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真正的生活是不受拘束的

她現在不願對世界上任何人說長道短，說他們這樣或那樣。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輕；同時又說不出的蒼老。她像把刀子穿透一切事物；同時又是個局外的旁觀者。在她看著計程車的時候，總有一種自己是遠遠地、遠遠地獨自在海上的感覺；她始終感到活在世上，即使是一天，也充滿了許多危險。

——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

到燈塔去，達洛維夫人

文 | 王家湘　

一九八八年，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馬爾科姆·布拉德伯裡對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二十世紀文學中的貢獻作了如下的評論：

她全部創作之豐富和成就之巨大——不僅是九部小說、女性主義文章、書籍評論和羅傑·弗萊伊傳，而且還有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日記以及書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她去世後出版的，現在還不斷出版——使她一度曾被指責為狹隘的作品變得越來越成為她的時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現代藝術思想的精髓。

這段話可以說概括了伍爾夫在文學上的成就。從她一九一五年發表《遠航》以來，讀者和評論界對她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主要認為她是一個反傳統的先鋒派作家，以意識流手法和創作技巧上的創新見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心理傳記派、心理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文論派、女性主義評論家、從作品的社會政治性進行分析的研究者、從現代主義創作手法入手的分析家已經用今天存在的一切文學理論從一切角度對伍爾夫的作品進行了全面的詮釋，為讀者深入了解這些難懂的作品提供了方便。

伍爾夫認為，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進行創作不能捕捉住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現實是變動不已的、未知的、不受拘束的、像一個明亮的光輪般的人的精神世界。她的全部創作活動就是探索一種手段，以求最好地表達她所理解的這種生活，這種真正的現實出於對生活和現實的這種獨特理解，她自然認為傳統的創作方法只能反映事物的外部，反映不了事物複雜多變的本質。她認為作家必須站在作品中不同人物各自的立場上去觀察、傾聽、思考，把所得到的印象、情緒、心境、氛圍重新組織，再現出生活與現實的精神和實質。伍爾夫從個人的感受出發探索生活的價值，這使得她的作品帶上了強烈的內向性。她逐漸發展了一種靈活多變的、印象主義的、重表現思維不重表現行動的創作風格。

弗吉尼亞·伍爾夫

這次翻譯出版的伍爾夫的三部作品《雅各布之屋》《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充分反映了她作品的特點。這三部都是意識流小說，如果說還有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情節的話，那麽情節也是簡單得一句話就可以說完。例如，《達洛維夫人》寫的是一九一九年夏季某天，達洛維夫人早上出門為晚宴購物到晚宴結束的一天的生活，這無論是在吸引讀者去讀這本書或幫助讀者去理解這部作品上都沒有什麽意義。那麽，這是三部怎樣的作品，我們應怎樣閱讀它們呢？

《雅各布之屋》是伍爾夫所寫的第三部小說。在此之前發表的《遠航》和《夜與日》是用較為傳統的創作手法寫的。《雅各布之屋》是伍爾夫第一部開始採用意識流手法的實驗作品。她不顧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在描寫事物時如電影中鏡頭般迅速化出化入，貫穿整個作品的是作者的觀察和思索。伍爾夫不斷變化敘述的角度，甚至創造了一些主要作用只是為了敘述他們對雅各布的印象的人物。雅各布的一生，從童年到離家去劍橋大學讀書，到在倫敦有自己房間的獨立生活，到他短暫的法國和希臘之行，以及最後在戰爭中陣亡，都是通過他留在親友心目中的各種不同印象，以及他的內心活動反映出來的。他一生留下的具體的、可觸摸的痕跡只有他在倫敦獨自生活時所住的那個房間，裡面有他的私人用品，這些遺物又在認識他的人的心中激起對他的回憶。讀者在閱讀時感到仿佛在翻閱主人公的一本相冊，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幕幕生活的橫斷面，沒有引言、沒有結語，始終捕捉不住人物的性格和特點，使人感到一種朦朧的神秘。作者在環境的描寫中往往蘊涵著象徵意義，往往用評論點出寓意，用人物對事物的觀察表現主題。一些評論家指出，在這樣一部散文詩般優美卻又含義晦澀的作品中，伍爾夫充分寫出了她對戰爭的反感。作品中充滿了對英國教育文化結構的辛辣抨擊，它使年輕人充滿了尚武思想，變成心甘情願的戰爭犧牲品；揭示了古老的所謂知識至上的最高學府如何生產著一代又一代傲視眾生的、權力和特權的接班人。

