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詩人葉芝：我們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

威廉·巴特勒·葉芝

我們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

文 | 傅浩

“葉芝之鄉”

踏上愛爾蘭綠色的國土，漫步首都都柏林街頭，就好像重讀葉芝的華章，以往覺得陌生的地名和朦朧的意象都變得真切而清晰起來。1916年復活節起義所在地郵政總局、遭火災後重建的艾貝劇院、利費河上的海鷗、歐康奈爾大街上的紀念雕像、市立美術館裡的繪畫作品等等歷歷在目，無不令人想起葉芝的那些著名詩句。

從都柏林乘長途公共汽車橫穿國境，四個多小時後便到達西海岸的斯來溝鎮。那裡古風猶存，鎮中心矗立著一尊青年時代的葉芝全身銅塑立像，頎長的身體上鑄滿他的詩句，被風鼓起的衣襟仿佛夢想的翅膀。不遠處一幢古舊的紅磚建築是葉芝紀念樓，內設葉芝博物館，裡面陳設有不少關於葉芝的文獻和實物資料，包括諾貝爾獎證書和金質獎章。鎮東有風景幽美絕倫的吉爾湖，湖中有葉芝嚮往的人間仙境——因尼斯弗裡島。湖水流經鎮中瀉入斯來溝海灣，那裡有另一處著名的“仙境”羅西斯岬角。鎮北數英裡處寫有“葉芝之鄉”字樣的路標指向一座參天大樹蔭覆的教堂：旁邊是那古老的石十字架；對面有諾曼時期的圓塔；近臨來自格倫卡瀑布的湍急溪流；遠望勢如奔馬又似臥劍的布爾本山。這就是葉芝的曾祖父曾住持的竺姆克利夫教堂，大門右側的墓園就是葉芝長眠處。遵照詩人在《布爾本山下》一詩中的遺囑，他的遺體於1948年從法國運回愛爾蘭，歸葬於給他的童年以歡樂、給他的詩歌以靈感的這塊形勝之地。這似乎是他完滿的人生之旅的象徵，而他的靈魂仍駕著飛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馳向永恆。

確定身份的迫切需要

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是一位畫家的長子。雖然他的家庭傳統上說英語，奉新教，甚至祖先還是英國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規的英國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強的民族意識。這也許與他在倫敦上小學時受英國同學歧視和欺負的經歷不無關係。作為英裔愛爾蘭人，他對宗主國英國的感情是愛恨參半的（後來的西穆斯·希內及加勒比海的德瑞克·沃爾考特亦有同感）；他恨英國人造成了他不能用愛爾蘭的民族語言蓋爾語寫作的事實，同時又愛使他得以直接學習莎士比亞等大師並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廣泛流傳的英語。正是處於這樣一種尷尬地位，才使他在從事文學創作伊始就感到確定身份的迫切需要。

作為使用英語創作的作家，葉芝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題材。這與19世紀中葉以來研究和翻譯蓋爾語文學的學者和翻譯家們所面臨的問題不盡相同。他既必須背離英國文學的傳統，退回到愛爾蘭的本土風景中去尋找靈感，又必須把所獲納入英語的包裝。1886年，葉芝結識了芬尼亞運動領導人、愛國志士約翰·歐李爾瑞。在他的影響下，葉芝開始接觸愛爾蘭本土詩人的具有民族意識的作品，他自己的創作也開始從古希臘和印度題材轉向愛爾蘭民俗和神話題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烏辛漫遊記及其它》就反映了葉芝早期創作方向的轉變和確定。

《葉芝詩集》

同年，葉芝結識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茉德·岡。由於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輕的葉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進一步卷入了爭取愛爾蘭民族自治的政治運動旋渦之中（甚至一度與激進的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發生聯繫），就好像他筆下的詩人烏辛被仙女尼婭芙誘引到魔島上一樣。但他畢竟不是政客，而是詩人。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實際行動，而只是盡詩人的本分：

