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王》：亞特蘭蒂斯世界的文化困境，折射你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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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這些年，超級英雄系列電影一部接一部上映，有意思的是，在程式化劇情背後，每一部幾乎都提供了一些特別的文化解讀。正在上映中的DC電影《海王》也是如此。

劇情上，《海王》是簡單有趣的遊戲闖關模式，《奪寶奇兵》《刺客教條》《西遊記》的混搭，它的整個敘事，其實都在圍繞亞瑟如何擺脫背叛者身份並俘獲“從不原諒”的亞特蘭蒂斯人民的接納而展開。

說起“背叛者”這個身份，不得不談到導演詹姆士·溫，他還有一個對於華人觀眾來說更耳熟能詳的名字——溫子仁。他祖籍廣東，出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澳大利亞。亞瑟身上關於不同族裔的文化矛盾性、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未嘗不曾存在於溫子仁身上。

好萊塢比較為人熟知的華裔導演還有李安、王穎等。他們早期熱衷於在作品中展現華人群體的生活圖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長期以來都是他們作品的主題，如《推手》《喜福會》。哪怕後來他們執導了很多非華人為主體的電影，仍存在著很明顯的東方印記，如《斷背山》中細膩綿長的情感、《少年派的奇幻泛舟》中時隱時現的東方式哲思。

借助《海王》，溫子仁讓低迷了很久的DC電影宇宙煥發了新生，而與此同時，也可以觀察到，文化多元帶來的創新力和共情力，讓好萊塢電影越來越多聚焦亞洲觀眾有共鳴的故事，我們更感興趣的，則是如何講好一個故事的能力。

亞特蘭蒂斯世界的文化困境

近期，華裔美國電影導演溫子仁的作品《海王》熱映。目前在各大評分平台上，它都獲得較高評分。DC漫畫公司幾乎單靠著這部作品就重振了“DC宇宙”，可謂憑一將而功成。說起來，溫子仁能夠成功執導，在於他之前多部作品所累積成的“小成本、大票房”的吸引力和一定的大片製作經驗。

更可注意的是，此次，《海王》在中國市場的放映時間比美國整整提前了兩周，這絕對罕見，一時引發國內強烈關注。很多人也都注意到它的商業片性質，因為它的敘事、場景、情節等都符合好萊塢大片的“設定”。但我認為，它的意義應該更為寬廣，應從更大的文化視野來看待《海王》。這種視野便是“英雄敘事”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事件。

《海王》是典型的英雄敘事的電影，塑造了一個半神半人的阿喀琉斯式人物。與溫子仁早前多部作品最大的不同亦在於此。不可否認，這個英雄主角的飾演者不是華人，但它至少是華裔導演從自己的眼光出發而選擇出來的，亦即它根本上是一種審美的結果。從華裔美國電影創作者的歷史來看，這實屬難得。

我由此想到了近些年來華裔美國藝術界（包括電影、文學作品）的一種新現象——英雄人物的崛起。溫子仁的這部作品是一例，但之前，楊謹倫已肇其端。他的作品《新超人》講的是華人英雄柯南·空（Kenan Kong）。而與海王角色更近的則是他於2018年8月在國內出版的《影子俠》。

塑造華裔“自己的”或“自己選擇出來的”英雄，其意義近於華裔美國藝術者對自己族群的自我審美。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因為百年來美國主流藝術界所塑造的華裔形象不要說英雄，單單是“正常人”都難得。甚至，借助於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體系的多輪操演，這類形象竟成主流美國人對華裔的“當然想象”。所以，近期出現的華裔自己的“英雄敘事”有重大意義，打破的就是這一想象。

實際上，英雄人物之所以為英雄，有二：一者，外觀上有不同常人的氣概或是威猛的外貌等。二者，英雄的行動，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和對社會秩序的自覺維護。從整體的、長遠的東西方藝術史來看，為數眾多的作品更看重後者。楊謹倫的《影子俠》突出的便是後一方面，而溫子仁的《海王》兼有二者。

英雄對社會秩序的拯救，可以看做是對社會的積極介入。他們將對社會的感情化為危難面前的承擔，化為對普通人、對族群整體的護衛。這是略顯隱性然而積極的社會建構。對華裔群體來說，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長久以來有一種成見，華裔素來對政治不感興趣，隻戀於“小家”而忘了“大家”。這一度讓華裔群體在複雜的族群政治中顯得很被動。而現在，華裔藝術家主動選擇出來的或描繪出來的“英雄們”，卻跳出了“小我”。這是一種積極的回應，是對成見的試圖改變。

我們需要注意溫子仁在《海王》裡所呈現的對這種融入的看法。在接受採訪時，溫子仁說：“海王像是移民家庭的小孩。我這半生基本上都是一個移民者的身份，不管是小時候從馬來西亞去澳洲，還是現在在美國工作。作為一個移民小孩，我當然從小就會經歷，知道自己和大家就是不一樣的，所有成長歲月都需要去想辦法去融入大多數。直到有一天，你會發現，當自己內心真正成熟，其實兩邊的世界你都可以擁有。”

這是《海王》這部電影的深層表達。其實，溫子仁對《海王》“族群意識”的呈現，從一定程度上說，也是源於他對自身身份的思考與折射。溫子仁雖是華裔，但非出生於中國，而是馬來西亞，又長於澳大利亞，其後在美國達成他的職業生涯。他的“身份焦慮”發端於如此多折的人生中。這樣的經歷也暗含在《海王》中。主角亞瑟初始時迷惑於自己的族群身份，到底是海洋之子，還是陸地之子。這種“既是”又“不是”的狀態，正像移民心態。但到後來，亞瑟逐漸接受了自己的海王身份，融入對秩序的積極建構中，結束了“移民意識”。

這樣的英雄，這樣的融入，部分地是社會現實在藝術創作中的“無意識反映”。我想以楊謹倫的英雄人物創作為例來做一個擴充論述。楊謹倫從小就喜歡影像繪製，一直希望與漫威等巨頭合作，這從他的訪談中可以得知。但何以至今才有成品？原因之一便是，以前的時代不需要楊謹倫筆下的華人英雄，而這些年，社會環境變化了，產生了這類英雄的文化土壤。他們對社會環境的積極融入與維護，而藝術對此現象進行抽象，便成為華人英雄人物產生的因緣際會之一。這一點殊可注意。實際上，溫子仁在大學時主修的是中國民族研究，並且在美多年，對華人文化、華人現實肯定有一定的敏感性。

回到《海王》這部作品，溫子仁之所以能夠在好萊塢進行“英雄敘事”，除了他卓絕的藝術創作力，亦表征著華裔電影製作人的“冒現”、華裔族群的聲音。聯繫今年朱浩偉執導的全亞裔演員陣容的《摘金奇緣》，這一點就更可理解。因此，對溫子仁的《海王》，不可因其是好萊塢商業片而扁平化，更可靠的做法是將其與華裔藝術創作的整體一體視之，才能看出其深沉的文化價值。

最迷人的午夜藍，

是親手撕下的文藝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