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教育行業格局與2017年相比有了不可忽視的變化。這一年，教育行業相比於過去的一年更加風起雲湧。無論是資本並購熱潮消退，還是新民促法送審稿帶來的震蕩;抑或監管層對K12校外輔導機構的規範與整頓促使素質教育“黃金時代”到來……，2018年的教育行業，政策頻發下蘊藏著向好發展的勃勃生機。
在波瀾壯闊的行業大勢下，廣大教育工作者如何應對新政加速落地、機構投資趨冷與發展路徑抉擇的變局?
在成立兩周年之際，藍鯨教育選擇與教育同仁一起回顧教育行業發展的成績，尋找未來可以協力共進的方向。11月8日，藍鯨教育在京成功舉辦2018藍鯨教育大會。本次會議以“變革·蓄力”為主題，數家上市公司掌門人超百位企業家悉數蒞臨。
會場上匯聚了中國教育行業監管層、教育機構決策人、教育資本機構管理者中的核心人物，旨在通過對教育行業一年來的深入觀察與解讀，探討出行業在政策、資本兩端加速優化調整之時，最為適合自身發展的跑道。
論壇1主持人：滬江副總裁徐華
以下為第一個主題論壇的內容精要：
任志鴻：數字出版的發展對傳統出版起到帶動作用
世紀天鴻董事長任志鴻從出版行業的角度出發，向大家剖析技術的革新對該行業帶來的影響。在他看來，在大眾出版領域，數字出版和傳統出版的競爭關係較為激烈;但是在少兒出版的領域中，呈現了融合發展的態勢。
世紀天鴻董事長任志鴻
一方面，技術公司提供的數字出版解決方案越來越具可操作性;而且各種類型的出版融合實驗室開始落地;另一方面，少兒出版和教育出版，在傳統出版市場中都有了一定的增長。雖然數字出版增長很快，但大眾對紙質書籍還有一定程度的依賴，而且國家政策也有相應的要求。可以說數字出版的高速發展，對傳統出版也起到了帶動作用。
“未來，我認為雙方融合會越發深入，新模式新業態會不斷湧現”，任志鴻表示。而傳統出版商的戰略在他看來主要有兩項，“一是嚴格把控內容生產，二是盤活管道和客戶資源”。而盤活資源，在出版商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會發揮更大的價值。
“雖然傳統出版商面對數字出版更新心裡會有一定的恐慌，但相應的戰略製訂卻少有實質性進展，這可能和傳統企業長期形成的經營慣性有很大關係”，他說道。因此傳統出版商目前對數字出版技術的理解，大多還處於進一步探索的階段，比方說2000年前後世紀天鴻成立教育資訊化、數字出版類公司，一直在關注和理解數字出版技術的更新迭代。
朱泉星：希望明年教育板塊會百花齊放
“在教育板塊，我們邁出第一步的時候發現資本市場和投資者對該板塊是不信任的”，法國巴黎銀行亞太區執行董事朱泉星表示。因此在他看來，教育成功登陸資本市場很不容易，但經歷過數年的成長，大家都能看到資本市場如何充分幫助一家學校做大做強，提高其影響力。
法國巴黎銀行亞太區執行董事朱泉星
“最近兩年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營利/非營利性的頒布，去年睿見教育上市的時候，還沒人相信義務教育可以上市。2017年9月營利/非營利性政策正式落地，資本市場再一次恐慌”，他總結道。
在他的觀察中，他發現賽道上的政策影響固然重要，但規範自己、做好自己，迎接未來，這才是資本市場所看重的，也是社會辦學的內在需求。“這條路即使再難走，也沒有影響這條賽道越做越好”，朱泉星指出。
據其了解，“國外的辦學經費靠募資捐獻或學校基金會，國內靠舉辦人自有資金一點點去經營，或者是社會基金”，並且按照政策來講，民辦學校永遠都是一個支持和補充公辦學校的細分市場，難以做大。但國外的學校，排名最高的很多都不是公辦的，這就是一種對教育的創新。
“人家是兩條腿在賽道上跑，我們是一條腿，這就刺激民營學校努力尋找自己的路”，特別是北上廣深的民營學校，部分民辦中小學甚至比公辦的更好，這種趨勢還在不斷加大。“未來社會力量辦學，會更需要資本方的大力支持。因為好的學校沒有資金，光靠理念沒法進行下去”，他說道。
“我希望明年，教育板塊會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市場”，朱泉星表示。因為我們可以發現，目前教育板塊還是零散的，原因在於只有13家成型的企業。“之前做的其他板塊，例如地產、金融，哪個只有13家企業。只有13家企業的，稱不上板塊”，教育並未進入板塊時代。就以其所在的法巴銀行為例，“教育在我們的業務中被歸在消費品類裡”。
“明年應該會有大型教育股出現，不是因為其本身體量就大，而是社會力量做起來的”，朱泉星總結道，“目前市場上最強的是新東方和好未來，然後是楓葉教育。大家能看到，業績上他們借助社會力量確實上漲了很多”。因此大家不要小看今天港股市場的13支教育股，雖然其中某幾個公司體量相對較小，“我個人的預判，當未來教育形成板塊的時候，這13個先行者就會成為板塊的領頭羊”。
余騰：新政促使市場加快對玩家的優勝劣汰
