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成立世界歷史研究院：學者聚談“春天”來了嗎

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中國也逐步走向並融入世界，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也在此背景下進入了新的時期。11月24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成立了世界歷史研究院，召開“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研討會”，與參會的五十餘位國內世界史學者共同發起“關於加強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倡議”，希望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世界史學者共同努力，直面學科發展中的問題，使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歷史研究所揭牌

直面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這次會議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編輯部共同主辦，聚集了國內世界史學科的一流學者和中堅力量，可謂是國內世界史學者的一次大聚會。社科院世界史所原所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於沛就在發言中說，“這是世界史學者的又一個盛大節日”。

2004年12月16日，在余偉民教授的主持之下，由世界歷史研究所和全國三十多所高校聯合發起，華東師范大學和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共同主辦了“中國世界史研究論壇”，“這是進入21世紀之後，世界史學科在全國範圍內的第一次最高層次的會議”，因而被譽為世界史學者的盛大節日。

於沛教授回憶說，在十四年前的會議上，齊世榮先生在開幕上發言上說，要在半個世紀內把中國的世界史學科提高到世界水準。當然，要實現這個目標，還需要一輩一輩學者不斷的努力、積累和突破。回顧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齊先生曾總結說，“有三個階段，經歷了六代人”：19世紀末到1949年，是世界史的草創時期，經歷了兩代學者，以陳翰笙、雷海宗、周谷城為代表的老先生，語言功底深厚，通曉古今，開創了中國的世界史研究。1949-1966年是第二階段，是中國世界史學科打基礎的時期，學科體系開始建立，研究領域從西洋史擴展到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全球範圍，出現了學科的內部分工，但因為受蘇聯影響很大，有創見的成果不多，即使如此，這個階段的努力為現在培養了大批的學科骨乾。第三個階段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世界史研究走向專精方向，著述豐富，人才濟濟，但也出現了年輕人知識面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夠扎實的問題。齊先生說，希望中青年學者擴大知識面，改善知識結構，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堅守崗位，加強合作，努力培養後繼學者，更好地承擔起推動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的歷史使命。（《努力把我國世界史學科提高到世界水準——“中國世界史研究論壇”首屆年會綜述》）

於沛

2011年，國務院學科委員會學科目錄調整，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對世界史學者來說，這無疑是學科發展的一個新起點。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長汪朝光說，現在是世界史學科發展最好的一個時期。過去研究世界史，能夠看到的資料，能夠走到的地方都很有限，但現在這些都不是問題了。他建議，世界史的研究在史料運用上應該更多元，並在大尺度和長時段的學科意識去思考問題。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院長侯建新則說，2011年以後，世界史學科獲得了新的發展平台，與此之前的十年相比，世界史學科的人才隊伍有相當的發展，華東師大世界史研究院的成立也是這個發展背景之下的一個證明，“一個學校四十人的世界史學科隊伍，在十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與此相聯繫，世界史研究在地域和時間維度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侯教授也指出，“我們還是要清醒地看到，世界史學科發展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2011年，學科目錄調整之後，我們在天津召開了一次世界史學科帶頭人的會議，當時《光明日報》的會議報導，標題是‘走在春天裡’，但回顧這幾年來世界史學科的發展，發展的事實很多，但仍不如我們的想象。”在2011年的會議上，一個提到了世界史學科需要承擔國家“智庫”的角色，另一個提到發表園地有限，只有《世界歷史》一本專業雜誌是不夠的。侯教授說，就這兩點而言，一來研究成果的發表平台還是有限，二來，世界史學科的發展現狀還是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在外交、外貿、軍事等領域的研究還很欠缺，語言使用的問題依然存在。此次華東師范大學成立的世界歷史研究院，雖掛靠歷史系，但實際上由歷史學系、政治學系、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藝術研究所、外語學院等院系的相關教師組成，而且，據了解，世界歷史研究院積極開拓海外交流與合作，已經在美國、日本、德國、越南、坦尚尼亞建立了“華東師大海外世界史研究工作站”，希望在諸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更全面的成績。

