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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起忽沉的朝貢外交:5世紀中期的中日關係緣何突然中斷

公元477年,年近六旬的倭王武向南朝劉宋政權派出了繼位以來的第一批使者。從其先祖倭王讚算起,倭王武已經是第五位入貢南朝的倭國國王了。倭王武的此次進貢收獲頗豐,從劉宋朝廷獲得了“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的封號,品級之高超越了前任歷代倭王。然而,正當倭國在南朝天下秩序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倭王也可憑借中華皇帝的威望進一步統合國內、進軍朝鮮半島時,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兩國外交突然中止,中日關係之間再次進入了長達百餘年的空白時期。是什麽導致了倭國入貢的中斷,其間的東亞世界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中日外交的重開

時間回溯到六十多年前的公元413年。這一年,倭王讚的使者第一次來到南朝的都城建康。由於此前中日外交已經中斷了一個半世紀,兩國之間鮮有往來,倭國的使者甚至在入貢的途中一度迷失了方向。

自永嘉之亂以來,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已持續了近百年。南中國將這一年稱為義熙九年(413年),名義上仍在晉朝司馬氏的統治之下,但朝廷實權早已落入了武人出身的劉裕手中。特別是在三年前,劉裕率軍攻滅了盤踞山東半島的南燕政權,聲望如日中天,取代東晉只是時間的問題。對於迫切需要提高自身聲望,為接受禪讓營造輿論氛圍的劉裕而言,倭王讚的到來可謂正合其時。須知,倭國上一次入貢還是西晉的泰始二年(266年),此後隨著中原陷入戰亂,兩國之間也失去了聯繫,如今倭王的使者重新到來,這不正是劉裕的威名遠播海外的證明嗎?倭王讚此次入朝是否獲得了東晉王朝的冊封,史書中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可以確定的是,倭國使者的到來終結了中日歷史上漫長的“空白的四世紀”,由此揭開了“倭五王”時代的序幕。

宋武帝劉裕畫像

永初元年(420年),劉裕終於接受了晉恭帝的禪讓,建立起劉宋王朝。第二年,倭王讚的使者又如期出現在劉裕面前,劉裕欣喜萬分,盛讚其“萬裡朝貢,遠誠宜甄”,除正(指自命的官職獲得了中原王朝的承認)為“安東將軍,倭國王”。自此,倭國正式加入了南朝的天下秩序,兩國間進入了來往頻繁的蜜月期。從永初二年(421年)到昇明二年(478年),先後共有五位倭王至少九次來到建康朝貢。

元嘉二年(425年),倭王讚派遣司馬曹達進獻方物,此後不久就去世了。其弟倭王珍繼承王位後,又於元嘉十五年(438年)來到建康朝貢。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倭王珍不僅向宋文帝請求自身的除正,還連帶了麾下的倭隋等十三人,宋文帝也答應了他的請求。倭王珍的繼承人是其子倭王濟,他在位時期,倭國在東亞世界的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元嘉二十八年(451年),第二次遣使來到建康的倭王濟成功獲得了宋文帝的除正,除“安東將軍,倭國王”外,還得到了“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的封號。換言之,倭國在此六國的軍事行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劉宋王朝的意志,這對於常年與高句麗爭奪朝鮮半島的倭國而言,意義之大可想而知。

話雖如此,倭王濟的除正卻並不意味著倭國在朝鮮半島的爭奪中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因為不僅是倭國,作為其對手的高句麗以及盟友百濟,都曾接受過宋朝的除號,甚至細究起來,倭王的地位是處在下風的。首先,倭王濟的將軍號是“安東將軍”,而高句麗王卻是“征東大將軍”,百濟王是“鎮東大將軍”,在南朝的武將等級中,四征(指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下同)、四鎮、四安大將軍均為二品,而四征、四鎮、四安將軍則是三品,可見高句麗王和百濟王的序列都在倭王之上。實際上,倭王濟並非不清楚其中的差距,他在入宋之初就曾自稱為“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但宋王朝並沒有完全滿足他的願望。在正式授官時,不僅將“安東大將軍”改成了“安東將軍”,還將六國中南朝的親密藩屬,同時也是倭王最想控制的百濟,替換成了與“任那”同義的“加羅”,“都督六國諸軍事”其實只是“都督五國諸軍事”。可以想見,對於入貢南朝時日尚淺的倭國而言,想要在南朝的天下秩序中取得與高句麗、百濟等國並肩齊驅的地位,還需要經歷更多時間的磨礪。

