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舉辦了謝天佑教授逝世三十周年暨歷史研究範式問題的學術追思會。與會者大都是謝先生的學生，還有學生的學生，只有年屆八十的王家范、黃麗鏞教授系他同事多年的故舊。大家不僅溫馨地追憶他作為師長的慈愛，還嚴肅地討論他的探索留給當代學者的思考。
我早在2月份寒假期間動筆寫懷念文章，但遲遲未竟。現在是暑期，靜下心來再思量，悵惘良久。三十年光陰的流逝沒有消磨我對他的緬懷，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因為這三十年來，無論個人經歷，還是生活的這個世界，發生了太多的事情；我現在也快到了他離世的年齡。而且我之後又幸運地擁有王家范、孫隆基、卜正民先生三位理想的研究生導師，治學路數也多有變化。但在我的記憶和情感裡，始終有個位置，是留給他的。如果說在當年《謝天佑教授紀念集》裡我那篇《回憶與悼念》試圖全面鋪敘對他的了解和感受的話，三十年後再提筆，湧入心田的則是歲月過濾後沉澱在記憶深處的一個個片段。
一、他的音容仿佛就在昨天
多年前，看到相聲演員劉偉突聞馬季先生猝逝的反應：“我司機沒了！”勾起了我同樣的感受。記得在謝老師發病前最後一次遇見，是在校園歷史學系樓前小叢林裡，他剛剛打完太極拳。後來，家人說他剛看過電影《紅高粱》，十分興奮。記得1988年4月25日凌晨，系辦的一位工作人員敲門，喊：謝老師中風了。我一時懵懵懂懂，“中風”、“傷風”分不清，以為是感冒、發燒。趕到華師大的公費醫療部門市六院急症室後，他已處在昏迷狀態。聽說夜間值班是位外地進修醫生，拿不準診斷，就當成腦血栓處理，掛了吊瓶。大家期待正式的醫生，要等到次日8點上班查房時才來。結果，醫生來時，好像近10點，判定是腦溢血，已無力回天。當26日子時宣告死亡後，我去師大一村接他的幼子——還是中學生的貫虹對父親的離去愣愣地不知所措。我握老師的手，好像還有熱度。接下來的好長一段日子，我有種恍惚：怎麽好端端的一個人，一下子就沒了？！許多年後，家父在2014年夏被診斷胰腺癌，兩年後離世，我又產生同樣的感覺：書房井然有序，似乎他隨時會回來。
八年前我回到暌別二十載的母校工作——當初離開，從沒想過歸來，不禁冥冥中有宿命的感覺：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當初起步的地方，老校園的很多景物曾留下過我的老師的身影。
邵勤師姐三十年前在《文匯報》發表的《痛悼我師》一文，悲切和激憤感染了很多人。每次與後來在美任教的她見面，我們都會回憶與謝老師在一起的時光，充滿了綿綿的思念。邵勤講到老師的嚴厲，每次會面，都問她有什麽新思想。但幾年後，他帶我時，則更多的是慈祥和親切，經常帶著寬和的微笑。在我們共同的記憶裡，他樸實，率真，大氣，坦誠，毫無文史學者常有的或多或少的矯情或委瑣。他的眼睛清澈透底，一種書卷氣的乾淨。
謝老師秉性仁厚，但個性鮮明，性情外溢，是個有脾氣的人。他從不經營關係，包括師生關係，毫無“江湖”氣，做到了君子有道，君子喻於義，君子坦蕩蕩，君子以道會友。他對普通人又是那麽謙和、關愛。追思會上，曾經在那個非人年代身陷囹圄多年的孔祥驊先生回憶到，當時不解謝先生為什麽對自己這麽好，謝先生回答：“因為你受過太多的苦。”
在日常生活裡，傲氣足，不開玩笑，不食人間煙火，卻常常是弱點和缺陷。與家父一樣，謝老師黑白分明，表裡如一，說話做事直截了當，沒有含混和灰色，容易得罪人。這也是他的摯友王家范老師在追思會上何以痛惜地說：“天佑心情能夠平和些，從容些，30年後的今天，再來檢點自己的學術成績，會是何等的規模？作為同事和朋友，也就不會有，什麽都未了而卻一走了之，那種心頭永久的痛。”
在一篇《鄭板橋的怪》雜文中，謝老師寫到：“說鄭板橋怪，怪在何處？怪就怪在他狂。”是他“怪”，還是官場、社會“怪”？“那些堪稱中華民族脊梁的人，都有這麽點‘怪’。源遠流長，幾千年一脈相承。今天仍要發揚它。”潘人傑老師在紀念郭聖銘先生的《先生何以教我》一文中其實直抒自己的情懷：“從什麽時候起，‘清高’竟成了一種毛病？‘清’不好，難道要‘濁’不成？‘高’不好，大家都‘低’在一起就好了嗎？”潘老師還給我講過王養衝先生即便在文革蹲牛棚時，依然不掩對紅衛兵粗鄙和愚蠢的蔑視。這種自尊和威嚴是來自骨子裡計程車人的高貴。
他在五十年代中後期，有“小吳澤”之稱。同時期政教系的丁楨彥老師也有“小馮契”之譽。據說丁老師有名言：“政治上靠黨，學術上靠馮先生。”但謝老師選擇了走自己的路，其與吳先生的師生關係也如邵勤所說，是那個時代“無窮無盡的犧牲品之一”。當年的歷史學系、史學所人事紛擾，謝老師與我閑聊中提及了一些，但從未議論過吳先生。
這種特立獨行的人格充分體現在思想和學術追求上的銳意創新。謝老師厭惡講假話、套話、空話，不痛不癢的鄉願之辭。他說：如果沒有屬於自己的思想，絕不提筆；如果一篇文章就能把思想表述完了，就沒必要弄成一部書。而沒有困惑和痛苦，何以產生思想？邵勤師姐近年一次與國內研究生的座談時也說：“不要讀平庸的作品，這會讓你越來越平庸。”這應該就是所說的師承吧。
