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中國歷史的話語權危機及其救贖

汪榮祖 /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增強，海外文化交流的範圍和深度都在不斷拓展。以知識界為例，近年來“海外漢學”、“中國研究”、“東亞研究”、“亞洲研究”等領域學者不斷參與中國知識界的討論，潛隱默化地影響著中國學術生產的格局和方向。本文作者從中國現代史學的學科建構、史學西方化、學術話語權的外移等角度，分析了中國歷史學的“話語權”危機，指出中國現代史學一直追隨西方時尚，甚至僅僅仿效西方漢學的研究途徑，一直沒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學體系，而像是西洋現代史學的旁枝。作者認為，兩岸三地的中國史學界應反躬自省，認真提煉數千年來中國傳統史學的精華，認真與西方史學對話，在溝通互鑒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線，以把握歷史話語權。文章原發表於《國際漢學》，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中國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可能於短期內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在國防與科技方面也有突飛猛進的成就與進展，儼然已經邁入一個新的時代。展望新時代中國學術的未來，自然科學迎頭趕上西方，指日可待；然而人文社會科學仍然遙遙跟隨西方，未能自主。原因是自然科學、人文社會學科本質不同，自然科學研究的“客體”，無論聲光化電，不會有文化與價值判斷，有其相當“普世的”認知，不因地區或文化之異而有差別，也就不太可能有不同的解釋。誠如英國著名學者懷德海所說，現代科學雖在歐洲誕生，但可在環球為家，因為科學完全可以從一個理性社會之國被傳授到另一個理性社會之國。

其實早在17、18世紀，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就已出版了名著《新科學》，將“心界”與“天界”，或“外知識”與“內知識”做了區別。心界或內知識就是他的“新科學”，所謂“新科學”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他提升了心智之學，並將之與物質之學並肩。換言之，主體性也就是賦予意義的客體，意義結構猶如主體建構，客觀知識不過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無關量化而在於品質。人在社會裡的行為、關切、樂利與憂患莫不具有主觀性。所以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內所謂的客觀，不過是某一社會或文化內的多數人的認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會或文化。人們在視覺世界裡所見同一客體、同一史實，但有不同的觀點、解釋與意義，甚至因時遷勢異而改觀。人文學科對外界關切而形成的主體性，牽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惡心等等，均不見於自然科學，但一樣需要分析與確認，以及相對的準則。所以唯有各主體性之間的共識，才是客觀。然則就人文社會學科而言，不能不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體性。

自20世紀之初以來，由於自然科學極其昌盛，所有學科莫不想要科學化以抬高身價，對科學盲目崇拜，形成不太理性的“科學主義”。作為人文社會學科的歷史學也力求科學化，如英國史家貝雷所說“史學是不折不扣的科學”，但是貝氏晚年及時覺悟到史學科學化之不可能實現，毅然放棄舊說。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的歷史學者終知史學不可能，也無必要比擬自然科學。

回看來時路，當西潮初來時，國人痛科技之落後，猶以累積的文史之學自豪。然時至今日，科技日益發達，有迎頭趕上之勢；而文史與社會學科仍瞠乎其後。蓋因科技普世，不因不同文化而異，故可追趕，甚至青出於藍；文史之學有其文化之根，根斷則如浮萍，漂泊無歸，唯有俯從，何來並肩，遑論超越？

▍西學東來

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洞開，西學東來，西學的資源最早幾乎全部來自江南製造局出版的譯本。這批書除了宗教與史地外，絕大部分屬於數理工程等自然科學書籍。康有為閱讀這批書甚多，受到影響很大，遂將心智之學與物質之學混為一談，以科學原則為“實理公法”，應用到人事，詮釋人文思想，導致“知識論上的偏見”與文化一元論的觀點，認為歷史文化的發展，像自然界一樣有規律，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公理”，歷史只有世界史，各國歷史的不同，乃發展階段的不同。

所以康有為一代的進步知識分子多認為文明乃人類公共之理，此一元論文化觀點來自西方科學思維，對人類前途滿懷樂觀，展望世界大同之將至。康有為下一代的學者漸能直接閱讀西書，但對科學的崇拜有增無減。“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大旗，以為科學可以解決包括人生觀在內的問題。

