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邢承吉
整理/翻譯：魯迪秋
校對：劉雨君
《東方歷史評論》
瑪莎·豪厄爾（Martha Howell）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世紀末和近代早期北歐的社會、經濟、法律和女性歷史。她本科就讀於喬治城大學，進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取碩士與博士學位，曾先後執教於羅格斯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豪厄爾教授曾教我們博士一年級的史學史課程。說來慚愧，雖然此前也讀過艾麗斯·凱斯勒-哈裡斯（Alice Kessler-Harris）、勞拉·撒切爾·烏爾裡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南希·考特（Nancy Cott）等學者的作品，我第一次有體系地接觸婦女史、系統思考女性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卻是在豪厄爾的課上。課後我和她聊了許多，聽她談自己的經歷，有了做女性歷史學家訪談系列的想法，初衷是為我們這一代年輕女性在職業發展的路線上尋找自己的“role model”。豪厄爾教授很讚成我這個計劃，於是成為第一個接受我訪問的學者。此後，我相繼訪談了艾麗斯·凱斯勒-哈裡斯教授——聽她談60年代在美國上研究生院的情形，又從與莎倫·安·霍爾特（Sharon Ann Holt）教授的訪談中了解到7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女性歷史學家的軌跡，最近又在紐約訪談了年輕的早期史學者漢娜·法布爾（Hannah Farber）。每一代人的經歷，都因社會和體制的差異而截然不同。慢慢地，通過這些受訪人物，我們整理出來一條理解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美國女性歷史學家大體職業歷程的譜系。
與豪厄爾教授的訪談非常愉快。一個小時左右的談話，時間掐得剛剛好。完成訪談，瑪莎·豪厄爾教授不久就前往歐洲繼續做研究，也就在那段時間，著名的米兔運動也以前所未有的聲勢席卷全球。米兔運動所揭露的許多問題不過冰山一角，對女性在學術界所應該扮演的角色、發展的潛力，太多問題還是模糊不清的，性騷擾問題的背後，歸根到底還是話語和權力的問題，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對權力的濫用。整理當時訪談的時候，我最欣賞的是豪厄爾教授溫和而理性的改革態度，她呼籲我們的男性同事一起站到職業女性的身後，給予我們堅定的支持：“我想再強調一遍，我們要聯合起來，一起行動。很多時候，支持你的人將是男性。”在我不斷詢問她如何平衡學術和生活這一困擾我們許多人的問題時，她又矛頭一轉，提出尖銳的反問：“我必須提一個問題，為何你一直在說孩子需要照顧？為何你認為女性需要支持？一旦孩子出生之後，人們仍會默認女性照顧孩子。” 豪厄爾教授促使我們思考女性所面對的許多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原因，社會對女性社會職責和功能的預設，以及學校、學術機構、學術交流會等所能夠向我們提供的社會資源，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制度性支持，比如育嬰假、產假、日間托兒所、育嬰室等，都在日常生活中無形地為我們自信追尋自己獨立的事業提供便利。
東方歷史評論：感謝您參與我們的女性訪談系列項目。首先，可否請您介紹下自己的學術背景和研究興趣，並談談您為何對婦女史、性別史感興趣，哪些因素催生了這一興趣。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主要研究14、15世紀城市化水準最高的北歐地區。該區域被稱為“大低地國家”（greater Low Countries），囊括現在的法國北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和德國西部。我對這一地區感興趣，是因為它遍布河流與港口，高度商業化。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推測，這一地區已經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早期形式。