知道吧，我願被視為

一個群體的真兄弟，

為減輕愛爾蘭的創痛，

把謠曲和民歌唱誦；

《致未來的愛爾蘭》

葉芝的第二本詩集《女伯爵凱瑟琳及各種傳說和抒情詩》（1892）繼續且更集中地以愛爾蘭為題材，以象徵的手法表現詩人的民族感情，愛爾蘭被“想象成與人類一同受難”的“玫瑰”。他幻想通過創造一種建立在凱爾特文化傳統之上的英語文學來達到統一兩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愛爾蘭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現代詩人把他的故事置於自己的鄉土背景中，他的詩就會像古代的詩一樣更細密地滲入人們的思想之中。早在1888年葉芝就曾說過，比較偉大的詩人視一切都與民族生活相關聯，並通過民族生活與宇宙和神聖生活相關聯：詩人只能用戴著“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他還認為，沒有民族就沒有較偉大的詩，猶如沒有象徵就沒有宗教。 在他眼裡，愛爾蘭是一個貯存著比英格蘭歷史更為悠久的歷史的“大記憶”，一個充滿了詩的象徵的倉庫。

世紀之交的愛爾蘭雖民族情緒高漲，但社會形勢複雜。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棄義、黨派的勾心鬥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的互相仇恨和愚昧無知等現象後，葉芝意識到自己所崇尚的以18世紀愛爾蘭社會為代表的新教貴族政治理想與現實的發展是背道而馳的。而茉德·岡等共和黨人所熱衷的暴力行動也令他反感。因此他不久便對政治產生了幻滅感，而又回到了他的藝術王國：

凡事都能誘使我拋開這詩藝：

從前是一張女人的臉，或更次——

傻瓜治理的故土貌似的需要。

《凡事都能誘使我》

1891年，葉芝與倫敦的一些年輕詩人組成了“詩人俱樂部”，並加入了當地一些愛爾蘭作家和學者組織的“愛爾蘭文學會”，開始從事整理和宣傳愛爾蘭文學的活動。但他自己的筆一刻也沒有停歇，除以上提到的詩集外，還接連出版了寫愛爾蘭題材的散文作品《凱爾特的曙光》（1893）、《隱秘的玫瑰》（1894）和戲劇作品《心願之鄉》等。

葉芝始終對戲劇有著濃厚興趣。18歲時，他就為初戀的情人勞拉·阿姆斯特朗寫過一部詩劇《費雯與時光》。詩劇《女伯爵凱瑟琳》（1892）則是他特意為茉德·岡寫的。1896年結識格雷戈裡夫人和約翰·辛格後，葉芝開始與他們共同籌建愛爾蘭民族劇院。這標誌著愛爾蘭文學複興運動的開端。葉芝本想借戲劇的形式教育群眾，在現代人中間恢復一種高尚的民族精神，但他以愛爾蘭神話為題材的風格崇高的象徵主義詩劇不像格雷戈裡夫人和辛格的現實主義劇作那樣受歡迎。而且，小市民的庸俗反應常常令他失望和憤怒。

1899年，詩集《葦間風》問世，獲當年最佳詩集“學院”獎，確立了葉芝作為第一流愛爾蘭詩人的地位。有論者認為這部詩集標誌著現代主義詩歌的開端，猶如100年前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謠集》標誌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端。其實葉芝深受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雪萊等的影響，是主張“向後看”的：

我們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曾選用

傳統的聖潔和美好、詩人名之為

人民之書中所寫的一切內容、

最能祝福人類心靈或升級

詩作的一切作為主題正宗，

但如今都變了，那高大駿馬無人騎，

雖說荷馬曾坐在那鞍上馳驅

在漸暗洪水上天鵝浮遊之處。

《庫勒和巴裡利，1931》

在這首詩裡，葉芝把格雷戈裡夫人之子（也包括他自己）看作是貴族文化傳統的“末代繼承人”，她（他）們所居住的庫勒莊園和巴裡利塔堡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徵。在另一首詩《紀念羅伯特·格雷戈裡少校》裡，格雷戈裡夫人的兒子羅伯特則被視為文藝複興式“完人”的一個現代樣板。在葉芝眼裡，貴族是人類文化精華的保存者和傳承者。與此相對的是保存和傳播口頭的民間文化的乞丐、浪人、農夫、修道者，甚至瘋人們。葉芝有許多詩作就是以這些人物為角色，或者乾脆是他們所說所唱的轉述。這些構成了葉芝智慧來源的兩個極端。然而，在現代風雲的衝擊之下，這一切都在漸漸消亡。巴裡利塔堡前的古橋在內戰期間被毀；庫勒莊園也在格雷戈裡夫人逝世後被迫出賣，後來被夷平；羅伯特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劇變，葉芝不禁哀歎：

浪漫愛爾蘭已死且已逝，

與歐李爾瑞同在墓穴裡。

《一九一三年九月》

但是，1916年復活節抗英起義震驚了對政治和現實失望的詩人。葉芝想不到從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產生了他理想中古愛爾蘭的庫胡林式的悲劇英雄，他看到了一種崇高精神的爆發：