謝老師對激蕩的八十年代的諸多前沿探索十分支持。一次，我們討論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一書。他說：金觀濤等運用自然科學的範式和方法在歷史學研究中的嘗試如果能再進一步的話，堪比郭沫若一輩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的貢獻。
二、時代與思索
對謝老師的懷念自然地與那個啟蒙的八十年代連在一起，他出現在我為學、為人的奠立階段。去年我曾在一篇題為《歷史與現實的糾葛》的短文中談到新啟蒙的1980年代，包括史學研究在內的學術陣地的一大主旋律：源於現實反思的思想性。我們的老師那輩，也即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受製於時代大氣候，功力和學識難以與民國時代過來的老先生們相提並論，鳳毛麟角者如謝天佑、王家范、潘人傑成了我們思想和品行的導師。多年後，我對後生講：我們1980年代是“讀李澤厚先生的書長大的”，寓意也在此。八十年代對獨立人格的追求，還有劉再複先生對“主體性”的弘揚，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續脈。
第一次見到謝老師，是1983年底或1984年初他為“青年史學社”開設的一次題為“讓歷史煥發出青春”的講座上。他這樣的一席話令人震撼：我自己糊裡糊塗地活了半輩子，才發現“右派”是對的；我後悔沒有當“右派”，我要向“右派”學習。
從此，我開始了與他的個人交往，而且越來越密切，並水到渠成地成了他的研究生。在眾人甚至家人眼裡，他的生活非常單調，因為師母把家裡的一切都料理起來，讀書、寫作、思考，還有教學，幾乎是謝老師的全部生活內容。他幾乎從來不看電視。
我們平常的交談總是徜徉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他說過：歷史學家不僅要讀線裝書，還要讀社會這本大“書”。他讀歷史，本身即為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所驅動，源自一種赤子之心的深重使命感。他說：一個社會如果上面爛，下面不爛，或者相反，都可救；但若上下一起爛，就沒救了。
我1985年夏去沂蒙山區考察的成果《費縣農村考察報告》得到他的褒揚。我的本科論文《時代·思索·厄運：孔子的中庸思想及其社會悲劇》，主標題是他起的。 王家范老師這樣形容“50-60年代史學出身”的這代人：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常被用來描述我們一代人。粘著於“部門”，從一而終，經歷了許多許多“運動”，不知道“道問學”、“乘桴遊於海”的快樂。“為學術而學術”，乃是屬於一再被批判或自我批判的內容。學術始終與現實密切關聯，當年看重的是如何“古為今用”。為了服務於“現在”，所以要去理解“過去”。“理解”的結果，不管是肯定“現在”，還是否定“現在”，都看成是社會擔當，七分認真，三分天真。這些，我並不認為是優點，但也不認為是缺點。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三、理論的魅力
思想的張力體現在謝老師治學開闊的視野上。我的學士論文源自大三“中國古代思想史”課上一篇關於孔子中庸思想的作業，擔任此課教學的朱貽庭老師給予了悉心指導。寫就後，我拿給謝老師看。他的一番評議，讓我登時覺得理論思維的高度。類似的情景十多年後再現：轉學到多倫多大學後，我把在孟菲斯大學時期寫的英文處女作《解釋延安文化》投稿，沒想到專家評審送到了導師卜正民教授那裡。他要求我rewrite（重寫）的談話，使我猛地憶起謝老師與我談話的那一幕。
如同其他同代學者，謝老師的理論素養主要基於對馬克思主義原典的研讀。而馬、恩的知識與理論離不開歐洲文化與思想的基礎和學脈。那麽這種“西方”式學術的一個主要特點也即近年來所津津樂道的 “問題意識”。對理論的重視由鮮明的“問題意識”導向使然，旨歸在於追尋超越經驗主義工作的意義。也即回答so what的問題。謝師、王師當時對門生的領引，與北美學術訓練的路數相諧和。所以，我個人出國後雖然體驗了顯著的文化、教育差異，還是感受到學術路徑的一致性。所以，迄今無論從事如何微小的個案解剖，都貫穿著終極的義理追索和人文主義關懷。
記得幾年前，一位名教授在華師大做演講時，號召摒棄所謂西方學者走馬燈式變幻的“理論”、“範式”，而要巋然不動地專注於具體的實證研究。當時也在華師大訪問的邵勤教授提出異議：雖然“理論”思潮在不停地更替，但人類對自身與世界的認識在揚棄，精華在積澱。我本人也多次對學生講：理論來自經驗，但高於經驗，因為人類不僅僅在簡單地反映和總結，而且還有演繹、提升和抽象，所以具有或多或少的普世性。而且“理論”也不僅指特定的可套用範式、學說，而且重點在思維和方法的訓練上，這是提高“史識”最重要的途徑。