▍史學的西化

回顧百年以來，中國史學刻意追求西方現代史學，最初梁啟超仰慕西方的“國史”而主張“國民的歷史”來否定舊史為“帝王家譜”。此後國人套用西方一元論解釋中國歷史，往往以論帶史，甚至曲解舊史。傅斯年留學英國於歸國途中，即致書顧頡剛，以“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相勉。傅氏欲將歷史地質學化、生物學化，即由此而來。傅氏歸國後，極力推行史學之科學化，結果史學的科學化不成，將史學淪為史料學。然而在追隨西風之下，傳統史學淪為博物館裡的陳列品，或是史學史裡沒有生命的遺跡。所以在三十餘年內，“中國史學從理論到實踐表現出了全方位的變化”。所謂“全方位的變化”者，就是向西方全方位傾斜，在西洋史學的影響之下，以西方史學為現代史學而進入“現代”。

西洋史學繼16世紀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17世紀科學革命的發動、18世紀工業革命的興起，於19世紀的西歐開始“現代化”。史學在西方的現代化導致學院治史，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科，史學工作者得以在大學裡安身立命，有固定的職業，奠定史學教學與研究的制度。故現代史學的昌明光大，備有三個基礎：“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學院使歷史研究人才與文獻資料能夠集中，而不再為政教服務，或不再淪為貴族的余興。學院化自然促進專業化，使歷史研究由專人負責，歷史寫作成為信實的學術報告，不再是教訓式、空談式或純描繪的敘事。學院化與專業化之後，歷史學被認為是嚴密而精致的學問，隨著現代學術獨立的潮流以及客觀原則之要求，逐步擺脫非學術因素干擾，特別是政治因素的干擾，乃成為獨立自主的學問。西方史學在近代的“三化”，自有其強大的吸引力。中國聞風響應可以理解，然不免與傳統切割，有了斷層。

早在20世紀初，西洋學製開始在中國推廣。民國元年政府明定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門學科，已完全仿效西方學製，歷史也成為西式的學科，傳統史學被視為陳舊落伍而漸遭鄙棄。民國以後的北大經過蔡元培的改革，經學與史學分途，史學成為自立門戶的學門，並在大學裡建立專業的學門。北大首先建立“史學門”，無論在教學與研究上，與傳統學風漸行漸遠。自此，中國現代史學之走向，遂與得現代風氣之先的西洋現代史學相隨不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現代史學更日趨西化，唯西法是從。北京大學中國史學門易名為史學系，正式與西方歷史教育制度接軌，開拓西洋史課程，並漸以講授西洋史的方法來講授中國史。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後，即欲以“歐美新史學，改革中國舊史學”。何炳松於1917年自美留學歸國執掌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系，創辦《史地學刊》，大力提倡美國的“新史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系則於“五四”之後創辦《史地學報》，也成為宣傳和譯介西方現代史學的重鎮。北京、南京之外，其他各地的新式學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學為現代史學的指標。

中國現代史學頗講究考證方法，貌似呼應乾嘉樸學，實則並非樸學的創新，而取法歐美，尤重德國史家蘭克的史學方法論，著意於“不以今論古”，留德的姚從吾早年在北大、晚年在台大都強調“以漢還漢，以唐還唐”之說，以檔案文獻來辨偽考證，重建歷史真相，就是在響應蘭克，並非承繼實事求是的乾嘉考據學風，可見“五四”之後的中國歷史學者，鮮能以乾嘉訓詁之學考史。中國現代史學特別強調史料的重要性，也是在響應蘭克實證學派的方法論。胡適更大倡西方科學方法，強調史料乃是考證真相的命脈。顧頡剛受到胡適的影響，從辨偽入手，以建設真實可靠的古史。

馬克思唯物史觀也來自西方，對中國現代史學，尤其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地區，影響巨大。馬克思學說為人類社會進步發展提出了科學性的一元規律，當被引進到中國時也被視為是科學的史學。近人不斷將所謂馬克思“史觀派”與傅斯年“史料派”視作中國現代史學裡對立的兩個主要學派。其實兩派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但都是在西學的影響下搞史學的科學化。作為西方歷史哲學的一種，馬克思主義自有其精辟之處，然絕非自然科學之一。

