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內陸亞洲”一詞在清史研究中非常活躍。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司徒琳教授在《世界史及清初中國的內亞因素》一文中認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內陸亞洲”是西方人研究清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核心概念，它構成所謂“新清史”的理論基礎：即漢化不是清代歷史的主要演變趨勢，滿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滿了“內陸亞洲”地區民族的特色，他們所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鮮明的內陸亞洲特點，而不是漢化的特點，這使得滿洲人更容易獲得在內陸亞洲的認同，並取得那裡諸多民族的支持，然後以此為基礎實現對中國的統治，並建立一個強大的王朝。
所謂“內陸亞洲”，在地理上主要指西起伏爾加河，東至興安嶺之間的廣闊區域。20世紀關注“內陸亞洲”這一概念比較早的是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他從經濟發展的視角將長城沿線的邊疆地區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貯存地”，論證了這一地區與內地之間在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性及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拉鐵摩爾所理解的“內陸亞洲”包括了中國的內外蒙古、新疆、西藏、東北等長城以外的地區。
與拉鐵摩爾不同的是，20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傅禮初教授想引入一個世界史的概念，更傾向於把內陸亞洲看作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更傾向於探討這一地區自身歷史發展的規律，而不僅僅是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清朝在亞洲腹地》）在傅禮初看來，內陸亞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區組成，每個地區都有自己歷史發展的動力和內在因素，但在16世紀到18世紀，歐亞大陸的各個地區，呈現出一種平行的整體史的發展規律。
傅禮初之後，20世紀90年代以後形成的“新清史”思潮，則把“內陸亞洲”當作一個基礎概念。“新清史”的學者們抓住了過去在“大漢族主義”史觀下，邊疆民族歷史被邊緣化的缺陷，通過對諸多民族語言文字資料的研究，沿著傅禮初的路徑，繼續探索這些地區的滿洲、蒙古、西藏等獨特歷史及其與漢人居住地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內陸亞洲從一個地理單元，轉變成一個政治的、文化上的部門，擁有了完全不同於中原漢地的內在特質。在他們看來，大清王朝（或者說是大清帝國），是由內陸亞洲（Inner Asia）和內地（China Proper）兩部分組成的，而王朝的建立者滿洲人，自然會對內陸亞洲的特性有著巨大的天然親和力和認同，而與漢人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清代的理藩院等制度被認為是解決與內陸亞洲民族之間政治認同的關鍵措施，而他們對漢文化的接受與推崇，對漢人的籠絡政策，則被解釋為為政治統治服務的戰略上的考量和手段，而非心甘情願的主動變為漢人的“漢化”。這樣思維的邏輯結果必然是：清朝的統治者只有獲得在內陸亞洲地區的成功才能獲得在中國的成功，或者說，在內陸亞洲的成功是清朝建立和強盛的基礎和關鍵性因素。於是，一種以解構“漢化觀”為目的的史學觀念得以建立，對清代政治史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清代中國東、南、西、北各個邊疆地區的研究成為熱點（柯嬌燕 《帝國邊緣：中國近代初期的文化、民族和邊疆》）；每個邊疆地區都被作為一個區域史研究的對象，來探討它們與“中國”以外地區內在的經濟、文化聯繫，以及與中國的不同（包括艾瑪·J·滕《台灣想象地理學：中國殖民時期的旅行文字和圖片（1683-1895）》；勞拉·霍斯特勒《清朝的殖民事業:近代中國早期的民族志和製圖學》；C.帕特森·吉爾希《亞洲的邊地:清代中國雲南邊疆的變遷》等）；清代諸多歷史問題的研究都開始到“內陸亞洲”特性中尋找解釋與答案。如美國學者狄宇宙將滿洲人的成功入關解釋為火器、白銀、理藩院等具有世界性因素的結果。美國學者張勉治（Michael Chang）認為乾隆的南巡不是漢化的表現，而是為了展現滿洲人忠誠、勇敢、敬業的內陸亞洲特性，是為了體現清朝滿洲至上的國策，並受到滿洲人在內陸亞洲地區建立霸權進程的影響。