另一個讓我感興趣的研究維度是性別，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婦女史。在20世紀70年代我入讀研究生院的時候，差不多正是婦女運動的鼎盛時期。因此，我在性別問題上被政治化。在成長過程中，儘管我未曾對性別等級制度做過政治分析，我仍然意識到了它的存在：男性擁有特權，女性沒有；男性擁有機會，女性沒有，不一而足。對此，我一直深感憤恨，但我缺少處理這一問題的政治分析或政治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婦女運動興起，為女性反抗以及爭取進入自由職業、學界的權利，提供了話語和組織。正是在那個時候，大量女性開始入讀法學院、醫學院，並且攻讀博士學位。於是，這兩個興趣合而為一。
我決定將婦女運動時期的女性與我所研究的“大低地國家”的女性，作為我博士論文的主題。我關注女性的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我的一生中，女性主義非常關注女性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對我來說，探究過去女性的狀況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這就是我確定研究主題的過程。
東方歷史評論：您提到20世紀60、70年代有關女性的一些背景，很有意思。您剛才所說的大部分都是20世紀70年代的？
瑪莎·豪厄爾教授：20世紀70年代我正在讀研究生。雖然人們記得20世紀60年代是大變革時期，事實上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開始於60年代的民權運動，接著是針對越南戰爭的反戰運動，隨之而來——但不僅僅是由於這個原因——出現婦女運動，並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潮。那就是我讀研究生的時代。
東方歷史評論：當您在寫作關於婦女史的博士論文時，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研究生院是什麽樣的情形？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十分榮幸能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訓練。之後，我就職於新澤西州新布倫瑞克的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那裡工作了十年，取得了終身教職。不久，我回到這裡。當我在這讀研究生的時候，整個系只有一位女性教員，且是一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東方歷史評論：是我們另一位訪談對象艾麗斯·凱斯勒-哈裡斯教授嗎？
瑪莎·豪厄爾教授：不是。那時候艾麗斯還不在這裡。就在我離開後，艾麗斯去了羅格斯大學。我們從羅格斯大學聘用了她，讓她在這工作。當我在這學習的時候，這裡完全是另一種情形。除了我遇到的那個研究非洲史的助理教授外，其他人都是男性。那位助理教授非常友善，幾年前剛剛退休。但這就是那時候的狀況。幸運的是，我的導師專門研究我感興趣的那個區域，這對我很有幫助。他說：“你的博士論文想研究婦女史，祝你好運！但我認為你找不到材料。”我當然找到了材料。你要做的就是尋找材料。
我當時正在研究行會（guild），諸如信貸行會、商人行會等。那些記錄中關於男性的內容要比關於女性的多得多。不過，其中也有很多與女性相關的內容。女性在行會的這一部分缺席，卻在另一部分裡出現，這就向你透露出邊界的所在，等等。你還能找出關於她們婚姻狀況的資訊。你會發現，大量出現在記錄中的女性是寡婦，這就意味著她們所代表的家庭失去了男性家長。確實能夠找到很多有關婦女和性別的資訊，比如她們做哪種類型的工作、她們怎樣推動經濟，以及她們為何無法獲得與其在市場中地位相稱的權力。這就是我博士論文考察的問題。從歐洲回到美國以後，我工作了幾年，之後決定繼續深造。1973年，我進入研究生院學習，1979年，我取得博士學位。
東方歷史評論：如果您的學術生活和您作為“妻子”、“母親”的社會角色發生衝突，您會怎麽協調這一問題？我記得您曾告訴我，1973年當開始研究生學業時，您已經結婚了。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於1974年結婚。不過，那時候我已經跟我未來的丈夫在一起了。