一切都變了，徹底變了：

一個可怕的美誕生了。

《一九一六年復活節》

感奮之餘，他及時做出了一位詩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反應：“我們的事/是低喚一個又一個名姓，/像母親呼喚她的孩子，/當昏沉的睡意終於降臨/在野跑的肢體之上時。”他還在《十六個死者》《玫瑰樹》以及晚期的《歐拉希利族長》等詩篇中以他特有的語調謳歌了死難的起義者。

此後，他似乎又恢復了對現象世界冷眼旁觀的態度，不輟地在變化中尋求永恆。然而他對社會現實的敏感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組詩《內戰期間的沉思》和長詩《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內戰的背景前對人類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關心的是人類文明的創造，因而譴責任何形式的破壞。

總之，是“在上帝創造天使前/她早已開始有歷史”的“這盲目苦難的土地”愛爾蘭造就了葉芝和他的詩。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爾本山下》一詩中，他總結了他畢生的信念，並告誡後來的同志：

愛爾蘭詩人，把藝業學好，

要歌唱一切優美的創造；

……

要歌唱田間勞作的農民，

要歌唱四野奔波的鄉紳，

要歌唱僧侶的虔誠清高，

要歌唱酒徒的放蕩歡笑；

要歌唱快樂的侯伯命婦，

……

把你們的心思拋嚮往昔，

我們在未來歲月裡可能

仍是不可征服的愛爾人。

抒情詩人的生活應被了解

葉芝又是個自傳性很強的詩人。他主張寫自己主觀的切身體驗，而非對外界的客觀觀察。他在《拙作總序》（1937）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一個詩人總是寫他的私生活，在他的最精致的作品中寫生活的悲劇，無論那是什麽，悔恨也好，失戀也好，或者僅僅是孤獨；他從不直話直說，不像與人共進早餐時那樣，而總是有一種幻覺效果。” 這決定了他的詩是象徵主義的，而非寫實主義的。他認為，他的一生是一種生活實驗，後來人有權利知道。抒情詩人的生活應當被人了解，這樣他的詩就不至於被當做無根之花，而是被當做一個人的話語來理解。 他的詩以大量的篇幅和坦誠的筆觸記錄了他個人的經驗和情感，尤其是他對友誼和愛情的珍重。女性在他的生活和藝術中都佔據了重要地位。在《朋友》一詩中，他寫到了三位對他一生影響重大的女友：“我必須讚揚這三位——/三位在我生活裡/曾製造歡樂的女士：”

一位是因她的手

堅強有力，能解釋

無人能理解、擁有

和培育的東西——青年人

夢想的負擔，直到

她改變了我，使我能

生活在忘我中辛勞。

這說的是奧古斯塔·格雷戈裡夫人（1852-1932）。葉芝認為她使他得以專注於文學。她不僅在精神上給他以理解和支持，而且在物質上為他提供理想的寫作條件，照顧他的起居。他在她的庫勒莊園度過許多夏天，“在凱爾納諾那古老屋頂下找到/一個更嚴厲的良心和友善的家”（《責任·跋詩》），在那裡寫出了《在那七片樹林裡》《庫勒的野天鵝》《庫勒莊園，1929》等大量詩作。她還與他一起搜集民間傳說，從事戲劇活動，在愛爾蘭文學複興運動中起到了骨乾作用。她翻譯的蓋爾語神話傳說被認為是上乘之作，為葉芝的詩創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她的劇作也深受愛爾蘭觀眾的歡迎。葉芝關於她的詩作還有《一位朋友的疾病》《致一位徒勞無功的朋友》《新面孔》《重訪市立美術館》等。

