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對未來五年的司法解釋工作做出專門部署。其中，《規劃》提到，要適時頒布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準，鼓勵正當防衛。
司法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將指導法律適用的司法解釋融入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目的在於保證司法活動的人民性和公正性。換句話說，司法解釋既要合乎法律，更要融入民眾的情感體驗，融入社會對善惡的常識認定，避免出現民意與司法的齟齬。
此次，《規劃》強調，要適時頒布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鼓勵民眾面對不法侵害時，通過私力救濟的方式維護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這無疑是對近幾年來在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全民討論的“山東於歡案”“昆山於海明案”等熱門案件的積極回應。就此而言，積極回應社會治理對刑事司法提出的新要求，具有極高的指導意義。
真理越辯越明，案例越論越深入人心。鮮活的案例有必要與司法解釋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熱門事件已過，該到了彌補法律疏漏的時候。
早在1979年我國《刑法》就規定了正當防衛制度。1997年《刑法》修改時特意增加了規定：面對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時，公民享有“無限防衛權”。
但從實踐來看，正當防衛制度在我國的司法運行中被“束之高閣”了，大多數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件被認定為防衛過當，有的甚至被認定為故意或者過失犯罪。
司法機構不願適用正當防衛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恐怕是，認為正當防衛的條文比較抽象，認定起來好像左也行右也可，為避免激化矛盾，只好進行平衡處理，讓最先的侵害人（後來的被防衛受損者）得到適當的安撫。長此以往，《刑法》第20條淪為“僵屍條款”也就在所難免。
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在法律層面上行得通，但在社會層面上卻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囿於正當防衛的保守運用，使得老實人在面對侵害時不得不畏首畏尾，進而助長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最終產生了“合法但卻不合民意”的矛盾結果。
因此，盡早研究頒布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和處罰原則，對於鼓勵司法機構合理認定正當防衛，打消那些先侵害他人後因他人防衛而成為所謂“被害人”的家屬的法律依賴，都具有重要意義。
更重要的是，通過制定具體標準，賦予受侵害者以充分的、無後顧之憂的防衛權利，也是《刑法》的嚴正表態：正當防衛制度是保護好人、懲罰惡人的風向標，是民意和人身權利的堅定捍衛者。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