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懲戒權，不是教師需要，而是學生需要

教育懲戒權說到底不是教師需要，而是學生需要。換句話說，懲戒權並不是給了教師什麽權力，而是給學生正常成長以保障。

教育懲戒權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絕對不是一句“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就可以解決的。在內容上應該有一個“度”的問題，什麽程度的錯誤應該受到什麽程度的懲戒，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同時，對學生進行批評、懲戒以及處分，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式。

今年年初，北京市教委公布的《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實施意見》要求，各區、各中小學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依法依規及時有效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建立健全應對突發校園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應急處置機制。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意見”中還提到，將采取多種措施強調教育懲戒威懾作用。這一關於“教育懲戒”的提法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為什麽需要教育懲戒權

去年4月，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所中學的課堂上，有學生拒交試卷，不僅“出口成髒”還拿板凳砸老師。

此事發生之後，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教育體育局教研員王維審數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當教育只剩下縱容》，在微信朋友圈走紅，被頻繁轉發。

王維審在文中寫道：

“遠古有記載：‘舜耕地，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責牛。’牛不走道，舜為什麽要鞭己不責牛？這說明了什麽？我們應該怎麽理解他當時的心情？很多人根據現代人的觀念這樣解釋：牛不走正確的路，是因為人沒有引導好，牛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不應該責罰牛，應該追究自己的責任。並更進一步強加給現代的教育，以此來要求老師們仿效古人，對那些問題學生要反思自己，絕對不能把責任放在學生身上……當錯在學生、老師連生命權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這些一味指責教育者的專家是否想到，一味的放任，一味的包容，將會培養出怎樣的學生？這種宗教信徒式的寬容、忍辱負重難道就是教育的底線嗎？”

教育懲戒權會產生哪些作用？

為什麽需要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教育懲戒權會產生哪些作用？王維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了記者的問題。

“我剛剛做班主任不久，班裡的一個孩子偷拿了家裡的50元錢，被家長追到學校裡打。在追問之下，孩子說出了事情的原委，原來他是被人敲詐了，一個高年級的學生帶著一夥人要他交50元保護費，否則就會被處置。這個孩子說，他們一夥人經常問別的同學要錢，不給的話就會被群毆，所以他只好偷家裡的錢交了保護費。”王維審說。

於是，王維審和學生家長找到了那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這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找到了學生及其父母。這名高年級學生並不否認，但他與父母都拒不還錢。後來學校出面處理，也無具體辦法可以解決。

“我班的學生家長一怒之下報警，派出所工作人員解釋說，那名高年級學生還是未成年人，敲詐數額也不大，教育了一通便讓他的父母領回。從此，未受到任何懲罰的那名高年級學生更加有恃無恐，頻頻敲詐低年級的同學。事情的結局是，在19歲那年，那名學生因為攔路搶劫致人死亡被判死刑。”王維審說。

此後，每當人們在討論教育要不要有懲戒權時，王維審就會想起這件事。

“在大多數時候，人們會認為教師需要懲戒權，需要一把維護教育進行下去的‘尚方寶劍’。其實，我倒是認為，教育的懲戒權說到底不是教師需要，而是學生需要。換句話說，懲戒權並不是給了教師什麽權力，而是給學生正常成長以保障。倘若，教師和學校（或者說教育）有一套完善的、針對問題學生的懲戒措施，那麽高年級學生很可能就會在第一次敲詐同學時被及時處置，也有可能就會改掉身上的惡習。那麽，19歲的悲劇也許就可以避免。用適合孩子的懲戒、懲罰矯治孩子的錯誤，總比等到犯罪了搞個嚴重的秋後算總账要好。”王維審說。

懲戒程度應有明確界定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曾在多個場合談及教育懲戒權。

“嚴格地說，教師的懲戒權不是誰賦予的，而是教師這個工作所必需的。從古代開始，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教師，都擁有懲戒權力，否則，教師無法完成本職工作。有人認為教師的懲戒權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或者學校賦予的，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儲朝暉說。

儲朝暉認為，正是由於上述錯誤觀念的存在，導致一些教師放棄了懲戒權，甚至放棄了自身的責任，進而在教學實踐中造成很多問題。有的學生因此沒有受到合適的教育，對學生自身也形成傷害。

關於教育懲戒權，儲朝暉打了一個比喻，“就好比車輛的刹車一樣。懲戒權是對學生的一種控制，當學生不能自我控制時，教師通過懲戒用外力來控制學生。如果沒有刹車，就不知道車會開到什麽地方去，速度、方向都無法控制”。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人大制度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舒曾提出，近年有一些教師體罰學生的報導見諸報端，體罰當然不好，但是過度渲染，讓老師對學生完全不敢教育，孩子一點兒挫折都不能承受，這同樣是教育的失敗。如今，學校中的“熊孩子”“小霸王”越來越多，陳舒認為，要賦予教師更多教育孩子的權力。

過去人們關注教師體罰較多，那麽，教育懲戒權應該如何實施？

“當學生行為違反教育規範時，教師首先應該提出警示，如果多次警示還不改，就要實施懲罰，確保讓學生行為回歸正常狀態。”儲朝暉說，“關於教師如何正確行使教育懲戒權，並沒有標準答案。不同的老師行使懲戒權的過程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年輕的老師，在行使懲戒權時會更加謹慎、小心，如果是經驗豐富的老師，行使懲戒權就不同於年輕教師。不同的學生也不一樣。個性不一樣的學生，或者因為不同原因違反教育規範的學生，對其行使懲戒權的過程都是不一樣的。”

儲朝暉認為，如何行使懲戒權是一門教育的藝術，主要是看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以及互動狀況，以確保有效對學生發揮作用。

王維審認為，教育懲戒權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絕對不是一句“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就可以解決的。在內容上應該有一個“度”的問題，什麽程度的錯誤應該受到什麽程度的懲戒，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在懲戒權的行使上也有一個“度”的問題，什麽程度的錯誤要有誰來執行懲戒，是教師學校還是專門的社會機構，都應該劃分清楚。

學校在這方面也可以頒布一些規定。

“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無權勸退，高中階段有勸退規定。”王維審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對學生實行批評、懲戒教育，學校的校規，包括懲戒規定，需要在聽取全體教師、學生、學生家長意見基礎上民主決策，校規不能僅由學校行政長官製訂，更不能與上位法抵觸。合法校規的製訂，需要學校依法治校，並擁有依法治校的綱領性檔案——學校章程。教育部已經要求各中小學製訂章程，做到一校一章程。章程是明確界定學校辦學者、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社會機構權責的法律檔案。目前，我國各中小學都在進行章程製訂，但有很多學校並沒有真正把章程當回事，還是把章程作為校內行政性檔案加以應付。學校應該結合章程的製訂，明晰教師和學生的權責。

儲朝暉認為，學校在實行勸退等懲罰措施時，對違反校規的學生要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懲罰。“如果是多次發生，就要給予懲罰，如果是剛剛發生或者偶爾發生，還是應該以批評教育為主”。

來源：校長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