然而，這些“新清史”著述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即漢人在大清王朝中的作用，不管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漢人”，或者說一個人口佔95%以上、掌握著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漢民族，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在大清王朝歷史的構建中顯得無足輕重。我們不妨借助於“內陸亞洲”的視野，重新思考清代歷史的幾個問題。
一、清朝統一事業如何完成？
滿洲人在入關前後的統一戰爭中，並沒有領導全部的蒙古族，只是借助了東部蒙古族的力量，以此形成的滿蒙聯合力量非常有限，相反，借助漢人的力量，對滿洲成功顯得更加重要。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魏斐德教授對此論述得非常清楚，沒有八旗漢軍的建立，滿洲人便不能使用火器，無法在明清對峙的東北戰場和入關後各地的戰爭中獲勝。滿蒙鐵騎雖然勇猛，但在李自成軍隊把守的潼關下一籌莫展，直到漢軍火炮到來，才擊潰了對手的防禦。而在從湖南向雲貴進軍過程中，滿蒙軍隊更是損傷慘重，被李定國“兩蹶名王”。順治帝一度不得不把前線軍隊的統率權交給明朝降將洪承疇，讓他“節製五省”滿漢兵力，又經過近五年的籌備後，才得以順利平定西南。
二十年後，當吳三桂叛亂於西南時，八旗滿洲和八旗蒙古在戰場上的表現仍然差強人意，清朝仍是更多的依靠漢人將領的忠誠和綠營兵的奮勇征戰，才度過入主中原後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
過多的實例不必一一列舉，可以說清朝近三百年的統治中，每次嚴重危機的化解，都離不開漢人的身影。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是因為雖然17世紀的滿洲人與13世紀的蒙古人看上去都是在內陸亞洲，但前者的力量遠遠不如後者，即使它贏得了部分蒙古人的效忠，但還遠遠不足以在全中國範圍內形成軍事優勢，沒有漢人的加盟，他們的宏業難以想象。
所以，清朝統一宏業的完成，不僅依賴於滿蒙之間的親密關係，更主要依靠滿漢之間的聯盟。
二、清朝如何在內陸亞洲取得成功？
“新清史”的一個主要觀點，認為清朝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主要得益於在內陸亞洲的成功，而不是以往認為的那樣，是漢化的結果。
在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下，滿洲人是否漢化姑且不論，現在的問題是有兩個方面：第一、清朝在內陸亞洲地區獲得成功了嗎？第二、即使清朝在內陸亞洲獲得了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什麽？
首先，清朝在內陸亞洲的成功是一個動態的、長期逐步實現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而且是以成功入主中原為前提的。
從時間先後順序上看，清朝在入主中原前，並沒有真正征服內陸亞洲地區。雖然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一直在采取各種措施來構建滿蒙聯盟，但實際上真正和滿洲人建立了聯盟關係的只是東部的科爾沁蒙古各部。蒙古人分布的地域極其遼闊，各部落之間關係複雜，元代以後的蒙古並沒有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而是各自為政，滿洲與蒙古的聯盟也只能是與其中一部分的聯盟。皇太極時期的三次遠征，雖然也確實擊潰了蒙古最後一個大汗林丹汗，但那只是以察哈爾部為主的蒙古力量，漠北的喀爾喀蒙古和漠西的厄魯特蒙古各部都還保存著強大的力量，他們將是滿洲人在內陸亞洲地區爭奪霸權的主要競爭者。尤其是厄魯特蒙古各部，他們不僅實力強大，而且是藏傳佛教忠實的擁護者。當滿洲人忙於平定中國的戰爭、不惜一切代價和吳三桂等進行鏖戰時，一個與格魯派黃教聯盟的準噶爾汗國勢力迅速上升，他們征服南疆地區的穆斯林，擊敗西部的哈薩克，甚至阻擋了正在東進的俄國哥薩克騎兵，建立起在內陸亞洲地區的霸權。
清朝在入關之初，直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仍遠未取得在內陸亞洲邊疆地區的成功。康熙十四年（1675）察哈爾部的布爾尼之亂，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滿蒙聯盟的脆弱性，也說明清朝在內陸亞洲地區的統治遠未穩定和成功。從康熙到乾隆，三代皇帝用了近80年的時間才擊敗所有的蒙古人。在此期間，滿洲人與漢人的聯盟、清朝在內地的統治已經獲得極大成功，甚至達到盛世局面。
其次，清朝在內陸亞洲成功的原因不僅在於滿洲人自身與蒙古人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在於獲得了漢人的認同和支持。沒有從中原、江南獲得的巨大支持，清朝征服蒙古的戰爭是難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在內陸亞洲取得成功。