一位因沒有思慮，

也沒有縈繞的煩憂——

在這多災多難

十五年之中都沒有——

能夠離間心智

與充滿快樂的心智。

這說的是奧莉維婭·莎士比亞（1867-1938）。她是葉芝詩友萊奧內爾·約翰生的表妹，是一位小說家。1894年當葉芝正陷於對茉德·岡的無望戀情的旋渦裡無法自拔時，約翰生把奧莉維婭介紹給了他。她聰慧而善解人意，與葉芝相處得很融洽。他們曾考慮結婚，只因她丈夫不同意離婚而未果。他們同居了近一年，直到葉芝再遇茉德·岡時，奧莉維婭發現他對她仍不能忘情，遂離開了他。“額白、發濃、手安詳，/我有個美麗的女友，/遂夢想舊日的絕望/終將在愛情中結束：/一天她窺入我心底/見那裡有你的影像；/她哭泣著從此離去。”（《戀人傷悼失戀》）但他們始終保持著友誼；葉芝與她的通信比與任何男女朋友的都多而詳細。他在詩藝、政治、個人等各種問題上征求她的意見，而她的評論非常富於才智。葉芝在她去世後曾對人說：“40多年來她一直是我在倫敦的生活中心，在所有那些時間裡我們從未爭吵過，偶爾有些傷心事，但從未有過分歧。”葉芝關於她的詩作還有《他教愛人平靜下來》《受難之苦》《深沉的誓言》《美人魚》《長久沉默之後》等。

那位呢？她拿走一切，

直到我青春消逝，

卻少有憐憫的神色。

我怎能讚揚那一位？

天光開始破曉時，

我因她故而無眠，

把我的好壞算計，

憶想她所有，那鷹般

眼神流露的一切，

同時我心底湧起

一股甜蜜真強烈，

令我渾身直戰栗。

這說的是茉德·岡（1866-1953）。“頎長而高貴，可是胸房和面頰/卻好像蘋果花一樣色澤淡雅”（《箭》），這是葉芝初見她時的印象。當時他們都23歲。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我一生的煩惱開始了”。她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者，為了爭取愛爾蘭獨立不惜代價不擇手段。葉芝追隨她參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千方百計追求她。而她一直保持著距離，終於1898年向他透露了她與一位法國政客的同居關係。他們的關係一度降溫，但給葉芝以毀滅性打擊的是1903年茉德·岡與約翰·麥克布萊德結婚的消息。此後，加之劇院事務的煩擾，葉芝的心情很壞，詩風也隨之大變。從詩集《在那七片樹林裡》（1904）到《責任》（1914），詩人逐漸拋棄了早期朦朧華美“上下綴滿了來自/古老神話的刺繡”的“大衣”而“赤身行走”了（《一件大衣》）。

葉芝多次向茉德·岡求婚，都遭到了拒絕。不得回報的愛升華成了一篇篇感情複雜、思想深邃、風格高尚的詩，它們貫穿於葉芝的第二本到最後一本詩集中。在這些詩裡，茉德·岡成了玫瑰、特洛伊的海倫、胡裡漢的凱瑟琳、帕拉斯·雅典娜、黛爾德等。有論者稱這些詩作是現代英語詩歌中最美麗的愛情詩，認為還不曾有過哪位詩人像葉芝這樣把一個女人讚美到如此程度。葉芝意識到是茉德·岡對他的不理解成就了他的詩，否則“我也許把破文字拋卻，/心滿意足地去生活”（《文字》）。茉德·岡曾寫信給葉芝說：詩人永遠不該結婚；他可以從他所謂的不幸中作出美麗的詩來；世人會因為她不嫁給他而感謝她。

葉芝對愛情的看法一如他對宇宙的看法，是二元的。在早期的《阿娜殊雅與維迦耶》一詩中，他就表達了“一個男人為兩個女人所愛”的主題。到了晚期的組詩《或許可譜曲的歌詞》和《三叢灌木》及伴隨的幾首歌等，這種靈魂與肉體之愛一而二、二而一的信念更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對茉德·岡的愛應該說是靈肉兼有的，很可能最初還是出於對其肉體美的愛悅，但青年人耽於理想的氣質使他的愛在詩創作中向靈魂的境界升華：“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熱愛”（《亞當所受的詛咒》）；“愛你靈魂的至誠”（《在你年老時》）。中年以後，他似乎在較平和的心境裡超然把愛情抽象化，當做哲學觀照的對象了。而到了晚年，他就好像是做夠了夢的佛格斯，洞知了一切，肉體卻衰朽了，於是爆發出對生命的強烈欲望：“可是啊，但願我再度年輕，/把她摟在懷抱。”（《政治》）

葉芝曾說，他年輕的時候，他的繆斯是年老的，而他變老的時候，他的繆斯卻變年輕了。意思是說，年輕時他追求智慧，年老時卻又羨慕青春。“肉體衰老即智慧；年輕之時/我們彼此相愛卻懵懂無知。”智慧與青春的不可兼得，亦即靈與肉的對立鬥爭成了葉芝“藝術與詩歌那個至高主題”（《長久沉默之後》）。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3月11日6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