供奉於日本石上神宮的七支刀,據說由百濟蓋鹵王贈送給倭王濟

倭王武的朝貢

5世紀中期,倭國與高句麗的爭戰日益激烈,倭王濟也在連年的戰火中去世,繼承其遺志的是他的第三子倭王武。不過,在倭王武繼位之前,率先成為倭國王的是其兄長倭王興,但由於倭王興在位僅三年,除了從南朝獲得“安東將軍,倭國王”的冊封外,沒有留下更多的記錄。因此,這一節我們直接從倭五王中最濃墨重彩的倭王武說起。

倭王武在《日本書紀》中的名字叫做大泊瀨幼武尊,通常比定為日本歷史上的第21代天皇,即雄略天皇。由於考古發現的佐證(後文詳述),學界一般認為,自雄略天皇起,天皇家的歷史由神話時代進入了信史時代。

倭王武(雄略天皇)想象圖

倭王武從兄長倭王興(通常比定為安康天皇)手中接過王位時已經年過四十,但眼前的局面讓他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由於倭王興的失政,宗室眉輪王和最大的地方豪族吉備氏相繼發動叛亂,國內的政局動蕩不安。經過十數年的平亂,眉輪王被殺,吉備氏也在討伐中遭到了削弱,無力威脅王室。隨著國中局勢重新恢復穩定,倭王武再次將入貢南朝之事提上了日程。

昇明元年(477年),倭王武的使者從瀨戶內海一帶揚帆起航,到達劉宋境內時已是第二年了。或許是吸取了父親的經驗,此時的倭王武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將六國增加到了七國,希望獲得宋王朝的承認。依據先前的經驗,宋朝對於初次入貢的倭王通常只會承認最基本的“安東將軍,倭國王”,其祖父倭王珍、父親倭王濟、兄長倭王興,無一不是如此。不難想象,倭王武對於此次除正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出乎倭王武的預料。他的使者在都城建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對於倭王的除正請求,宋朝雖沒有同意其在百濟的軍事權,但對於余下的要求則全部予以認可。如此,首次來到南朝的倭王武就獲得了“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的封號,一舉超越了他的父祖和兄長。

那麽,是什麽原因促使劉宋朝廷改變了一直以來的慣例,對初次入貢的倭王武給予特殊的提拔呢?這一點恐怕與三年前東亞世界的一件大事有關。475年9月,高句麗的長壽王親率三萬大軍進攻百濟,當時百濟國的實力大不如前,君主蓋鹵王猝不及防,慌忙派其子牟都(後來的文周王)前往新羅和倭國求援。然而為時已晚,援軍趕到時百濟國的首都漢城已經被高句麗攻陷,蓋鹵王戰死。此後,牟都雖在新羅和倭國的幫助下遷都到南方的熊津,重新建立了百濟國,但吞並漢江流域的高句麗實力大增,百濟不再具備單獨與之抗衡的能力。在南朝的天下秩序中,曾於戰場上誅殺高句麗故國原王的百濟國是其牽製高句麗乃至北魏的重要一環,也正因為如此,劉宋始終沒有同意倭國對百濟地區領有軍事權,給予百濟王的位階也總在倭王之上。但如今,百濟國已然元氣大傷,朝廷迫切需要提高倭王的品級,與重建的百濟共同牽製高句麗的壯大。

