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印隨著藏書的興盛而流行起來。宋代皇室已有專門的收藏印鑒，宋徽宗趙佶在禦府收集的書畫上加蓋“政和”、“宣和”收藏印。元朝皇室的藏書印為“翰林國史院官書”，明代內府的藏書印為“文淵閣印”，清代皇室的藏書印有“天祿琳琅”等。中國歷朝皇室都重視藏書，這使得民間藏書在明清時期興盛起來，在藏書上鈐蓋收藏印章成為藏書文化的一部分。
藏書印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可考查古籍的遞藏源流，同時名家的藏書印又讓古籍具有更高的收藏價值。
國家博物館圖書館藏有古籍善本約八百餘種，宋元刻本約六十餘種，明刻本約四百六十餘種，清刻本約二百五十餘種，稿本、抄本、繪本約六十餘種。這些珍貴的古籍大部分鈐有藏書印，讓人們想起歷史上曾經擁有這些古籍的人們：倘若不是他們，這些珍貴的古籍是不會靜靜的躺在國博的文物庫房中，作為國之瑰寶，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現略舉幾例館藏古籍的藏書印，以饗讀者。
明帝賜書印“廣運之寶”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對圖書典籍十分重視，接收元朝皇室藏書，並將杭州西湖書院所藏宋朝國子監二十餘萬片書版運至南京國子監整理重印。朱元璋建立多個機構，如大本堂、弘文館、秘書監、文淵閣等來庋藏圖書。此外明內府還刻印了不少圖書。
館藏一部《少微通鑒節要》五十卷，四十冊，（宋）江贄撰，續編（明）張光啟撰。明正德九年內府刻本。半頁九行，行十五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黑口，雙黑魚尾。此書保持原包背裝。封面貼藍色雙欄長方籤，墨書“少微通鑒節要卷×之×”。書籤右側有藍色雙欄正方形籤，上面墨筆小字題寫本冊的具體內容，其上鈐“廣運之寶”的朱文方印。書中亦鈐“瀋陽惕庵王氏藏書印”朱文方印、“半巢書屋”白文方印、“北平李氏榮青珍藏書畫之印”朱文方印。
“廣運之寶”是明代皇帝的璽印。《博物典匯．卷五．物用．璽節》中記載明代皇帝不同璽印的用處：
“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詔赦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賢之寶’。敕諭親上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誥則用‘製誥之寶’。勑則用‘勑命之寶’。勑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勑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
鈐蓋“廣運之寶”的圖書，是皇帝用於賞賜給大臣的。
明正德九年刻《少微通鑒節要》封面
“半巢書屋”為李紹白的藏書印。“瀋陽惕庵王氏藏書印”王樹翰的藏書印。王樹翰（一八八○—一九五五），字維宙，又字惕庵，民國間長期擔任東北軍政要員，王氏中年以後喜藏書。
清代皇室藏書印
中國的文化能夠延綿流傳幾千年，與中國歷朝歷代重視教育密不可分。館藏一部《文公先生資治通鑒綱目》，存卷五十二至五十九，八冊。（宋）朱熹撰，尹起莘發明，（元）王幼學集覽，汪克寬考異。明初刻本。半頁十二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二字。卷首鈐有“國子監公用書籍記”朱文長方印。國子監是明朝最高的學府，此書應是明朝政府用公款購買的圖書，作為國子監的公用書籍，以供監生們暫時借閱，從形式上看，類似於我們當今的公共圖書館，起著傳播文化的作用。
國子監公用書籍記
清朝雖然是滿族人建立的，但是清朝皇帝非常注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保存。乾隆九年，清高宗將皇家藏書中的宋、元、明精品在乾清宮旁昭仁殿建立宮廷善本特藏“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編撰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圖書四百二十九部。嘉慶二年，乾清宮大火，殃及昭仁殿，“天祿琳琅”藏書盡毀，太上皇乾隆帝痛心不已，乾清宮重建後，令臣下編定《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收書六百六十四部。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所收圖書每冊前後副頁鈐有“五福五代堂寶”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和“太上皇帝之寶”三方印；每卷首頁上版框外鈐“天祿繼鑒”白文方印，版框上鈐有“乾隆禦覽之寶”橢圓朱文印；每卷末頁板框上外鈐“天祿琳琅”朱方印，版框上鈐“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橢圓印。
箋注陶淵明集卷首印
箋注陶淵明集卷末印
館藏一部《箋註陶淵明集》，十卷。元翻宋巾箱本，半頁九行，行十六字，卷九、卷十半頁十五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小黑口，雙對魚尾。版心上方記卷次，下記頁次。《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著錄為宋刻本。卷首扉頁和封底內側鈐“五福五代堂寶”朱文方印、“八徵耄念之寶”朱文方印、“太上皇帝之寶”朱文方印，每冊卷首鈐有“天祿繼鑒”白文方印、“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橢圓印，每冊末頁鈐有“天祿琳琅”朱文方印、“乾隆禦覽之寶” 朱文橢圓印。查閱帳本，此書一九七六年購於中國書店。
偽印“葉氏籙竹堂藏書”
