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亟待一場“世界史覺醒”

向榮 /複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僅僅抱守自身民族史觀、排斥世界史觀而走上世界舞台。作者認為，身處全球化時代，不可能不研究世界史，因為世界史是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溝通的重要工具。如果說民族史的功能是培養民族認同和愛國主義，世界史則是一種“國際教育”，二者缺一不可。對於中國而言，民族史與世界史的長期對立是理論和實踐發展的一大障礙。面向未來，中國亟待一場“世界史覺醒”，在重建史觀、構造中國歷史研究話語體系的過程中，有必要消解民族史與世界史對立的影響，在二者互補互鑒的基礎上謀求世界新變局下的理論突破。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很久以來，歷史就被劃分為兩大類：民族史和世界史。世界史最初指外國的歷史，但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史更多指跨文化交流的歷史、全球史。本文認為，世界史應該既包括前者，也涵蓋後者。

▍英國和中國的新趨勢

在晚近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寫作和研究過程中，美國人最為積極，從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到傑裡·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一直引領時代潮流。相對來說，英國和中國的反應是比較慢的。於爾根·奧斯特哈默在《牛津歷史寫作史》“世界史”條目中寫道，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興起是20世紀80年代的新現象，90年代才開始引人注目地發展起來。世界史的興起、發展和專業化最初主要在美國，直到作者撰寫該條目，即2010年時才有少數國家開始趕上。麥克·本特利在回顧英國當代歷史寫作時說，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環境的變化使我們需要“世界史”，需要關於全球環境、食物、服裝等方面的歷史。我們需要進入這塊條件與限制並存、近乎混亂的研究領域，並充分意識到將不列顛同美國或歐洲的發展孤立開來會越來越困難。

但近年無論英國還是中國，變化都很大。伯明翰大學歷史系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娜奧米·斯坦登教授說，直到2000年，英國高校歷史系幾乎還沒有專門從事中國史研究的教師，中國史只是以文學為主的傳統漢學的一部分，但到2013年英國已經有20多所高校的歷史系設立了中國史的教職。英國華威大學、牛津大學在2007和2011年相繼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英國學者迅速將全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付諸實踐，2013年華威大學的喬治·列洛教授推出了《棉：創造現代世界的織物》，2015年牛津大學的彼得·弗蘭克潘教授出版了《絲綢之路：一部新世界史》。

中國的情況與英國有所不同。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大學教師為數不少，吳於廑先生還在80年代初提出了“整體世界史觀”，即在關注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更迭發展的同時，也要重視人類歷史從分散到整體的發展。整體世界史是對傳統世界史即外國史的補充，而非替代。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中國的世界史教學和研究出現了一個谷底。直到2012年世界史成為新的一級學科之後，世界史學科才迎來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我國的全球史研究起步相對較早，早在2004年首都師范大學就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2014年北京外國語大學也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

▍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對立

那麽，我們需要探討，為什麽英國和中國對八九十年代興起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反應比較慢，而最近又跟進較快呢？我覺得其中的原因可能有相似之處，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兩個國家都存在著世界史和民族史的對立。

英國的世界史深受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思想家認為人類有共同的理性，人類歷史發展有著共同的規律，通過歷史研究人們可以發現這些規律。休謨、吉本等人是這種傳統的代表。後來從德國引進的歷史主義，一方面表現為民族史學，另一方面表現為嚴格的史料考據。但是英國人最開始接受德國的史學思想就是一分為二的，以阿克頓勳爵為例，他認為在方法方面必須堅守德國式的史料考據，但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他又認為在歷史的本質方面不能像德國人一樣，將歷史簡單地等同於過去，歷史學家應該有現實關懷。