西方現代史學主張無證不信，引發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風潮，對中國古史表示極端的不信任與斷然否定，幾欲全盤推翻古史，提倡西方人所謂的信史，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破壞頗大，直至晚近中國才“走出疑古時代”。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國現代史家下視傳統、追慕西方之際，也有不少西方現代主流史家鄙棄中國傳統史學，認為根本沒有重要性。順流而下，自有更極端的說法。我們所敬仰的西方現代史學，許多主流史家既傲慢又帶有偏見地藐視中國傳統史學，我們若不發聲，他們就完全掌握了史學的話語權。

▍中國歷史話語權的外移

西方史家既多以其現代史學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現代史學，自亦以為彼所研究的中國史也優勝於中國學者，而中國學者也往往以為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所以凡西洋學者所寫的有關中國之書，不論優劣都受重視，樂於翻譯引進。洋人研究中國歷史或有身不在廬山的優勢，但若憑其文化的偏見、理論的執著以及雙重標準而放言高論，難道也要盲從?例如名重一時的美國漢學家史景遷著書立說，論明代張岱，卻不能卒讀張氏文，謬誤百出，而海峽兩岸競出譯本，洛陽紙貴。

更令人關注的是近年美國流行的所謂“新清史”，直指大清非中國，華語世界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應該虛心向外人學習。各地華裔學者覺其新穎而多有風從者，甚至認為是了不起的新發現，而忽略了大是大非，無不顯示人文自主性或歷史解釋權之喪失。吾人須知所謂新清史，實欲以後現代解構理論，顛覆大清為中國朝代的舊清史，否認滿族漢化，主張滿人有其民族國家的認同。以彼所見，清帝國乃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而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

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其說並不很新，豈不就是戰前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的翻版？未料“新清史學派”的領軍人物歐立德居然自承是“跟隨岡田英弘教授學習”，他“和其他搞新清史研究的學者都很看重日本這方面的研究，我（歐氏）在自己的書裡也提到了我受日本學者的啟發有多大”。他更說：“這些事情我從不掩蓋，相反我對此感到驕傲。”啟發歐立德的岡田英弘，就是《從蒙古到大清》一書的作者，此書開宗明義就說：“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都是繼承了大清帝國的領土，大清帝國於1636年在長城之北的沈陽建國，1911年在中國南部發生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國於1912年崩壞，而大清帝國的領土則繼承自蒙古帝國的領土。”岡田不認為元、清是中國的朝代，所以中國不應承繼元、清的疆域。他說忽必烈建立蒙古帝國一部分的元朝，明太祖包圍大都，元順帝敗退蒙古，但他認為元朝並未亡國而是進入北元時代。大清建國之初便繼承了北元，而後征服了明朝的領土。簡言之，大清所繼承的是蒙古而非朱明。這就是岡田之書的核心論點，而新清史顯然認同此一核心論點。

新清史這些學者質疑漢化說，因“漢化”涉及清帝國的本質。大清盛世號稱“中國風”，但歐立德欲以“滿洲風”代之，認為“漢化”淡化了征服王朝在歷史上的角色，滿漢之間的文化差距雖然逐漸縮小，然而族群界限卻愈來愈嚴，所以要去除“漢化”在中國歷史書寫上的核心地位。他批評漢化論者忽視了基於相同背景而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承擔本族共同命運的族群意識與我族認同。此即歐立德所謂的“族性主權”論，認為其重要性超過儒教的正當性。他說滿族靠“軍事”與“威嚇”以少數統治多數，意在劃清滿族征服者與漢族被征服者之間的明確界限，使之壁壘分明，以便說明權力完全掌控於滿人之手，與中國無關。在此歐氏明確認為中國人僅是漢人，他不認為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所以他會說：乾隆是“非中國人的中國統治者”。但是清帝不僅崇儒，對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使儒家經典以及各類文集大量流通，可說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儒教化的朝代，而且清帝明白自稱中國。