5世紀中期的東亞局勢

其實,倭王武的入貢與其先祖倭王讚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昇明二年已是劉宋王朝的最後一年,齊王蕭道成全面掌控了朝廷的實權,而倭國使者的到來又為其接受禪讓增添一枚籌碼,這也是倭王武受到厚待的原因之一。就在倭王武朝貢後的第二年(479年),蕭道成從宋順帝手中奪過政權,建立起了南齊王朝。不難設想,如果此時倭王再次遣使朝貢,兩國之間必定能夠建立起更加緊密的聯繫,倭國在南朝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也會有進一步的提高。但是,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自昇明二年(478年)的朝貢後,倭國使者的身影卻再次從中國的史書中消失了。

“治天下大王”的野望

倭王武為何在此時此刻戛然中止了對南朝的朝貢呢?由於文獻記載的缺失,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其中的緣由。但所幸的是,倭王武在入宋時曾進呈了一篇表文,從中或許能夠找到導致外交中斷的蛛絲馬跡。

倭王武的上表文被完整保存在《宋書·夷蠻傳》的“倭國傳”中,全文用詞華麗,語言流暢,學界一般認為是出自大陸移民之手。但即便如此,文中表達的內容仍是出自倭王武的意志。表文中這樣寫道:

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暗,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強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余鹹各假授,以勸忠節。

如果加以整理,這篇上表文至少表達了三層含義。其一,自先祖以來平定國內各地的經歷。其二,朝貢之路被高句麗所阻,父兄都死於與高句麗的交戰之中。其三,請求除正官職,以便繼承父兄遺志,繼續與高句麗作戰。表面來看,這是一份向南朝宣示忠誠的表文,無論國內爭戰還是討伐高句麗,都是為了“王道融泰,廓土遐畿”,也就是擴大南朝的天下。然而,這份看似謙恭的表文中卻透露著不凡的野心,那就是倭王武在承認以南朝為天下中心的同時,也在逐步構建著自己的小天下。在講述平定國內的戰爭時,倭王武這樣寫道:“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這裡的“毛人”和“眾夷”無非是化用了中國史書中“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概念,換言之,倭王其實是把自己放在了中心的位置。

《宋書·夷蠻傳》收錄的倭王上表文(部分)

僅憑這一點似乎並不足以說明問題,但考古發現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依據。1873年,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墳出土了一柄帶有銘文的鐵刀,文中出現了“治天下獲鹵大王”的字樣。無獨有偶,一個多世紀後的1978年,埼玉縣稻荷山古墳中也發現了銘文鐵劍,上面刻有“獲加多支鹵大王”“治天下”等文字。這裡的“獲加多支鹵”讀作WAKATAKERU,正是倭王武的名字“幼武”二字的讀法,彼時的日本還沒有自己的文字,通常借用漢字表音。借助這兩大發現,不僅能夠確認倭王武的存在,還可以知曉他的統治範圍至少已經擴大到熊本縣和埼玉縣,更加重要的是,倭王武在國內的稱號是“治天下大王”,他把自己的統治區域視為了一個獨立的天下。

實際上,倭國國王構建以自身為中心的小天下,並不是從倭王武開始的,至晚在其祖父倭王珍時就已初露端倪。前文提到,倭王珍入貢時除了請求為自己除正外,還給麾下的倭隋等人求得了平西、征虜、冠軍、輔國等將軍號。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平西將軍,眾所周知,倭國位於南朝的東方,因此授予其國王的將軍號是“安東將軍”或“安東大將軍”,而倭王珍卻為部下的倭隋請號為“平西將軍”,這顯然不是以南朝皇帝為基準,而是以自身作為中心而言的。可以這樣說,倭國的小天下野心從倭王珍時開始萌芽,發展到倭王武時期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

在這樣的背景下,倭國武開始試圖跳出以南朝為中心的天下。儘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位,但他更傾心於以自身作為中心的小天下,加上“都督百濟軍事”的請求始終沒有得到南朝的回應,此時中斷對南朝的朝貢也並非不可思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470年前後,劉宋因國中內亂而使山東半島落入北魏手中。對於渡海而來的倭國船隻而言,山東半島是至關重要的中繼點,它的丟失必然給倭國的進貢增加困難和危險,這一點或許也是倭王驟然停止對南朝朝貢的原因之一。