到後來，英國的世界史和民族史交替上升，比如說20世紀上半葉的湯因比、巴勒克拉夫等人，他們延續了英國世界史的研究路徑。劇烈衝突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牛津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H.R.特雷弗-羅珀對湯因比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認為儘管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很暢銷，但對於專業歷史學家來說，它是“不真實、不合理、教條式的”。從他開始到G.R.埃爾頓，實證學派逐漸佔了上風，事實上埃爾頓比蘭克還蘭克。在這個時候誰提倡世界史和全球史都會遭到懷疑或批判。因為歷史研究要立足於原始材料，否則就沒有發言權。

中國也存在類似的衝突。中國的世界史是從蘇聯引入的，受蘇聯教條式“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別是“五種生產方式”的影響，史學家的任務是探討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因此要研究外國的歷史。正因如此，從建國初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對世界史是比較受重視的。奧斯特哈默甚至認為，除了美國之外，最大的世界史工作者群體可能在日本和中國。中國的民族史傳統也來自德國。受德國歷史主義影響的歷史學家如傅斯年認為，中國歷史學家應致力於中國史研究，因為中國有豐富的歷史材料和史料批判的歷史傳統。在他們看來，在中國做世界史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資料條件是不夠的。

有學者將中國近百年的史學爭論歸結為史觀派和史料派之爭，從建國初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史觀派是佔支配地位的，八九十年代則是史料派複興並大有一統天下之勢。王學典先生說：“進入1990年代後，史觀派的學術史地位就越發無足輕重，乃至可有可無了。”事實上，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大多屬於史觀派，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麽中國的世界史在世紀之交的前後10年步入谷底。

但現在這個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變得越來越明顯。在全球化的時代不可能不研究世界史，因為世界史是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的重要工具。如果說民族史的功能是培養民族認同和愛國主義的話，世界史則是一種“國際教育”，兩種缺一不可。其次，西方學界對歷史的認知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蘭克史學佔支配地位的過去，人們認為歷史只是以研究過去為目的，但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學還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它應當關注當下。

從《棉：創造現代世界的織物》和《絲綢之路：一部新世界史》中，可以明顯感到兩位作者正力圖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影響，關注被歷史所遺忘的人群和地區，探討歷史與當下的關聯。儘管兩位作者大量依賴甚至主要依賴二手文獻，但絲毫不影響其著作在學界內外獲得如潮好評。當人們不再只是從方法或技術的層面去評判歷史研究的高下時，心胸就會變得開闊一些，不再像過去那樣狹隘極端。再次是資料條件的改善。過去由於受資料條件的限制，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常不得不借助二手資料，因而從專業研究的角度很難達到原創水準。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很多資料網上都可以找到並下載，現在的問題恐怕是下工夫讀的人還不多。

▍世界史研究破局之探討

民族史與世界史的長期對立是我國世界史研究發展的重要障礙，那麽該如何破局？這是我們目前真正需要關心的問題。現在西方學者中不少人提出世界史複興，對此我深表疑慮。如果直到今天我們還把歷史當成哲學來做的話，世界史將永遠被人看不起。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不管是世界史還是民族史，都應該從原始材料做起。

如何破局？首先，要從努力提高我們自身的專業研究水準開始。我個人傾向於將世界史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世界史，即外國史，另一類是晚近出現的“新世界史”，即以跨文化交流為中心的全球史。前者應更重視具體問題研究和實證研究，雖然全球史可以更多地利用綜合，但也需要有所取捨，盡可能將全球視野與具體問題研究相結合。同美國全景式的全球史相比，英國全球史研究的對象更具體，問題意識更明確，這一方面反映了英國經驗主義史學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史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的表現。

我國世界史學界的全球史研究起步並不算晚，但到目前似乎還停留在全球史的內涵、意義和可行性爭論上，這些爭論既反映了一部分學者對學理問題的偏好，也反映了一部分學者對巨集大敘事的不信任。我個人認為，吳於廑先生20世紀80年代的整體世界史研究值得借鑒。他不僅提出了整體世界史觀，而且圍繞整體世界史中的幾個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具體的探討，比如前資本主義時代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矛盾與交往，十五、十六世紀整體世界史的初步形成及其動因等。從某種意義上，筆者認為，吳於廑先生的整體世界史就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