《雅各布之屋》

弗吉尼亞·伍爾夫　著

王家湘　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5年5月

《達洛維夫人》的結構框架是女主人公克拉麗莎生活中的一天，這一天的主要活動是達洛維夫人在家中舉行的晚會。但是讀者面前展現的遠不止她一天的所作所為，而是她的一生、她的性格和她和家人、朋友的關係。三十多年前的舊情人彼德的出現勾起了她對自己少女時代的回憶，眼前的事物使她思索自己目前的處境、老年的來臨帶來的對死亡的恐懼、客人的到來引起的對人際恩怨的回顧。除了克拉麗莎外，作者對彼德和在戰爭刺激下精神失常而自殺的塞普蒂默斯的內心世界也作了深層次的探索。通過每個人物的回憶、聯想、希望、幻滅，作者超越了時空的限制，進出於人物的內心世界。伍爾夫時而停留在某個人物身上，隨著人物的意識活動在時間上任意前後跳躍；時而停留在時間的一點上，從一個人物跳躍到另一個人物身上，展示出在同一時間不同太空人物的不同活動和思想。當作者探索一個人物的內心活動時，往往不時用各種方式暗示是誰的內心活動，以免讀者在人物自由聯想的過程中失去了線索；而當她的筆要從一個人物轉到另一個人物身上時，她往往用倫敦大本鍾報時的鍾聲先把讀者帶回現實之中，然後再轉到另一個人的意識中去。在對人物紛繁的意識的表現中，讀者能夠感覺到一條貫穿其中的主線，那就是作者對當時英國統治階級的審視。她活靈活現地寫出了統治階級的愚昧，充滿了粗暴的男性至上觀念和對王室及帝國的盲目崇拜和效忠。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使一些受害者絕望自殺，另一些尋求安逸，放棄了追求。

《達洛維夫人》

弗吉尼亞·伍爾夫　著

王家湘　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5年5月

《到燈塔去》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窗”描寫的是拉姆齊教授一家和幾個朋友在海濱度假生活中一個下午和晚上，中心是晚餐。第二部分“歲月流逝”用淡淡的幾個鏡頭和回憶，展現了這所別墅因主人在戰時無瑕來度假而逐漸破敗下來，而在此期間，拉姆齊家中夫人及長女先後死去，長子也在戰爭中陣亡。第三部分“燈塔”講的是十年以後拉姆齊先生和小兒子詹姆士、女兒卡姆乘小船去到了燈塔，實現了十年前詹姆士的願望；畫家莉莉·布裡斯科終於完成了十年前開始而因找不到感覺停頓下來的那幅拉姆齊夫人和小詹姆士的畫。

表面看來，這部小說就像有錢有閑的中產階級的懶散的消夏生活，充滿了沒有起點也沒有結尾的社交閑談，人們對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反映，以及由此而生的聯想。沒有驚人的事件，沒有太多的活動，平平談談。所反映的生活現實，用小說中不止一次出現的譬喻來形容，很像坐在一列疾駛的火車中的人向窗外看去時的感覺，他看見人群、景物在窗外閃過，目光刹那間停留在某處，似乎感到看見了什麽，但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是伍爾夫心目中的現實和生活，即一個籠罩著我們的半透明的外殼。小說中的情節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如莉莉作畫，到燈塔去等，但象徵的究竟是什麽，亦即小說反映的主題思想是什麽，評論家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阿諾德·凱特爾在《英國小說導論》中提到伍爾夫這部作品時說，“要想恰當地說出《到燈塔去》表現的是什麽是極其困難的。許多評論家使用了‘象徵’這個字眼，但看來在究竟象徵著什麽上，他們之間極少有共同看法。”

《到燈塔去》

弗吉尼亞·伍爾夫　著

王家湘　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5年5月

以燈塔為例。戴維·戴希斯在分析了小說的各個方面之後認為，燈塔“既是個獨特的存在，又是不斷變化中的歷史的一個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到達燈塔意味著和自我以外的真實世界接觸，放棄自我的獨特性，接受客觀的現實。”A.D.穆迪則認為，拉姆齊夫婦對現實的不同理解在燈塔身上達到了一致；一方面燈塔是建立在光禿的岩石上的堅實的物質存在，這代表拉姆齊先生的理性和物質的現實；另一方面從燈塔內發出的閃光象徵著拉姆齊夫人所代表的精神的現實，這是生活的本質。作者在這部小說中確實是通過拉姆齊夫婦表現了兩種現實觀。而且力圖尋求二者結合的可能。伍爾夫本人是重視物質現實在人的內心和精神上的反映的。

對伍爾夫作品的認識和理解，從評論界到讀者都有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她的作品開始出現後，一直受到評論界的關注。前面已經提到，早期評論界主要對她的現代派手法感興趣。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對伍爾夫的研究進入了多角度的審視階段，這與昆廷·貝爾（Quentin Bell）於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伍爾夫的傳記有直接關係。貝爾不僅了解伍爾夫，而且大量利用了伍爾夫從未發表過的私人材料。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隨著伍爾夫日記的編輯出版（1977—1984，五卷集）和七卷書信集的出版，特別是在伍爾夫的丈夫萊昂納德於一九六九年去世後，在夫婦二人留下的材料中發現了伍爾夫許多生平回憶片段，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她去世前不久寫的關於個人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回憶《回憶隨筆》（Sketch of the Past），後為匯編成集，這就是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頓悟時刻》（Moments of Being）。同時，她的許多小說的初稿被陸續出版。她生前匿名在《泰晤士報文藝增刊》上發表的文章，經過研究者的查證匯編成六卷《弗吉尼亞·伍爾夫文集》。一九九○年，米切爾·李斯卡（Mitchell Leaska）編輯出版了伍爾夫一八九七到一九○七年的日記及文章集《熾烈的藝徙》（A Passionate Apprentice）。在她逝世五十年後，她的文集全部出齊。這大量“新作”的通現，將伍爾夫的研究推入了高潮。各路評論家都在伍爾夫的研究上大顯身手。