東方歷史評論：在研究生學業的初期，您要應對繁重的課程任務，同時您還要承擔家庭責任。結婚前您可以把生活全部投入學術工作，但一旦有了孩子、成為母親之後，您就必須將一部分精力分散到家庭生活。您是如何應對這兩種角色的衝突？
瑪莎·豪厄爾教授：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我在研究生階段並未懷孕。1979年，當我在羅格斯大學開始第一份工作的時候，我懷孕了。很快，我得知我懷的是雙胞胎。醫生說，我必須停止工作，好好休息。所以，我沒能完成第一個學期的教學。我休了無薪假。當時既沒有育嬰假（parental leave），也沒有產假（maternity leave），什麽都沒有。因為學校系統根本沒有考慮到會出現懷孕的女教師這種情況。
東方歷史評論：太糟糕了。
瑪莎·豪厄爾教授：是的，糟糕透了。我記得，假如你是男性，你會被征召入伍（當然，那時候征兵剛剛結束）。但是，如果男性被征召入伍的話，部門仍為他保留工作。當他退伍歸來時，他還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而一旦出現女性懷孕的情況，如果她不得不臥床休養，或者照顧嬰兒，部門就不會為她保留職位。
東方歷史評論：您那時候還在為終身教職而奮鬥，對自己的前途並無把握。
瑪莎·豪厄爾教授：不錯，我的試用期正在不斷流逝。在那個學期，我請了無薪假，之後又帶著孩子重回崗位。他們出生於五月末。直到勞動節 ，我才回歸工作。當我回去教書的時候，他們差不多三個月大。我聘請了一位全職保姆。這位全職保姆一直工作到我的兒子們上大學。一周五天，她每天都來，每次至少工作一段時間。不是每一天，也不是一整天，但至少是一天中一段時間。她乾得很棒。對我的孩子們來說，她就像奶奶一樣。不過，她是一位黑人移民女性。她有能力找到這種工作。實際上，她在英國參加過一些課程，接受過正式的保姆培訓。她來自英國的聖基茨島（Saint Kitts），有機會進入英國的教育系統。因而，她接受過真正的訓練，知道如何照顧嬰兒。她真得非常出色，幾乎從未耽誤自己的工作。要是沒有她，我不可能做到這些。
東方歷史評論：我想象得出。能否請您設想下，如果您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懷孕生子，會是怎樣的情形。因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研究生階段生育，她們為此想盡各種辦法。學校也會提供一學年2, 000美元的補助，用於照顧嬰兒。現在，情況確實正在好轉。在20世紀70年代又是什麽狀況？
瑪莎·豪厄爾教授：那時候什麽也沒有，沒有日間托兒所，也沒有產假。據我所知，那些勉力完成這件事情的人，她們采取了和我一樣的做法。如果她們的丈夫也是一位學者，兩個人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諸如此類，將大有裨益。這樣的話，丈夫就能夠分擔很多照顧孩子的責任。我的情況與此不同。我的丈夫經常出差，需要長時間工作。如此一來的好處是，他的薪水足以雇用別人。我們總在奮鬥。對吧？
東方歷史評論：聘請保姆需要花很多錢。
瑪莎·豪厄爾教授：不錯。我們有能力雇用一位優秀的、真正的專業人士，這一點意義重大。不過，不要欺騙自己。這很難。孩子們需要無微不至地照顧，而且你也想要照顧他們。嬰兒需要所有人類需要的東西，這可不只是食物和空氣。
這是個美妙的過程。我很高興我養育了孩子。然而，我只能擁有兩個孩子。那時候我知道，如果我想繼續我的學術生涯，我沒辦法生育更多孩子。我的丈夫也是這麽想的，他十分支持我。但是，他無法如我所需的那樣參與到照顧孩子之中。幸好，他周末通常都在家。由於保姆周末不上班，我周末缺少幫手。因此，周末我們兩人一起照顧孩子。這是件好事。同時，那也意味著周末我無法備課。你得照看孩子。當一個醒了、大喊大叫的時候，另一個還在睡覺。不久，那個醒了，另一個又睡著了。你會十分忙碌。
東方歷史評論：那您如何找到時間來備課？
瑪莎·豪厄爾教授：當我工作的時候，我通常五點回家。沒課的時候，我甚至不用去羅格斯大學。平時，一周內有3天或4天我要去學校。
東方歷史評論：那時候您住在紐約？
瑪莎·豪厄爾教授：當時我住在紐約。因為我的丈夫在紐約工作。我通常開車，偶爾也坐火車。有時候，我在學校就能把一些工作做完。不過大多數情況下，我在那裡教學或參加會議，諸如此類。乾完那些事情之後，我就回家。在我們的公寓裡，我擁有一間小臥室，那是我的辦公室。當我在家工作、保姆英格裡德（Ingrid）照顧孩子的時候，我會呆在臥室，關上房門。我一回家，她當然也下班了。我會給孩子們餵食，幫他們洗澡。晚上七點，他們上床睡覺。我的孩子們在8歲之前一律七點睡覺。之後，我會工作到十點或十一點。通過這種方式，我完成了很多工作。但我也有一些假期。我申請到一些研究基金，並從學校獲準一些常規假期。在那些假期裡，我就在臥室工作。保姆依舊每天都來照顧孩子。夏天，她要休假一個月。不過，我們也會去度假。我們一般帶著孩子一起前往某一方的父母家，陪伴他們。當然，我在那段時間完成不了多少工作。