掌門1對1聯合創始人余騰認為，各項政策落地有幾條比較重要。“一是線下辦學的場地要求，二是教師資格證的要求，三是預收款的要求”。在他看來，除了場地要求這一項對在線教育影響有限，另外兩條。他認為“不管是線下還是線上，要求是共通的。而且從線下到線上，影響速度會加快，可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線上”。
掌門1對1聯合創始人余騰
在他看來，新政最先規範的是中小型機構，這其實是一種市場上的優勝劣汰。短期看來，“很多釋放掉的流量，會向線上和線下頭部企業聚集。短期來看可能會有陣痛，但在教育剛需不變的情況下，政策一定會敦促市場向好”。
余騰指出，教學的產出=教師+教學的內容。在線教育企業為何選擇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投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一方面，我們希望減少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更精準、更系統化的教學體系來感知學生的學習體驗。借此，把政策對在線教育機構的影響降低”。
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利用，余騰還進行了詳細的講解。在他看來，“我們目前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主要是在做兩個場景的應用”。第一個是課堂場景的應用，“我們希望我們提供的每一節課，都可以被量化打分。包括對教師和學生的情緒識別、互動、知識點掌握情況等，通過量化課堂來給老師提供實時反饋”。
第二個則是優化學生的學習路徑。“往大裡說，是利用機器學習和算法推薦找到最短的學習路徑。往小裡說，比方說學生之前做10道題才能掌握某個知識點，我們希望利用技術使學生隻做3道題就可以了。”但余騰最後表示，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成為老師的好助教，但無法取代教師”。
程子嬰：政策在為教育資產證券化掃清障礙
賽伯樂教育產業基金合夥人程子嬰在論壇上指出，“我們的教育投資團隊每三年都會更新一下對行業的認知和未來態勢的判斷”。
賽伯樂教育產業基金合夥人程子嬰
其團隊在2017年制定的方向，主要包括高度市場化運營的國際教育、職業教育、營利性高端早幼教和經營性現金流較好的互聯網教育。“標的的選擇基於2017年團隊的成員對中國教育的理解，包括巨集觀政策、巨集觀經濟的變化;消費者在巨集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變化”。
“民促法送審稿推出後，我們發現具體的細節我們有所預料”，她說道。政策的落地在她看來，對教育資產證券化是一種利好。其實在過去的三十甚至二十年時間內，中國的教育產業發展並不規範，“更多的是粗放式的成長模型”。國家從2017年9月1日民促法正式頒布，細則彼時並未頒布;今年送審稿與去年的一脈相承，但有了更細化和準確的說法。
背後反映的本質在於，“是營利和非營利，一定要徹底區分開，非營利的資產不能上市也不能被並購;幼教和高教可以選擇營利，但就要接受公司製的一系列審查，影響包括稅收、用地成本等的增加”。好處則是，在公司不斷規範自己的過程中，資產證券化的障礙被掃平。
在A股市場，教育產業很難上市。最好的兩個龍頭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都選擇在美上市。因為當時中國的市場環境不適合，或者說不允許民辦教育上市。“送審稿的頒布，及後面具體的措施、細則，以及過渡期的安排，我覺得從整體來講，為A股市場教育產業的證券化，在某種程度上掃清了障礙”，她說道。
未來，教育公司只要符合營利性質，按照所有的規範，包括財務、服務、辦學許可證和教師資格證，“你一步步往前走，不管選擇在A股還是香港或海外，我覺得都不是問題”。因此在她看來，“政策為教育行業，無論是從業者還是投資者打開一扇全新的大門，讓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市場業態的發展”。
對於教育行業的未來，程子嬰推測未來市場很寬廣，從業者無論是選擇了哪個領域，都有機會。“我們團隊認為選擇的四條賽道，未來五到十年內會出現兩到三隻獨角獸”，而其他賽道也有很多的發展機會，“隨著新技術和消費者需求的發展，有很多細分領域正湧現很強的生機。例如90後家長成為主力家長後，跟國際化接軌的素質教育領域，也會出現多隻獨角獸”，她指出。
聲明：本文僅代表嘉賓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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