館藏一部《吳越春秋》十卷，六冊，（漢）趙曄撰，（元）徐天祜音註。明嘉靖刻本。半頁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細黑口，單白魚尾。
吳越春秋卷末題識
書後空白頁墨筆題識：“右吳越春秋十卷，宋徐天祜註，何鏜叢書隻作六卷，並削天祜名，此元時舊槧也。後有大德十年刊書姓名，卷中藍筆系吾邑徐緘伯調評閱。丙子五月六日識。”查《紹興府志（乾隆）》，徐緘，字伯調，浙江紹興人，曾任過祁彪佳兒子的老師。祁彪佳是明末人。祁彪佳死後，徐緘仍在世，著有《歲星堂集》若乾卷，由此推測徐緘應為明末清初人，丙子年應為崇禎九年。此書經過徐緘評點。作此題識的人誤將此書當成元大德十年紹興路儒學刻本，大德本半頁九行十八字，左右雙邊，此本為半頁九行十七字，四周雙邊。大德本將卷一至五稱為上卷，卷六至十稱為下卷，國家博物館藏本則沒有這種區分。卷末最後半頁第一行元大德本為“徐天祜音註”，此本誤刻為“徐天祐音註”。
葉氏籙竹堂藏書
作題識的人為什麽會將此書誤認為是元刻本呢？書中鈐一方“葉氏籙竹堂藏書”朱文圓印，或許是這方印誤導了題識者。“葉氏籙竹堂藏書”是明代藏書家葉盛（一四二○—一四七四）的藏書室名。葉盛，字與中，昆山人，明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明朝藏書家，成化七年編成《籙竹堂書目》，卒於成化十年。與《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中的“葉氏籙竹堂藏書”印相比對，兩方印略有不同，且此書刻於明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間，而葉盛已在明成化十年離世，這方“葉氏籙竹堂藏書”印可能是書賈作偽，鈐蓋上去的，讓人誤以為此書是葉盛的舊藏，為元刻本，以求得較高的售價。
另外，書中還鈐有：“木樨軒藏書”朱文長方印、“木齋審定”朱文方印、“李盛鐸印”白文方印、“鳴野山房”朱文方印、“桑園珍藏”朱文方印、“王懋宣”白文方印、“張道彭”白文方印。
“鳴野山房”是沈復粲的藏書印。沈復粲（一七七九—一八五○），浙江紹興人，清代藏書家。“木樨軒藏書”、“木齋審定”、“李盛鐸印”均為民國藏書家李盛鐸（一八五九—一九三四）藏書印。此書先後經沈復粲、李盛鐸收藏。
澹生堂印
館藏《建文遜國臣記》，存七卷，三冊，明刻本，半頁十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首卷右下角鈐有“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朱文方印，印文是一首七言詩，總計四十五字。澹生堂，祁承（一五六三—一六二八）的藏書樓。祁承，字爾光，號夷度，又號曠翁，紹興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明萬歷三十二年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撰《澹生堂藏書目》，著錄圖書九千多種，約十萬餘卷，為當時江南藏書家之冠。祁承怕自己死後藏書散失，特為子孫訂立了《澹生堂藏書約》，並將藏書銘刻成印，鈐蓋在藏書上。但是明末戰亂，澹生堂的藏書在一六四五年前後逐漸散失。
非方非圓異形印
藏書印以方形或圓形為多見，但也有藏書家的藏書印非方非圓，為異形藏書印。館藏《國語》一部，二十一卷，七冊，明萬歷張一鯤刻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白口。首卷鈐“晚邨”朱文葫蘆形藏書印，其下鈐有“南陽講習堂”朱文方印。這兩方印均是呂留良的藏書印。
晚邨
南陽講習堂
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又名光綸，字莊生、用晦，號晚邨，浙江崇德人，不滿於明朝的內外交困，慨然有濟世之志。十六歲時，明朝滅亡，他積極開展復明活動。失敗後，居家講學。入清以後，康熙年間，他多次被薦舉，皆不應召。康熙二十二年病逝，終年五十五歲。著有《倀倀集》、《東莊吟稿》等。呂留良是清初程朱理學的忠實信仰者，根據朱子之義理，闡揚民族思想，反對滿族人的統治。雍正年間，靖州諸生曾靜讀到呂留良的遺文，非常喜歡，並決心推翻清朝統治，恢復漢人的天下。他投書川陝總督嶽鍾麒，鼓動其利用手中的兵權造反。嶽鍾麒將此事上報雍正帝，雍正帝利用此事打擊反清思想。於是呂留良本人被開棺戮屍，他的兒子被殺，子孫被流放，曾經為呂留良建祠、刻書和私藏呂留良著作的人，一律論死，株連甚廣。歷史上稱之為“呂留良文字獄”。呂留良的文字著作也被禁毀。國家博物館藏這部《國語》為呂留良藏書，躲過了雍正文字獄的洗劫，流傳下來，彌足珍貴，對於研究呂留良的思想有較高的價值。
仲魚影像
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
書中還鈐有一方印，印文是“仲魚影像”，其下是一位留著長鬍鬚，戴一頂帽子的老者畫像。這必定是藏書家本人，將自己影像刻成藏書印，鈐蓋在書上，足見藏書家對藏書的喜愛程度。人像印上方另鈐有“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朱文方印，這兩方印均是陳鱣的藏書印。陳鱣（一七五三—一八一七），清代藏書家，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甯人，嘉慶三年舉人。晚年建有藏書樓“向山閣”，藏書十萬卷，多宋元刻本和清代罕見之書。陳鱣去世後，其藏書不久就散去了。
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許多人開始閱讀電子書，目前刻本圖書已經淡出了我們的閱讀視線，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紙本圖書也會淡出我們的閱讀生活，那麽隨藏書而興起的藏書印文化也許只能在圖書館和博物館才能欣賞到。但是，我相信無論文化以何種形式傳播，中國的官方和歷代的知識分子都在不遺餘力的保存並傳承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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