“倭五王”最終除正一覽表

謎一般的倭人像

基於上述原因,倭王的入貢在此畫上了休止符,可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但頗為吊詭的是,伴隨倭王武的離去,倭國的影子並沒有從史書中徹底湮沒,甚至在蕭梁時期還出現了倭國使者的畫像。

這幅謎一般的倭人畫像其實是《梁職貢圖》的一部分,此圖為梁元帝蕭繹所作,描繪了三十多國使者的形象,畫像旁還附有題記,介紹朝貢諸國的歷史、地理和風俗等。這一畫像上的倭國使者裹頭徒跣,前胸袒露,上身僅披有一條結束相連的橫幅,其古舊原始的形象與衣衫華美的百濟等國使者相比,顯得十分寒酸。在此,我們很自然地提出一個疑問:既然倭國的朝貢早已結束,那麽《梁職貢圖》的依據是什麽,梁人是否真的見過倭人?

《梁職貢圖》中的倭人形象

檢索梁代的史料,可以發現這樣一則意味深長的記事:

天監元年(502年),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梁書·武帝本紀中》)

根據這條史料,梁武帝曾於天監元年加封倭王武為征東大將軍。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結論:昇明二年後倭王武曾再次遣使入貢南朝,其官職已由安東大將軍變成鎮東大將軍,繼而又加封為征東大將軍。若如此,《梁職貢圖》的倭人形象自然也是有所依據的。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簡單嗎?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雄略天皇在位二十三年,但從昇明二年到天監元年,其間經過了二十六年,更何況前文提到,昇明二年時倭王武已經接近六十歲,很難想象天監元年時依然能夠在世。退一步而言,即便不相信《日本書紀》的紀年,但《宋書》的記事中明確提到了“獻方物”三字,而《梁書》僅僅提到了進號。

那麽,要如何理解《梁書》的這條記載呢?最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天監元年時倭王武的使者並沒有到場,這只是新王朝建立之初對周邊國家進行的遙封。至於《梁職貢圖》中的倭人形象,那恐怕只是基於《三國志·倭人傳》中“以木棉招頭,其衣橫幅,結束相連”一句的想象。從考古資料來看,這一時期的倭人早已告別了裹頭徒跣、橫幅為衣的時代。借助5世紀中期日本古墳中出土的人形埴輪(一種土偶陪葬品)可知,當時的倭國服飾有了很大的進步:男子上身著交領衣,下身著長褲,膝蓋下以帶捆縛,女子通常穿著長裙,甚至還出現了製作精美的甲胄。換言之,《梁職貢圖》中的倭國使者實際是反映了三世紀中期的倭人形象,與五世紀中期的真實情況存在著兩個世紀的差距。

盛裝男子埴輪

群馬縣太田市飯塚町出土的武士埴輪

順帶一提的是,根據《南齊書·倭國傳》的記載,南齊建國時也對倭王武進行了遙封,從安東大將軍進號鎮東大將軍便是此時。然而,倭王武的使者同樣不可能到達現場,就當時倭國的航海能力而言,要連續兩年派出朝貢使者是難以實現的。

無論如何,昇明二年(478年)後南朝與倭國的外交關係實際中斷了,中日之間再次進入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空白期。等倭國的使者再次踏足中原王朝之時,已經是隋文帝的開皇二十年(600年)。彼時,中原王朝的分裂局面宣告結束,統一的隋王朝屹立在東亞世界之中,日本列島也初步完成統一,進入了建設律令製國家的新時期。

參考資料:

1. (梁)沈約撰:《宋書》,中華書局點校修訂本,2018年。

2. (日)舍人親王總裁:《日本書紀》,吉川弘文館,1974年。

3. (日)阪元義種:《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吉川弘文館,1978年。

4.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5. 趙燦鵬:《南朝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佚文的新發現》,《文史》2011年第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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