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正值上海書展的舉辦期，看了一眼新聞，儘管恰逢台風“溫比亞”登陸上海，但依然有人山人海的忠實書迷不畏惡劣氣象來到上海展覽中心參展。據主辦方之前透露的資訊，今年上海書展的主會場將有660場活動，這意味著短短7天的展期內每天都將有近100場活動舉辦，其中不乏像“開放年代的光榮與夢想”主題閱讀論壇、“旅行的意義”國際文學周這樣的高品質活動。
儘管台風過境，但8月依舊是上海最熱的時節。然而即便如此，氣象再熱也還是無法阻擋愛書人的熱情。國內幾個重要的書展，如香港書展、上海書展、廣州南國書香節和北京書展，基本都選擇在盛夏時節舉行。
這個“大暑天看書”的傳統，似乎上可追溯到戰國時期。
在戰國魏襄王墓出土的《穆天子傳》中有記載，周天子東遊到崔梁，在羽陵曝書防蠹。郭璞對此注解，曝書是為了防止生蟲。從原來的竹簡到後期的紙質文書，生蟲都是保存書籍的第一大難題。曝書即由此而來。此後，又見漢代《四民月令》中記載有“曝經書及衣裳，習俗然也”，每年七月七日曝曬書本由此便成為了一項節令性的風俗。農歷七月，也基本就是陽歷的八月，和現在一對，恰是盛夏。
曝書的技法就這樣一直延續了下來。到了宋代，隨著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宋代圖書的出版和流通，無論是在官方還是民間，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當時重文的世風，也更是使得宋代圖書刻印極其精美，極具文獻與版本價值。直至今日，如此精美稀少的“宋版書”也依然是“世界上最為昂貴的書籍”。
書既一多，藏書也便跟著多起來，老祖宗傳下來的“曝書”之法由此變得更具現實意義。蘇東坡的名篇《文與可畫筼簹谷偃竹記》末段即記載了他寫這篇文章的緣起，在於曝書時看到了亡友贈予的畫卷故而睹物思人：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
他曝書的這一天，正是七月七日。
若說這還尚屬私人領域的曝書行為，那麽宋朝官方的“曝書會”就更有意思了。據《宋朝事實類苑》記載，淳化三年，宋太宗至新修的秘閣中觀書，見到擺放整齊的圖書後十分高興，便多次召見三館學士一起前至秘閣觀書，並進行宴請——這一行為到後來就被制度化了，成為宋朝歷代君主的固定習俗。記載宋代館閣制度的《蓬山志》中對當時的曝書會有如下描述：
“秘省所藏書畫，歲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罷。”
所謂“秘省”就是秘書省，也就是國家圖書館，每年五月到八月逢晴日便曝書，曝書的時候，皇帝一般會召見尚書、侍郎、學士、禦史中丞等高級官員，齊到曝書之所，共賞圖書古器，且準備了茶水果品，賜宴款待前來參加曝書會的詞臣學士。
到了南宋，曝書會的規模較之北宋時期更大，而且組織工作更為細致周到。《南宋館閣錄》中，就對當時從紹興十六年到開禧元年的二十四次曝書會進行了詳細記錄。在舉辦曝書會之前，秘書省的負責人要列出參加曝書會的詳細人員名單，事先排好座位次序，並在舉行曝書會的當天，將硯台、古琴、古器、圖畫、書籍和禦書都分別擺在相應位置上，以便於參會人員更好的觀覽，並且他們還免費提供早點、無點和晚餐：
“秘閣下設方桌，列禦書圖畫。東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跡，西壁亦如之；東南壁設祖宗禦書，西南壁亦如之。禦屏後設古器琴硯。道山尚堂並後軒、著庭皆設圖畫。開經史子集庫、續搜訪庫，分吏人守視。早食五品，午會茶果，晚食七品。分送書籍《太平廣記》《春秋左氏傳》各一部；《秘閣》《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
受邀而不至者尚且還能收到贈書，宋代的“曝書會”隆重之處即如是般。現在看起來，這大概也可算是早期的官方圖書展覽會了。比起今日之所謂書展，開放程度儘管有所不及，但精致程度應該絕對不落下風。
很難想象，早在千年前會有這樣高度發達的文化盛會。即便是在今天，恐怕也很難做到像宋朝人對文化那種從上到下都如同信仰般的追求。
更關鍵的是今天大概也無書可曝，或許有朝一日會有一個“曝朋友圈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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