踵武前賢，不負時代

說當下是世界史學科發展的好時代，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則可說是這個好時代的起點。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史講座教授陳兼曾是華東師大歷史系的大學生，世界史專業的研究生，如今還是華東師大“紫江學者計劃”講座教授，回憶起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求學時光，滿滿的都是陽光，“遇到了最好的世界史老師，逢著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開始耕耘一片未經開發的處女地”。

陳兼

不僅是思想解放，在當時經濟條件還很有限的情況下，老一輩學者在支持學科發展上也是頗有魄力。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徐藍在發言中提到，如今華東師大冷戰史的研究在學界頗受矚目，特別是在資料建設方面，學校和學者做了很深的努力。在這方面，華東師大是有傳統的。八十年代，潘人傑先生就率先申請買入二次世界大戰的相關資料的微縮膠卷，當時買這些要花一萬美元——三十年前當然算得上是一筆巨款，在世界史所時任所長朱庭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資料得以買入，這奠定了華東師大在二戰史方面的研究基礎。付出是有收獲的。陳兼教授就是同輩學者中最早出版二戰史著作的。

在這次會上，沈志華教授談起他與朱庭光先生、齊世榮先生的交往。在他的講述中，投身學術，是他個人不管在什麽環境下，遇到什麽困難都不會放棄的追求，同時也是他面對二位前輩老師的期望，不敢辜負的責任。這段故事大概不是沈教授第一次講起，2015年齊世榮先生去世時，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曾轉載紀念文章《沈志華憶齊世榮：哀悼恩師，追思先生》，其中就有這一段回憶，情感真摯，而這一次當場聽到沈教授談起，更加令人動容。談學術之更新迭代，可以談的很多，但落到實處，無外乎是——追隨前輩學者的腳步，在好的時代，創造更好的條件，盡自己的一份力，推動這個事業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沈教授長期以來在周邊國家檔案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上頗費心力，他介紹說，團隊剛完成中國和東歐國家的檔案匯編工作，正在進行匯編、翻譯的檔案有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即使在現在的環境下，有些工作仍面臨困難，但能做、要做的，還是得繼續做——這不僅是學術研究、進步之需要，也是國家之需要。沈教授說，歷史研究對政策谘詢來說是大有可為的，“歷史研究可以給中央決策提供支撐，輸送歷史知識”，這個作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遇到問題立時三刻就能解決的，需要預先、長期的研究積累。當然，歷史學研究本身不完全是智庫研究，二者是有區別的。

沈志華

陳兼教授則指出，如今全球化風潮已經把每個人都卷了進去，這是研究世界史的一個好時代，同時面臨巨大的挑戰。特別是中國學者如何做世界史研究，他認為要提出大問題，要有大思想，要有扎實的個案研究，要有深厚的基礎知識和學術工具。所謂“大問題”，他談了三點，一是要思考現存國際體系的問題。“現存國際體系是怎麽回事兒？我們是體系的內在成員，還是外在的？我們是需要提出什麽替代方案去改造這個體系，還是要進入這個體系？中國在現存國際體系中是什麽地位，這個過程中一步步是怎麽走過來的，如何面對這種局面？”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問題。什麽是全球資本主義？陳教授說，如今中國和美國正是全球資本主義中不開分割的兩部分，在此背景下，中美在現代化和現代化之後的不同選擇，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三是身份認同問題。陳教授說，亨廷頓的最後一部著作《我們是誰？》（Who Are We？）談的就是身份問題。而在如今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學者同樣需要思考在世界史、在全球化之下，中國的身份認同問題。

