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還有人拒絕接受諾貝爾獎？

見字如面，這是小C為你推送的第528封信

讓·保羅·薩特（1905-1980），二十世紀法國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包括小說《惡心》、劇本《蒼蠅》、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等。

諾貝爾文學獎在我們心裡應該是一位作家能夠獲得的最大殊榮，但實際上面對如此之大的榮譽，仍有一些作家仍令人費解地果斷提出拒絕。

為什麽要拒絕一項分量如此之重的殊榮？或許是我們每個人心底發出的疑問。

而今天我們要說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就是歷史上第一位主動提出拒領諾貝爾獎的人士。

他在面對採訪的時候提到“我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約束，而我一心只想做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

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學院正式宣布，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所創作的《詞語》，理由為“充滿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創作，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薩特本人對此榮譽似乎並不“領情”，他提倡作家應參與社會和政治，但他不認為自己屬於任何官方組織，也始終拒絕接受任何來自官方的榮譽，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

所以其實當他早在《費加羅報》上得知，自己有可能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時，就已經寫信給瑞典文學院，禮貌地希望不要把他列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

不巧的是，這封信遲了，而評委會的決定已經生效。

於是，組委會還是堅持把獎項授予薩特，而薩特也堅持自己的意願，拒絕了該獎。

獎項公布那天，他還避開了媒體，帶著波伏娃像平常一樣去他們常去的餐廳用餐。這一天對薩特來說，似乎與生活裡的每一天都無異。

當獲獎的消息傳開，法國人民自然歡欣鼓舞，但薩特心裡卻並不是滋味。隨後，他即刻起草了一份致瑞典媒體記者的聲明，於當年10月22日由薩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爾摩代為宣讀，後來這份聲明被翻譯成英文發表在《紐約書評》上。

對於拒絕將作家這一身份轉變為機構的態度，他認為文化戰線的會談應該來自於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絕非機構之間：

他在這封公開信裡十分明確地寫道：

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薩特，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特，這絕不是一回事。

拒領諾貝爾獎，自然讓薩特在一時間成為了媒體討論的焦點。

大家似乎都在紛紛猜測他拒領獎背後的原因，有人說這是為了出風頭製造輿論，有人則說他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清高，也有人把鍋推到波伏娃身上。

但實際上，如果真正了解薩特的哲學理念與態度，大概就不會對他拒領諾獎這一舉動感到如此詫異。

在信中，他對“自由”一詞解釋：

瑞典文學院在給我授獎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這是一個能引起眾多解釋的詞語。在西方，人們理解的僅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卻是一種更為具體的自由，是有權力擁有不止一雙鞋並且有權力吃飽飯的自由。

薩特也認為，榮譽機制意味著等級制度，讓文學被規定、安排在某一種制度之中，而如果我們把文學變成一種等級的存在，那對薩特來說所謂榮譽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所以，這是他拒絕諾貝爾獎的原因，也是他拒絕一切榮譽的原因。

在波伏娃的《薩特傳》裡，或許有這麽一段話可以很好的概括薩特的想法：

按一種等級制度的次序來安排文學的整個觀念是一種反對文學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適合於想把一切都變成自己體系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社會。等級制度毀滅人們的個人價值。超出或低於這種個人價值都是荒謬的。這是我拒絕諾貝爾獎的原因，因為我一點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當。我非常喜歡海明威，我個人也認識他，我在古巴同他見過面。但我完全沒有想過我跟他名次相當或在對他的關係中應該排在何種名次上。這種想法我認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對於薩特拒領諾貝爾獎所表現出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都表示支持，認為這是一種氣度不凡的舉動。他們甚至認為，按照薩特的觀念與態度，如果他接受了獎項，反而會讓他們大失所望。

而或許我們也可在這份聲明裡，重見薩特字裡行間的自我獨立性與自由性，他不僅是一個哲學家，也在終身踐行著自己的哲學理論——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人是自己行動唯一的指令者，人在自由選擇裡，創造著自己的本質。