東方歷史評論：真得非常艱難，您必須想方設法擠出時間。
瑪莎·豪厄爾教授：除非你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在暑期中，等保姆回來之後，她每天都來我家，這樣我就可以工作了。在這期間，我完成所有的工作，但我的進度很慢。所以，我只能有兩個孩子，這一點無可置疑。我不可能生育更多孩子，否則什麽事情也做不成。特別是上下班路上還要花費時間。每趟都要花費一個多小時，一天上下班往返實際上就需要兩個半小時。一天之中屬於你自己的時間只有四個小時。你知道嗎？
東方歷史評論：是的。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故事，您努力統籌兼顧，並且卓有成效。在您同時成為母親、教師、學者這些角色非常困難的過程中，您是否遭遇過挫折或歧視？系裡有沒有為您提供幫助？
瑪莎·豪厄爾教授：系裡幾乎沒有提供幫助。這是因為程式和結構方面都不到位，例如沒有育嬰假之類的措施。不過，無論是在羅格斯大學，還是在這裡，我的男同事中大部分人都給了我很多幫助。
東方歷史評論：那時您的同事都是男性？
瑪莎·豪厄爾教授：儘管學校其他學院擁有女性教員，當我在羅格斯學院（Rutgers College）工作時，我是唯一的女性。
不過的確後來了另一位女性。當時我在羅格斯大學的男子學院（male college）工作。但是，兩英裡之外一所名為道格拉斯（Douglass）的女子學院被合並到羅格斯大學，與之一起合並的還有一所以科學教育為主的學院以及另一所學院。這些合並來的教員中有不少女性，其中大多數人十分優秀。此時正值婦女運動時期，因此很多女性都被政治化，準備好研究各種歧視制度，要求自己的權利，要求孩子得到保護，等等。緊接著，歷史系的男性也意識到這些問題。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羅格斯大學，當我回到這裡時情況也是一樣。男性也開始了解、理解這些問題，並為之付出努力。1989年，我回到哥大。就在同一年，在我離開羅格斯大學前，艾麗斯來到羅格斯大學任教。
我來之後，發現哥大在女性問題意識方面相對落後。但是，我的同事們對我很友好，他們總是彬彬有禮。行政部門依舊都是男性，但他們想要有人研究婦女史。這就是我被雇用的原因，他們想要一個研究婦女的人。
東方歷史評論：在哥大？
瑪莎·豪厄爾教授：是的，在哥大。羅格斯大學聘用我的時候，他們並不需要研究婦女的人。他們對資本主義感興趣。不過，哥大聘用我，是因為我研究女性。他們有意識地想要聘用一位懂得如何研究婦女的學者。但是，歷史系仍舊由男性掌控。他們確實為女性創造了太空，然而他們還需要時間才能像對待其他教員那般對待女性。多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性在歷史系或學校其他院系任教，特別是人文學科和大部分社會科學領域。隨著時間的推進，哥大已經有所變化，能為女性提供更好的待遇。我發現，在性別問題上，我的同事們很好相處。只是你得時常提醒他們不經思索的行為，比如有人總是在會議上越過女性說話。你不得不說，“等一下，喂，我正在說話，現在輪到我了”。我不說我很抱歉。不過至少在我看來，他們並無惡意。
東方歷史評論：您有機會教授性別史嗎？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能教授任何我想教授的內容。我們歷史系裡很多人都在研究性別。我們這些過去與現在都在研究婦女史的人，把性別整合進了自己的研究。比如我最近寫的那本書，題目是《資本主義之前的商業》 。儘管題目沒有體現，它裡麵包含了大量有關性別的內容。我們許多人都將此作為策略。我們的研究盡量包括性別，但又不全然關乎性別。然而目前，在哥大的大學生中間，女孩們對婦女史似乎已經失去興趣。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因為看看周圍發生了什麽，看看吧。
東方歷史評論：當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女性長官。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們需要更多的女性長官。我們需要擺脫川普。
東方歷史評論：可惜很多美國人對希拉裡感到不滿的原因在於，作為女性，她顯得過於咄咄逼人。荒謬的性別刻板印象。