北京大學歷史系王立新教授在發言中也談到了亨廷頓曾談及的文明衝突、身份認同等問題。王教授從冷戰、冷戰後到今天國際局勢的變化，談到這個大環境對於外交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的影響和未來。王教授說，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國際史學界，主要是美國史學界，外交史研究經歷了一個文化轉向，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把國家看作是權力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不只是權力關係，越來越多的學者從文化、文明的角度探究國家對外政策的根源，探究國家之間相互文化的交往，“意識形態”、“身份”、“認同”、“文明”等成為一時的熱詞。這種轉向一方面和當時的學術潮流有關係，更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

“首先，一個背景是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標誌著屬於大國競爭時代的終結，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被公認為是世界的長官國家，負責國際安全與和平的維護，提供國際產品和國際秩序。在美國獨大的情形之下，其他國家進行地緣的競爭，沒有意義。當時俄羅斯在轉型，中國還沒有崛起，人們更多討論的是文明，認同的問題。另一個背景是全球化的加快，伴隨國家、人員、商品、資訊的流動，人們越來越感受到的核心的問題是身份的困惑，於是有了亨廷頓提出的重要命題，所謂文明之間的衝突。所以，當時外交史的文化轉向和那個時期國際局勢的變化有密切關係，曾經在冷戰時期佔有市場的地緣政治理論、威懾理論、核戰略等話語都在冷戰結束之後風光不再。但三十年後，國際局勢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王教授說，第一個變化就是大國競爭時代的重現，俄羅斯的轉型、強人政治的出現、中國的崛起，被認為是挑戰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與美國的長官地位，國際關係出現了權力轉移的趨勢。“川普上台之後，對華戰略的改變，基本上標誌大國地緣政治爭霸的時代的來臨，這個時代非常類似於三十年代，新興國家的崛起引發的既有國際格局的變化。”第二個特點是民族主義的興起，這與全球化之下貧富差距的拉大，民粹主義的興起有關，還有一些國家出現強人政治，具有代表性的有俄羅斯、土耳其。美國力量的衰落、強人政治出現，還有民族主義的興起，帶來的結果就是一些地方性大國在謀求地區性的霸權——中東最為明顯。王教授說，國際局勢的這些變化，即地緣政治爭奪的重現、大國爭霸的重現，帶來的就是外交史研究的回擺——從冷戰時代以權力為核心到冷戰後的文化熱潮，現在又回擺到所謂的權力和地緣政治的討論，未來國際關係研究和外交史的熱詞可能又會是“國家安全”、“國家體系”、“地緣政治”等等。最後，王教授指出，這個時代的來臨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國際關係的研究是一把雙刃劍。利好的方面是，學者會被動員到國家的外交視野中去，可以有很多資源和機會，但同時，自由的空間可能會縮小。

會議現場

這次會議上，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余偉民教授談的是“蘇聯史研究的機遇和困難”，但其中也反映出時代背景對學術研究的影響。余教授說，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世界史研究在很多領域，無論是從人員隊伍建設，還是科研水準上都有提高，但在蘇聯史研究這塊卻有點不同。原本，國內的蘇聯史研究基礎很好，蘇聯史、東歐史尤其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強項，建國後第一代的蘇聯史學者都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可以找到掌握東歐不同國家小語種的學者。在這樣的基礎下，改革開放後，在東歐改革、蘇聯解體各種資源得以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學者原本應該有機會在蘇聯史研究做出領先的水準。“我們曾經生活在類似的體制下，有這樣的情感、關懷，研究隊伍也有優勢，跟西方學者不一樣，我們對蘇聯的理解應該更深刻，但是在這樣很好的形勢下，目前蘇聯史的研究隊伍在萎縮……”隨著老一輩蘇聯史研究者的離去，曾經有研究傳統的學科點出現了人才缺貨，加上蘇聯研究在發表上也有不少困難，原本的優勢研究反而走得慢了。蘇聯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在俄羅斯、在西方學界已經展開研究，取得了成績。而對於國內的蘇聯史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余教授很是憂心：我們能夠為年輕人提供什麽樣的條件，以積蓄力量，厚積而薄發？這個問題頗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