附：信件原文

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

薩特寫給瑞典媒體記者

1964年10月22日

我很遺憾這是一件頗招非議的事情：獎金被決定授予我，而我卻拒絕了。原因僅僅在於我沒有更早地知道這件事的醞釀。我在10月15日《費加羅文學報》上讀到該報駐瑞典記者發回的一條消息，說瑞典文學院可能把獎金頒發給我，不過事情還沒決定。這時我就想，我只要寫一封信給瑞典文學院，我就能改變這件事情，以後便不會再有人提到我了。我第二天就把信發了。

那時我並不知道頒發諾貝爾獎是不征求受獎者的意見的。我還認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時的。但我並不知道，一旦瑞典文學院作出了決定，它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絕該獎的理由並不涉及瑞典文學院，也不涉及諾貝爾獎本身，正如我在給瑞典文學院的信中說明的那樣。我在信中提到了兩種理由，即個人的理由與客觀的理由。

個人方面的理由如下：

我的拒絕並非是一個倉促的行動，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如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有人就提議給我頒發榮譽勳位勳章，我拒絕了，儘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門任職。同樣，我也從未想進法蘭西學院，雖然我的一些朋友這樣向我建議。

這種態度來自我對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薩特，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特，這絕不是一回事。

接受這類榮譽的作家，他會把授予他榮譽稱號的團體或機構也牽涉進去：我對委內瑞拉遊擊隊抱同情態度，這件事隻關係到我，但如果諾貝爾獎得主薩特支持委內瑞拉的抵抗運動，那麽他就會把作為機構的所有諾貝爾獎得主牽連進去。

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這種態度完全是我個人的，絲毫沒有指責以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意思。我對其中一些獲獎者非常尊敬和讚賞，我以認識他們而感到榮幸。

我的客觀理由是這樣的：

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鬥爭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的共存而進行的鬥爭。我並不是說，雙方應該相互擁抱，我清楚地知道，兩種文化之間的對抗必然以衝突的形式存在，但這種衝突應該在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進行，而無須機構的參與。

我個人深切地感受到兩種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著這些矛盾。我的同情無疑趨向於社會主義，也就是趨向於東方集團，但我卻出生於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在資產階級的文化中長大。這使我能夠與一切願意使這兩種文化衝突互相靠攏的人士合作共事。不過，我當然希望社會主義能取勝。

所以我不能接受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高級文化機構授予的任何榮譽，那怕是我完全理解這些機構的存在。我很清楚，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有些事情恐怕並不是瑞典文學院的成員所能決定的。

所以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諾貝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譬如，南美一位偉大的詩人聶魯達就沒有獲得這項榮譽，此外人們也從來沒有嚴肅地對待過阿拉貢，而他卻是應該獲得這一榮譽的。

瑞典文學院在給我授獎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這是一個能引起眾多解釋的詞語。在西方，人們理解的僅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卻是一種更為具體的自由，是有權力擁有不止一雙鞋並且有權力吃飽飯的自由。

最後我再談一下錢的問題。文學院在饋贈獲獎者一筆巨款的時候，它也同時把某種非常沉重的東西放到了獲獎者的肩上，這個問題使我很為難。或者接受這筆獎金，用這筆錢去支持我所認為的重要組織或運動，就我來說，我想到了倫敦的南非種族隔離委員會。如果因為一般的原則而謝絕這筆獎金，這樣我就剝奪了該運動可能需要的資助。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顯然我拒絕這筆二十五萬克朗的獎金是因為我不願被機構化，人們也不能為了二十五萬克朗的獎金而要求我放棄原則，須知這些原則並不僅僅是你們的，而且也是你們所有的同伴所讚同的。正是這一點，使我無論對獎金的饋贈還是對我不得不作出的拒絕都感到十分為難。

最後，我謹向瑞典公眾表示我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