美國學者濮德培在《中國西進》一書中指出，清朝在康熙時期是在受到準噶爾部的威脅後才逐步卷入到與噶爾丹的交戰中的，而且他的研究表明：對這場戰爭來說，後勤補給顯得至關重要。深入漠北尋找準部主力決戰的清軍，在耗盡補給幾乎陷入絕境的時候，遇到了噶爾丹的軍隊。濮德培認為，再晚些天，補給斷絕的清軍將不戰自潰。而為了這一天，康熙帝從1690年就開始，用了六年時間做準備，通過內蒙古的五路驛站，將後勤補給源源不斷地送到前線，來支撐這場戰爭。
雍正時期的十三年，清朝一直秘密籌備在西北與準部的決戰，這也是軍機處成立的最初目的。但雍正帝到底為籌備西北戰事花了多少錢，耗費了多少物力、人力，到現在還是個謎。乾隆時期清朝擊敗準部、回部的戰爭共花費了1000多萬兩銀子，乾隆帝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表示，這種財政支出與雍正時期在西北地區的耗費相比，節省多了。幸運的是，乾隆贏得了戰爭，而雍正時期清朝敗績累累。
所以，與13世紀蒙古人席卷亞歐大陸的征服戰爭不同，滿洲人的戰爭是靠其不斷擴大的聯盟來獲勝的。戰爭的長期性、巨大耗費，決定了清朝只有在平定了中國南方各地的敵對勢力、取得了統治權後，在有了一個堅實的滿漢聯盟以及由此而來的充裕的財政支持後，才有能力展開和準噶爾爭奪內陸亞洲霸權的戰爭。美國學者張勉治在研究乾隆帝南巡時，指出前三次南巡都有西北戰事的背景，同時皇帝在南方獲得諸多鹽商的資金報效，這些資金被用於西北戰事。在整個18世紀，清朝從內地獲得的資金，僅捐納一項就達1000萬兩。沒有這種強大的經濟支持，清朝在內陸亞洲的成功難以想象。
所以，與漢人聯盟，有內地的支持，是清朝獲得在內陸亞洲邊疆地區成功最關鍵因素。
三、“內陸亞洲”是一個統一的政治概念嗎？
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從拉鐵摩爾到傅禮初，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內陸亞洲”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包括它的地理範圍也各有說法。與之相關的概念還有“亞洲腹地”“中亞”“中央歐亞”“阿爾泰地區”等，僅從這些概念上的分歧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地域歷史文化的複雜性。
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有確切政治意義上的“內陸亞洲”，美國學者羅友枝等人強調的內陸亞洲特性，主要著眼於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這是這些民族獲得政治認同的基礎，就像乾隆帝被視為很多象徵：滿蒙的大汗、藏傳佛教的活佛、漢人的皇帝等等，他甚至還在平定回部後娶了一位和卓家族的女子作妃子，希望以此獲得維族人的認同。但也正如美國學者歐立德、米華健所說，清朝並沒有找到一個解決伊斯蘭教眾認同的方法，滿洲人對穆斯林的統治並不成功。這個例子也說明，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內陸亞洲”，滿、蒙、藏、維，甚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有各自的宗教、文化和價值取向，滿洲人甚至不能取得所有蒙古人的認同。
“新清史”的學者也努力構建一個具有獨特意識形態的滿洲形象，這種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內陸亞洲特性，完全不同於漢人的儒家文化。然而，滿洲人有什麽東西可以被視為意識形態呢？是像羅友枝所說的滿洲禮儀、薩滿教、藏傳佛教？還是張勉治所說的“勤政” “忠誠” “勇敢” “滿洲至上”？我們知道，滿洲人最大的優點就在於善於學習和利用，他們總是通過很勤奮地學習，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華，在每個民族的信仰中佔據制高點。
所以，“內陸亞洲”並非一個統一的政治概念，內陸亞洲的各個民族也沒有統一的特性和價值取向，“新清史”學者在對“內陸亞洲”概念使用上存在“泛政治化”的主觀臆斷傾向。
“內陸亞洲”的視野非常有利於我們深入審視邊疆地區各民族的特點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並能夠更加全方位地理解各個民族的歷史，有利於我們打破“大漢族主義”史觀的局限。然而漢人也是中國歷史的主體力量，這種客觀史實當然不能被忽略。中國邊疆各個民族與漢族之間是一種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關係，並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更不是截然對立的，他們之間那種跌宕起伏、英雄史詩般的歷史，是中國歷史最美麗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劉文鵬，1972生，河北寧晉人。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政治史。出版《清代驛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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