其次，將個人的學術專攻放入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之中，進行歷史比較研究。R.I.穆爾是著名的英國中世紀歐洲文明史專家，也是一位世界史學家，麥克·本特利主編的《史學史指南》中“世界歷史”條目就是由他撰寫的。他認為，從世界歷史發展的全局來看，中世紀是歐亞文明大發展、大轉型、大分流的時期。從公元1000年左右開始，歐亞大陸的農業不僅太空範圍擴大，而且生產和經營更為集約，從而為以城市為基本特徵的文明擴張奠定了基礎。

但是，經濟集約化和社會複雜化也對古代社會遺留下來的價值體系提出了挑戰，使得作為傳統價值體系守護者的文化精英面臨危機。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東西方文化精英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對古代典籍進行了再詮釋，從而創造出適應各自環境的新的價值體系。在他看來，12世紀是歐亞大陸前近代傳統確立的時期，是人類文明經歷的第一次“大分流”。

布魯斯·M.S.坎貝爾是著名的中世紀英國農業史專家，不久前轉向研究中世紀晚期英國生態環境的變化。他將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置於同一時期歐亞大陸的大環境中思考，於2016年推出了《大轉變：中世紀晚期世界的氣候、疾病和社會》。在他看來，13世紀後期開始的氣候變冷、大瘟疫給亞歐大陸帶來了普遍的危機，尤其是人口銳減和經濟蕭條，迫使亞歐大陸各地區做出相應的結構調整。以英國和荷蘭為代表的西北歐地區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如混合農業容易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在農產品價格下跌時發展手工業，發展波羅的海、北海和大西洋貿易等，最終成功地完成了大轉型。因此，在他看來，彭慕蘭所說的“大分流”根源於中世紀晚期的大轉變。從這點看，民族史與世界史並非是截然對立，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的。

再次，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建設世界史學術共同體。傳統的史學研究是個性化的，一個人、一支筆足矣，但當今的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僅憑個人之力已遠遠不夠，需要更多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

列洛教授在《棉：創造現代世界的織物》“引言”中坦陳：“儘管有可能獲取大量的資訊、解釋和史學文獻，全球史仍難免經常出現偏見。歐洲（西方語言）的學術和檔案資料是問題的核心。本書依賴英語（和一定程度少量的其他歐洲語言），這是一開始就要交代清楚的。我也許可以通過指出當材料如此豐富，梳理不同語言的史學之困難來為自己辯解，不過我只想說由於缺乏語言技能，並易於獲得熟悉的資料，造成了從初始就有偏見的結果。”

列洛教授遇到的問題是幾乎所有從事世界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的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文化上的隔膜、學術背景不一致、語言的多樣性等使得世界史研究異常艱難，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團隊合作也是消除上述障礙的重要途徑。80年代初吳於廑先生在武漢大學成立十五六世紀世界史研究室，研究室成員包括從事西歐、日本和中國史研究的專家學者，目的就是希望研究不同地區或國別、具有不同語言技能的學人通力合作，優勢互補，以便寫出真正具有整體性的世界史。今天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條件比過去好多了，而且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西方國家的高校希望同我國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

事實上，在諸如棉的全球史、絲綢之路世界史研究方面，我們中國學者擁有不少相關資料，完全可以和外國學者開展對話與合作研究。總之，由於歷史上民族史與世界史的長期對立，英國和中國的世界史都發展緩慢。但進入21世紀以來，受全球化局勢和史學自身變化的影響，兩國的世界史都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但是，要消解民族史與世界史對立的影響，使我國的世界史成熟發展並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重視具體問題研究和實證研究，努力提高自身專業研究水準；將個人的具體研究放入世界歷史大背景中，開展歷史比較研究；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建設世界史學術共同體等。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5期，原標題為“英國和中國史學的新趨勢：民族史與世界史的對立和破局”。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