伍爾夫與萊昂納德，1912年結婚那年的合影

心理傳記派評論家如魚得水。如梅法姆（John Mepham）在《弗吉尼亞·伍爾夫：文學生平》（Virginia Woolf:A Literary Life）中強調她創作的創新試驗，認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一種不同的技巧和形式的創新，而她的每一個嘗試都是為了尋找一種反映意識和生活的新方法。她整個的創作生涯是一系列企圖解釋生活的永無窮盡的努力。他認為伍爾夫受到自己性格的不同方面、自己的不同信念和不同功力的影響和驅使，因此會時而重墨於人物的內心世界，時而描繪使人物處於特定心態中的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她本人是重重矛盾的混合體，體現在作品中就要構成了這樣一些特點的共存：既不切實際又物質主義，既有神秘主義又有政治性，既是詩人又是社會批評家，既重事實又重幻想。

有的評論家則從社會政治角度分析她的作品，如亞歷克斯·茲沃德林（Alex Zwerdling）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和現實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一書中，向認為伍爾夫的作品沒有政治性、不關心社會問題的觀點提出挑戰。（伍爾夫的丈夫萊昂納德評價妻子是“自亞裡斯多德創造了‘政治動物’一詞以來最不具有此特點的人”，這對早期的伍爾夫評論家有很大的影響。）茲沃德林認為伍爾夫一生對社會權力結構和運作極感興趣，並受到挑戰及改革這個權力關係的願望驅使，是位社會批評家和改革者。她相信人的個體經歷是在社會現實中形成的，她力圖在作品中反映這一形成的過程。不僅是她的女權主義的文章中有強烈的社會性，茲沃德林認為她所有的小說都具有這個特點，而對她本人心理的探究和對她作品中人物主觀意識流動的超常興趣使人們忽略了她作品中這方面的豐富內容。在茲沃德林之前，美國女權主義評論家就已指出，伍爾夫畢生都是個男權社會的批評者，因此茲沃德林並不是第一個提出伍爾夫是個社會批評者的人，但是儘管茲沃德林同意羅斯(P.Rose)在《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生平》（Woman of letters:A Life of Virginia Woolf,1978）中的觀點，即認為伍爾夫感情和思想的核心是她的女權主義觀念，他指出伍爾夫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決不是性別歧視所能夠涵蓋的。他在書中詳細分析了伍爾夫作品中的社會內容，研究她創作每一部作品時的社會歷史特點，他認為不如此則無法理解作品的真正意義。茲沃德林對伍爾夫對待階級和財富的態度也做了很有見地的分析：伍爾夫和她圈子裡的朋友——如布魯姆斯伯裡的成員——認為有錢的精英家庭所起的重要社會作用是提供知識貴族、負有繼承並推進社會文明美德的責任(如對美的敏感、重視精神享受和友誼)。一戰後工人運動的發展和中產階級務實觀念的流行大大衝擊了知識貴族們的理念和自負，造成伍爾夫精神上的不安、混亂和絕望。

弗吉尼亞·伍爾夫

馬克思義評論家對伍爾夫的階級態度的分析評論集中在《達洛維夫人》上。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威廉·燕樸遜(Willtam Empson)的《作為政治諷刺文學的“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 as a Political Satire，1932）。燕樸遜認為伍爾夫對統治階層和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人都有著一定的同情，表現在對達洛維夫人晚會上的權貴既諷刺又羨慕的描述上。到一九七○年，特裡·伊格爾頓在《流放與逃亡：現代文學研究》（Exiles and Emigres：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論點，他認為作者通過彼德·沃爾什這個人物反映了對社會的批評，但同時又把他表現成一個乖僻的人。小說對英國上層階級的生活和社會習俗既批評又支持。伊格爾頓分析伍爾夫既意識到階級存在的問題，又保有上層階級的文化貴族的精神追求，因此不可能對社會問題持明確的批判態度。她所代表的是這樣的一個階層：它一方面偏離統治階級的價值觀，但又依附於它，以保持自己有錢有閑的精神貴族的生活。在她的小說中也必然會反映出這種和上層階級既有偏離又有認同的特點。霍桑（J.I lawtborn）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異化的研究》（Vingina Woolf’s“MrsDalloway”：A Study in Alienation）中指出，作者對外部世界特別是她圈子以外人們的勞動和生活的了解是片面的，因此雖然有時能看到社會弊端，卻無法為她身處矛盾中的人物找到出路。

對伍爾夫作品的評價決不是一篇序言能夠做到的。筆者只希望，讀者在讀了這篇短文後，能夠充分利用作者給我們留下的巨大的賞析太空，去欣賞這位重要的英國女作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

伍爾夫作品的魅力正在於它們為讀者留下了巨大的賞析太空。