八十年代，謝老師關於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乃至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主要參照的是政治經濟學。西方發展起來的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範式與方法突破了中國傳統的章句考據或義理式的解讀。謝老師講自己是讀了《資本論》後，才佩服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其方法論意義不局限於對資本主義、以及歷史上的各種“資本主義”的分析。他認為應該更為寬泛地看待“資本雇傭”關係。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也是一種“資本雇傭”。沿著這一思路的國家商業資本理論，在他的遺著《秦漢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史稿》一書中得到精湛的闡發。他以帝製時代的中國為例，分析了國家通過壟斷流通領域，從商人那裡攫取資本，然後根據國家的需要進行財富分配，取得所謂“民不加賦，而饒用足”的效果。這種專製主義集權國家的經濟統製的法門源自《管子·輕重篇》：“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謝老師開設大學生課程“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講解政治經濟學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的應用。研究生課程“《資本論》研讀”在他家裡上，茶几上備有水果和茶水，氣氛活躍。受謝師、王師的影響，同門對胡如雷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特別重視。謝老師的目標是寫一部“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學”；也曾以之引導我，還要求我讀《鹽鐵論》，認為籍此可以楔入豐富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寶庫。因為他的去世，我自己的研究焦點轉移。拖延幾年之後才細讀《鹽鐵輪》，終於在1990年代中期出國前夕，拖拖遝遝寫出一篇題為《鹽鐵會議的歧異與缺憾：簡論中國古代商人資本的性質和歷史作用》的劄記。其發表卻在十餘年回國以後，我記下如是感言：“雖然物換星移，時過境遷，卻也發現許多巨變中還是有連續性可尋的。今將劄記整理成文，謹以紀念先師和那個消逝的年代。”
四、從農民戰爭史到歷史上的專製主義
解放後的新一代歷史學家，還有他們老師輩的學者，都自覺地不自覺地湧進伴隨著政治運動起伏的重大問題的討論，如著名的“五朵金花”。今人感歎他們的精力和才華耗費在為意識形態所左右的教條主義紛爭上，不無道理。但他們執著地研讀馬列經典，不能否認“假命題”之下對運用帶有普世意義的參照系檢驗中國歷史的心血，尤其是把中國經驗置於世界史與比較語境裡去的嘗試。文革中，歷史學淪為政治鬥爭的婢女，批判史學、映射史學泛濫。文革夢魘過後，“五朵金花”等大問題在反思傳統和現實的撥亂反正氛圍中，一度得到張揚，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才歸於沉寂。
謝老師在1959年代後期即以農民戰爭史研究之專長進入史學園地，卓然成家。他不僅對農民戰爭史相關的所有理論問題做了思考，還主編了《中國農民戰爭簡史》一書。他倡導成立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擔任副會長和秘書長，舉辦了前幾次農戰史討論會。多年後，孫祚民、安作璋先生都向我提起，對當時還是研究生的邵勤富有銳氣的發言印象深刻。農民、農業、農村，是幾千年來中國最大的國情，也嚴重製約著開埠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無法忽視。邵勤1985年在《歷史研究》發表的《析“民本”》、我讀本科時關於平均主義的習作都緊扣時代的脈搏。謝老師臨去世前夕，把自己農民戰爭史的重要文章結集為《泥徑鴻爪》，作為半生研究的一個告別。
大浪淘沙，1980年代中期前後，謝、王二師都從農民戰爭史研究圈淡出。他們在1987年專程到濟南，把中國農民戰爭史學會秘書處移交給了山東大學，由孟祥才先生接手會務。謝師轉向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聚焦於秦漢時期，但所思所論貫通古今；王師進而剖析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機制，其關於明清市鎮、消費的專題研究則直接推進了大陸學界江南史研究的勃興。
他們的轉向都有跡可尋。謝、王八十年代的農民戰爭史研究，越來越更多地與廣泛的社會經濟史問題連在一起。邵勤指出，謝師關於國家、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度”的思想意義非常卓越, 是對連綿不斷的、促使中國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的最精辟、最具有歷史性的解釋。這裡突出了量的規定性，即在既有生產方式下維持農民個體經濟的再生產；一旦嚴重逾過這個“度”，農民的再生產無法維持下去，就會揭竿而起，鋌而走險。與實際管理生產的西歐領主製經濟相比，中國地主製下小農經濟富有彈性。相應地，私人地主的剝削率的升降幅度是有限的, 而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剝削率的升降幅度是極大的——這也是秦暉教授後來所講的為什麽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農民反。秦暉還進一步提煉出“黃宗羲定律”雲雲。