包括新清史在內的歐美學者，或以顛覆中國的“大寫歷史”為能事，卻無意間囿於其文化語境的“當代論述”，不免陷入薩義德所謂的“東方主義”。然由於歐美在現代掌握學術的話語權，很容易被視為具有普世價值，形成西方中心主義。後現代風潮衝擊西方現代學理，雖撼動中心論，但仍有不少中外學者以西方學術馬首是瞻，缺乏明辨是非與批評的能力。例如不明就裡，不讀原文，就附和新清史之說，讚美其主張利用滿文資料，殊不知清史專家早已用之；欣賞其中亞視角，殊不知其意在以邊疆為中心，否認大清是中國的朝代；以漢化為老故事而不願談，殊不知正中其凸顯所謂“族群主權”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論點，貌似欲顛覆並不存在的中國中心論，意圖切割滿漢減縮中國，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學術的霸權，甚至隱含質疑中國既有疆域之陰謀。新清史話語或可呼應後世所謂“歷史乃史家之創作”，但其“大清非中國”的創見經不起事據與理據的檢驗，亦可證明歷史真相未必能由史家自由寒暑筆端也。

▍找回中國歷史的話語權

下視中國傳統史學的西方現代史學已經遭到質疑，早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出現“歷史相對主義”，挑戰科學的歷史，強調歷史不可能有絕對的真相，每一位史家都可以寫他自己的歷史，也只能有相對的真相。史學的科學化既已失敗，唯有少數歷史哲學家，仍然在孜孜不倦追求歷史的科學法則之外，西方史學家轉而取社會科學為史學之輔助，用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理論與方法治史。因而海峽兩岸的中國現代史學所謂“科研”工作，都是將歷史研究社會科學化，於社會史與經濟史著墨較多，也無非是隨西方之風尚而轉移。

中國現代史學傾心學習西方現代史學，無論科學化史學或社會科學化史學，都視歷史客觀求真為當然，未曾放棄實證致知的方法，也沒有停止追求歷史的真相。然而同樣來自西方的後現代理論，忽然徹底質疑求真之可能性。後現代理論繁多，幾無不質疑現代西方視為萬能的理性與科學，甚至懷疑科學的認知，猶如斯特勞斯所說，現代的科學與理性並不比野蠻時代的神話對人生更為有利。而中國現代史學一直追隨西方時尚，隨西風起舞，甚至僅僅仿效西方漢學的研究途徑，一直沒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學體系，像是西洋現代史學的旁枝，如浮萍之無根，更加失據。

中國傳統史學有幾千年的歷史，為特殊中華文化之產物，就像現代的西方史學，乃是西方歷史與文化長期發展的產物。歷史與文化有其特殊性格，並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具有高度的普及性，其內涵與結論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史學既然是文化之產物，而中西文化有異，與西方史學原應多元並立，相互理解觀摩，不必從風，大可參照柏林文化多元論之義諦，反思傳統，發其底蘊，求其更新，取彼之長，補我之短，而後可望補西方史學之不足。中國現代史學只有批判地重新整理傳統史學的遺產，才能豐盛富足。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史學確有豐富的資源可供開發，可與西方史學呼應、對照以及比較的具體議題甚多。

西方各國史學的自主性昭然若揭，英、法、德、俄諸國之國史的話語權皆掌握己手，不隨他國起舞。西方列強憑其現代霸權，更進而欲主導所謂落後地區之學術話語權，見解與議論縱橫，大有越俎代庖之勢。然而中國現代史學卻不是由傳統轉化而來，而是傾心接受西方現代史學，不自覺放棄了自主性，亦因而往往將國史的解釋權拱手讓人。兩岸三地的中國史學界，正可於後現代風潮抨擊西方現代史學之餘，在中國崛起進入新時代之際，臨流反躬自省，檢討隨西洋現代之波而逐流的遺憾，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線。如何走自己的路?如何使中國舊史學創新?如果不徒托空言，則須知如何實踐。如要老乾發新枝，需要提煉數千年來中國傳統史學的精華，認真與西方史學對話，以檢驗家藏之貧富，何者彼可補我之不足，何者我可補彼之不足，以冀能有扎實而自主的史學，話語權便可操之在我。

本文原載《國際漢學》2018年02期，原題為“新時代的歷史話語權問題”，文章有刪節，學術引用請參考紙質版。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