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文學離我們有多遠

窗外的湖泊平靜溫柔，窗內言幾又書店的活動中心人聲鼎沸熱鬧非凡。著名澳大利亞作家格雷姆?辛浦生帶著他的作品——羅茜系列在言幾又書店和來自雲南的作家張慶國、陳鵬就“時代、小說與電影”這一主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經歷了一番精彩的辯駁，在活動的最後也仍未能夠達成統一，但這個過程卻的讓我們對澳洲文學有了更加系統全面的了解，也同時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和那片赤道以南的土地之間，文學的距離，千里迢迢。

114°-152°， 南緯10°-43°之間，太平洋和印度洋裹挾著一個巨大的島嶼，隔絕的漂浮在藍色的海洋上，對，這就是澳大利亞。

自17世紀開始，澳大利亞就在更迭的殖民者手中輾轉，直至二十世紀初期成為英聯邦內的獨立國家。

歷史總是悄然的滲透在每一個方面，文學自然也不例外。澳大利亞文學，就是英語文學。殖民文化使得澳大利亞呈現出一種開放的、接納的、多元的特性，各種價值觀的雜糅，經過長時間的鬥爭妥協，反而在這個地方和諧統一，自成一體。

在此之前，我對澳大利亞文學的了解十分有限。閱讀完《辛德勒名單》後猛然發現作者托馬斯?肯尼利，這一位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猶太人的澳大利亞作家，居然把一個“別人”的故事描述的如此吸引生動。他既不是加害者，也不是受害者，甚至連二戰也離他相對的遙遠，但他卻通過對文字的掌控，對敘事的駕馭，呈現出了如此的充滿著人道主義光輝的篇章。

本書在改編成電影后取得的巨大成功就不必再多加贅述，作為文學本身，也獲得布克獎的加持。作為澳大利亞國寶級的作家，托馬斯?肯尼利創作了大量的優秀文學作品，深受世界範圍讀者的喜愛。

Thomas Keneally

當然，提到澳大利亞文學，必然無法忽視197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帕特裡克?懷特。

追溯到成長經歷，懷特在早期多次往返於澳大利亞和英國之間，後進入劍橋大學皇家學院攻讀現代語言，並自此開始文學創作生涯。在其眾多的作品中，被人們廣泛熟知的《風暴眼》、《人樹》、《乘戰車的人》也是極具代表性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同時具備著濃烈的屬於澳大利亞文學的典型特徵，主要表現於大多數的故事都採用了本土社會背景，自然歷史以及生活方式。但儘管如此，懷特的作品任然還是將大量的筆墨放於人物的描寫和刻畫。這些人物往往神秘、偏頗，例如僑民、智力不全、窮困潦倒或無依無靠，他似乎偏執的認為在這些人的身上，更家能夠探索人性。透過這種對人物的深度刻畫，可以瞥見他對社會的觀感。懷特的作品並非通俗易懂，靈活的敘事角度以及帶有濃烈意識流色彩的描述方式，通過極度精煉的語言，使其作品暈染在厚重的迷離變幻之中。

人們說，懷特寫的，是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天書。浩瀚的篇幅以及冷僻的用詞，使得讀者在閱讀其作品時，難免陷入模棱兩可的模糊境地，但也正是這種難尋其蹤的微妙筆觸，使得懷特的作品格外具有吸引力。瑞典學院稱其為“社會批評家”，由此可見根植在其作品裡的不可磨滅的社會色彩以及作者本身想要表達、釋放的內心體驗。

由此及彼，我大約能夠感受到，勾芡在澳大利亞文學中一些十分深刻的元素：例如難以擺脫的英文文學的縮影，但又渴望開辟屬於自身的特點的矛盾感和拉扯感，遊走在“他人”與“自身”之間難以界定的模糊感，似乎一直想要掙脫某種束縛的鐐銬，卻又被這鐐銬成就。但同時也正是這種複雜糾纏的意味，使得這些作品異常值得玩味和琢磨。

文學的迷人之處。正在於此。通過一位作家，一個作品，我們在自己渺小短暫的時間生命裡，看見更多的可能性，找到故事和時間的呼應。懷特先生曾對世人坦言：“我和我的同性戀人無法孕育培養下一代，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些認真讀過我作品的人，就是我的延續。”

澳大利學文學於你我，是神秘而陌生的，當我們放眼文壇，或許這是一個相對邊緣晦澀的地帶，同樣的中國文學在澳洲，也基本能歸等於空白的狀態，此次由大益文學院舉辦的交流活動，切實的拉進了我們與澳洲文學的距離。我們需要這樣的機會，以自身為原點，對外發散，對內引入，自此能夠看到更遠、更寬、更高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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