瑪莎·豪厄爾教授：這樣的現象仍然存在。不過，在我工作的學院，歷史系或類似的地方，情況已經明顯改善。真的如此。我當過系主任，是歷史系首位女性系主任，也是哥大最早一批女性系主任之一。我乾得還算不錯。大家都很合作，這也是個和氣的院系。所以，對女性來說，這裡不難管理。擔當系主任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我卸任後，另一位女性成為系主任。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在當時系主任外出的短時期內，擔任臨時系主任。之後，艾麗斯接任系主任一職。就這樣，女性接二連三地擔任系主任。我是第一個。在其他院系，事情發展卻沒這麽順利。在某個院系，由於嚴重的派系紛爭，首位女性系主任不得不辭職。她無法處理這一問題。但我沒法保證，這是出於她的性別。事實上，我對此了解不多，不足以做出判斷。你也知道，這裡的歷史系屬於自由主義左派，有著非常好的政治氛圍。其中有些男性是女性主義者，即便那些不是女性主義者的人們也對女性抱以同情。所以，縱然這裡的制度與結構由男性創建、為男性服務，他們仍歡迎女性的加入。起初，他們想的是“我們讓你進來，但你得按照我們的規則行動”。慢慢地，規則開始發生變化。我想，懷孕與產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曾經，他們只會說，女性可以加入，但如果她懷孕的話，我們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這全是女性的錯。當然，情況正在慢慢地改變，只是非常緩慢。
東方歷史評論：上次我採訪埃裡克·方納（Eric Foner）教授的時候，他告訴我，他讀研究生那會，哥大都是男性，都是白人男性。沒有女性，也沒有非洲裔美國人。1968年之後，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哥大發生了顯著變化，可以說是巨變。
瑪莎·豪厄爾教授：確實是巨變。埃裡克是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生，我屬於下一代。
東方歷史評論：真是意味深長的變化。您研究性別史，擔任系主任參與院系政治，您是否認為這種身份認同有助於加深您政治化的程度，以反抗針對女性的歧視？您在這一過程中是否被政治化？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想是這樣。要是沒有這些經歷，我不會產生這樣強烈的自覺意識。我對其他任何種類的歧視也有了更多自覺意識。即便我從未經歷過，但我更為清楚地意識到種族等級制度。我對階級歧視認知的意識也越來越強。因為只要你能感受某種歧視，你就會對它非常敏感。我的意思是，我想象不出一個貧窮黑人的感受，但我能識別出那些將他們置於不利地位的制度結構。
東方歷史評論：作為一種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這已經深深植根於日常生活之中，發揮著強有力的影響，讓你無處可逃。
瑪莎·豪厄爾教授：對，對。
東方歷史評論：身為女性，您覺得您的性別身份讓您變得更加強大還是軟弱？在20世紀70年代的情形裡，它讓您變得強大，您與婦女運動相伴而生。對此您怎麽看？
瑪莎·豪厄爾教授：婦女運動賦予我力量，這一點毋庸置疑。否則，我不會出現在這兒。毫無疑問，要是沒有婦女運動，我不可能在哥大取得博士學位。不要以為我是一個例外，是那種超越性別劣勢的人。我只是乘勢而為。當我入讀哥大的時候，有些女性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了。那時哥大也招收女性。我就這樣突然出現了，並告訴他們我想寫一本關於性別的書。他們錄取了我。後來，我在羅格斯大學工作，周圍都是男同事。他們聘用了我。他們聘用我是因為我研究經濟史，而非因為我研究婦女史。不過，他們覺得聘用女性也無妨。換做十年以前，他們必定不會考慮我。
東方歷史評論：我猜也是。太糟糕了。
瑪莎·豪厄爾教授：是的，很糟糕。不要以為我是個天才。我隻不過在適當的時間出現在適當的地方。當然了，我工作很努力。不過，這的確是婦女運動的結果。
東方歷史評論：它幫助您變得強大，並賦予您力量。那真是研究這一獨特歷史領域的獨特時刻，尤其對於女性歷史學家而言而言。
瑪莎·豪厄爾教授：的確，你必須理解政治問題與組織問題。
東方歷史評論：您在美國之外是否遇見過其他女性歷史學家？她們的境遇如何？我覺得，一個社會的性別等級制度越牢固，女性越容易受到歧視，而且這種歧視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強化。