謝老師早在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具有異常頑韌生命力的皇權主義是一個重要議題，這或許與他後來關注專製主義不無關聯。其實，學術界從來不是伊甸園。切身經歷過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對於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尤為痛楚。他的未竟之作《專製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源於同名的一篇文章。該文1986年夏以“內部稿”的形式發表後，收到來自官方的積極反響。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編輯宋一夫先生主持該社與香港中華書局聯合出版的“歷史反思叢書”，力邀謝老師把文章拓展成一部專著。記得謝老師有些猶豫，因為手頭還有別的工作。但情面難卻，而且還有思想解放的時代召喚，所以他決定一鼓作氣趕就此書——這直接導致了他的發病和猝亡。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專製主義？謝師、王師那代學人為了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而深刻地反省歷史與現實。他們對中國傳統的政治和經濟的理解，特別重視“上層建築”——政治方面、國家力量。這些觀念深深地影響到當時我對傳統社會的基本立場。“大一統中央集權軍事官僚專製主義”成了中國王朝國家的標牌。1990年代後期，我在大洋彼岸受到社會史思潮的衝擊，修正了原來的觀點。遠離母邦，隔岸觀火，一度覺得自己可以比較“冷靜”地觀察、區隔歷史與現實，淡然從事“純學術”。但問題的產生、論題的選擇、甚至觀點的形成，怎能擺脫來自現實的感知和困擾？同樣的文本材料，不同心境的閱讀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斷，如何做到“客觀”？
8年前回國，重做“檻內人”，尤其感受到這點。現實無疑是歷史思考的起點，而且現實常常是檢驗從過往歷史經驗得出的範式的場域，所謂經歷“歷史”——歷史現場就在當下；歷史學家也活在當下。近年來自己又不禁趨於認同謝、王二師對國家權力的重視。形形色色的問題，如王家范老師在評議“黃宗羲定律”時所論：“程念祺早就指出過，研究中國古代經濟，離開了‘大國效應’這個中國歷史特色，就好比瞎子摸象。”
五、天地有正氣
謝老師1980年代中期前後還創作了多篇讀史劄記和雜文，說古論今，褒貶人物，激揚思想，言簡意賅，活潑潑辣，充滿了熱忱、想象力、批判性。今天我們讀起來，不禁感慨一個歷史學家三、四十年前思想的時代穿透力。謝老師用生命做學術給後輩的一個啟示是：在歷史的進程中，歷史學家不能啞口，不能缺席。歷史學家應該明是非，應該辨黑白，應該是揚善戒惡的行動者。
謝老師辭世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還在變化著。在一些波瀾壯闊的轉折關頭，我幾次設想：如果老師還活著，他會怎樣？有一點，我堅信不疑：天地有正氣，他會堅定站在歷史的正確一端！因為他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因為他是沉重使命感的赤愛國者，因為他是具有獨立知識分子品格的學者，因為他是義無反顧的戰士，因為他是愛護學生的師長。
幾個月前，邵勤師姐又撰文《終生為師》，表達了對謝先生英年早逝的永久的、刻骨的痛。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學術、思想、人性之光，為他的學生繼承和發揚；他雖死猶生！我本人的這篇憶舊文字，呈現了現在的心境。二十歲時初入學術殿堂，仰望星空，躊躇滿志，理想、激情、幼稚交織著，但遭受喪師之挫，為一生之大不幸。三、四十歲時浪跡遠方，自信滋長了理性，但血也沒有想象般地完全冷卻下來。而今年過半百，理性、感性看似交融著，卻也難做到平衡、和諧，也許該信天命了。回顧自幼蒙階段就沒離開過學校的生涯，謝師的精神遺產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伴隨著我人生的歷程。
（孫競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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