他的同行都無法理解。

科恩卻認為，正是由於是這樣一個與自己觀點立場完全相反的哲學家的作品，才讓他更能感受到力量和震撼。於是他也覺得自己有義務全力以赴地回應諾奇克，最終又完成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即《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4.

通過不斷辯論的過程，理性思辨能力才得以強化

科恩這本書出版之後，他的另一位朋友，也是牛津大學另一位已故的重要法理學家、法律哲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他又給了科恩很多意見。

這兩個人，儘管一個是自由主義立場，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立場，彼此都對於對方的理論觀點有著很多保留和不滿，但是他們兩人一直是一輩子的好朋友，而且還在牛津大學共同開課。

他們在萬靈學院的老圖書館開設了一個研討班（seminar），這個研討班在我們政治哲學這一行非常有名，俗稱為「星際大戰研討班」。

為什麽會被稱為「星際大戰」？其實是因為每一次研討，德沃金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和科恩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兩個人總是一同前來授課。

因為雙方立場如此不同，在研討會上就勢必產生大量的辯論。辯論的主持者通常是一位相對冷靜，能夠平衡各方的論點的另一位神話級政治哲學家。這門研討會有時也會邀請其他同行和學者參加，前提則是大家的立場都必須不一樣。

可想而知，研討會裡的學生們就目睹著這一學術領域內幾個“大神級”的人物，相互辯論，大肆“開戰”，絕對稱得上政治哲學裡的“星際大戰”。

除了能親眼目睹自己這一行的學術大神們唇槍舌戰之外，學生們還為什麽如此喜歡？就是因為在這樣的不斷辯論當中，自己才能真正成長，知識才能真正進步，理性思辨的能力也因此強化了，對所有原來自以為讀懂的立場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不僅能了解不同學術立場的人討論的問題和相互之間的矛盾所在，還能學會如何回應這些矛盾和問題，由此你便可以理解，這樣一門由不同立場的老師們共同開設的課程是多麽重要。

5.

道理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它具有「複雜的正確」

我有一位同學當年在倫敦上學，總是專門到牛津參與這堂研討會課程。有一回他正好坐在科恩的旁邊，那一堂課正要談論羅爾斯的《正義論》。科恩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羅爾斯則是自由主義者，當今天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要向你講授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你認為他會怎麽授課？

難道會帶著不齒的冷笑，輕輕幾筆帶過嗎？科恩當然不會。

我的同學就看到科恩翻開了自己面前那本羅爾斯的《正義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科恩手中的這本《正義論》，每一頁上面都密密麻麻寫滿了筆記，而整本書由於翻閱得太多，幾乎都要散架了。

真正做學問的人，真正想要好好教學生學問的人，他們對待學問就應當持有這樣的態度——

你有一套自己堅持的理論和講法，當然可以介紹和講授。但是當為了論證自己的這套理論和方法時，不能夠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而應當盡可能地從對手的立場來反駁自己相信的觀點，而且要讓對手的立場聽起來也是近乎完美無瑕，這時候你的反駁才是真正具有力量的。

不僅如此，作為一名教師在課堂上，也需要給學生提供再思考的基礎和空間。每一位教師教出來的學生，就一定要和自己堅信同一種立場、同一種理論嗎？當然不。

比如科恩，他在牛津大學擔任講座教授那麽多年，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而這些學生裡有和他一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一些和他完全立場不同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們都能在學術界裡佔據一方，成為真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這才是有意義的教育。

而如果一位學生，當發現自己的老師在課堂上對自己講授的理論提供了許多反駁的例證，就認為是錯誤的授課方法，甚至舉報這位老師有問題，那我只能遺憾地認為，這位學生的大學教育也算是白受了。

到最後，這位學生恐怕就隻懂得盲目地跟隨一種自以為「正確」的簡單道理去做人，去做事，去思考。

可是他卻從不知道，一個道理之所以說得通、之所以成立，不是因為它“簡單”地正確，而是因為它複雜地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