瑪莎·豪厄爾教授：是這樣。這在歐洲也曾經很普遍。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得到很大改善。
東方歷史評論：就女性層面來說，歐洲獨一無二，這是因為婦女運動的緣故。
瑪莎·豪厄爾教授：歐洲女性從婦女運動中獲益匪淺，她們也是運動的一部分。歐洲的制度體系在很多方面各不相同，有些幫助女性，有些歧視女性。在某些情況下，歐洲女性的處境更為優越，比如說，西歐各地遍布日間托兒所。尤其是在羅曼語國家，諸如意大利和法國，國家出資支持日間托兒所。西班牙也是如此，儘管稍有不同。那裡的職業女性比這兒的女性活得更加輕鬆。
在美國，日間托兒所（day-care）依靠私人資金得以運轉。即便與我們當時的情況相比，現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公共日間托兒所與正規日間托兒所，但仍然沒法跟歐洲相提並論。在歐洲，教育通常是免費的，衛生保健是生活的一部分。這裡的人們為了得到這些不得不維持一份工作。歐洲人沒有這種壓力，至少沒有同等程度的壓力。在某些方面，女性依舊面臨偏見。
不過我要重複一遍，作為學者，在我的一生中，女性的境遇大有改善。我認識一些歐洲的女性歷史學家，她們工作非常出色，也廣受尊敬。在那裡，女性還擔任大學校長。現在這裡也是一樣，儘管不是出現在哥大，而是在別的學校。歐洲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類似。
東方歷史評論：美國不斷在向歐洲取法。
瑪莎·豪厄爾教授：對，大致如此。歷史學科中有些領域傳統上屬於男性，諸如大部分經濟史家是男性，女性很少成為經濟史家。正統政治史過去常常是男性的天下，女性則研究宗教史、文化史，或多或少被局限在這些領域。在歐洲，即便是這種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你能看到男性主導某類歷史書寫、某些學術領域。但是，對女性而言，科學領域是另外一回事，問題更為嚴重。歷史領域狀況已經在好轉。
東方歷史評論：您剛才提到日間托兒所。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時候，我看到一些女性帶著嬰兒前來參會。會場提供兒童房、嬰兒室，這樣一來，女性史家就能參加會議並進行陳述。就我看來，這一措施十分有效。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制度性支持，比如日間托兒所，育嬰室等等，都是支持女性職業化的重要方式。
瑪莎·豪厄爾教授：非常重要。我必須提一個問題，為何你一直在說孩子需要照顧？為何你認為女性需要支持？為何我們不讓男性去照顧嬰兒？我是說，懷孕顯然是女性的事情，所以她們需要這方面的支持。但是，即便出現了這些細微的變化，情況有所好轉，一旦孩子出生之後，人們仍會默認女性照顧孩子。為了讓女性的處境更為輕鬆，我們需要一場社會變革。比如瑞典在這些方面就領先於其他國家。男性更多承擔起照顧孩子的責任，孩子得到更多公共支持。相應地，女性生活得更容易些。然而，性別歧視或性別等級制度並未消失，只是得到些許緩減或調整。
東方歷史評論：性別等級制度得到緩減。政治化確有其重要性。我們有必要意識到這些歧視和刻板印象。
瑪莎·豪厄爾教授：我想再強調一遍，我們要聯合起來，一起行動。作為女性，如果你在專業領域受到忽視或者不被認可，並且和解無果，如果你在會議上被人越過，諸如此類，你不可能獨自戰鬥。要是這樣的話，人們會排擠你，他們會說，她只是在胡言亂語，不用搭理她。或者，他們會拒絕聘用你，因為你的要求和自信讓他們感到不愉快。所以，我們需要具備政治意識，需要獲得別人的支持。很多時候，支持你的人將是男性。不過，他們必須接受教育，具備這種意識。在我的一生中，我切實目睹這種情形發生。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女性主義者。他們不是築起街壘的反抗者，只是平等對待女性。他們中間一個已經結婚，另一個正跟女友同居。他們擁有非常平等的情侶關係。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兩性之間毫無差別，而是說他們能夠彼此分享責任。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就被教育去了解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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